Daily Archives: 08/06/2007

12.7.19.00Opening Dolun rd. Modern Art Museum

  《明镜》竖立了封面设计艺术的另一块镜子,在它的红框之内,容纳了一种德国式严肃幽默和思考。     德国人显然不是特别会幽默的民族,但也许不包括以下这个笑话:一个普鲁士人、一个巴伐利亚人和一个斯韦比人坐在一起喝啤酒。每人的杯子里都落进了一只苍蝇。普鲁士人连酒带苍蝇一同泼掉,重新要了一杯。巴伐利亚人用手指把苍蝇拈了出来,照喝不误。而斯韦比人把苍蝇拎出来后,逼它把喝下来的酒吐出来。   社会学者斯提芬·齐德尼茨认为德国人的幽默“风格尖刻辛辣,而且充满讽刺意味就是猛踢一脚,再狠剜一刀。”这样的感觉,一如我对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封面插图的观感。  《明镜的艺术》一书便为这本1947年创刊的杂志横跨50年的封面插图艺术做了一次宏大的回顾。它更是一次插图艺术展览,2004年在德国、美国巡展了一遍。在我们对《纽约客》、《时代》周刊的封面熟知的同时,《明镜》竖立了封面设计艺术的另一块镜子,在它的红框之内,容纳了一种德国式严肃幽默和思考。我实在欣赏在杂志封面上使用插图的传媒艺术形式,一方面,它在高浓缩中完成最具爆破性的传播力,维系着杂志媒体的最宝贵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对插图师来说,他们的画作进入《明镜》这样具有舆论影响力的杂志的红框内成为至高无上的创作荣耀。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明镜》约集全球最优秀的插图师一起塑造了这本杂志的形象。”执行主编斯提芬·奥斯特(Stefan Aust)说,“在封面上,一个插图能带来出神入化、夸张、加法的效果,如果需要,甚至是讽刺。”  《纽约时报书评》美术总监斯蒂芬·海勒(Steven Heller)曾对《明镜》2003年出版的一期封面印象深刻。封面是一张把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描绘成兰博形象,浑身肌肉,腰贯弹药,手持冲锋枪,带领着他的内阁团队的“威武形象”。《明镜》冒着会引发德美外交风波的风险出版了这个封面。结果却出人意表,这个兰博布什的封面并没有触怒美国政府官员,相反地,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为此着迷,纷纷为他们的朋友寄送封面拷贝。  这种政治漫画显然已成为《明镜》最尖刻而的传播武器,同时也是销售武器:一些插图方式的封面能带来该期的热卖,比如那期描述了一个小男孩趾高气扬地让他的母亲跪下来为他绑鞋带的封面(2000年第33期),结果成为全年销售冠军的一期。  极富想像力的封面元素层出不穷:“莫斯科任务”一期(1987),把德国时任总统画成人脸鹰身;拯救了布鲁塞尔的小男孩在欧盟旗前撒尿(1999),被用于表现欧盟面临的改革危险。“格言中认为的:看懂一本书不能只靠看封面,但这对新闻杂志来说并不适用。相反地,一本杂志需要被人挑中带走。封面插图必须能让潜在读者能产生这样的认同:杂志里面的内容和插图一样扎实、适合、特定而有趣。”艺术批评家华特(Walter Grasskamp)认为太多东西依赖于封面了。  尽管是一本老牌的德国杂志,他在封面艺术领域却坚持了国际化运作的思路。运作始自1956年,与《时代》周刊有着共同的创作渊源,首个为《明镜》作图的Boris Artzybasheff,便曾为《时代》效力超过24年。  在菲林照片和数码照片的时代,插图艺术更显得是手工作坊的遗留工艺。在技法上,尽管也会选用的电脑CG制作的作品,但《明镜》也许是世界上最不介意在他们的封面上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油画古老质感的现代杂志。于是,他们的杂志封面常常凝聚了一层让人难以抹去的厚实时光。毫不夸张地,《明镜》的封面风格便是:史诗感。  德国人对事情的严谨与对事情的深刻思考的民族品性也许是让《明镜》在封面插图艺术能维系长达半个世纪的内在原因。因为即便是《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运用插图艺术的频率也越来越低,  在2004年,《时代》有11个封面采用了插图,而《明镜》是23个。2004年底发生的印度洋海啸事件,毫无准备的《时代》的封面是大量的黑色,中央摆放一张遇难者的现场照片,《明镜》则选用了一张地球的插图设计,地球转到印度洋位置,上面风云变幻。  有怪异财富指南书以《像艺术家一样思考》,号召在理性之外更该增加艺术家的思维模式。而在杂志业领域,在这个速食年代,值得号召像《明镜》一样思考,理性报道加以艺术家的幽默思维。他们的杂志的流程系统仍然更像是手工作坊,但这些手工活却是杂志作为一个媒体形式存在的命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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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打了个漂亮的擦边球

  两会前夕,《炎黄春秋》杂志刊出了谢韬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以下简称“谢文”),为“修正主义”翻案,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刊物的半官方性质及时机的敏感性,引发了不少人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期盼。 这种观点鲜明、针对性强烈的文章在大陆媒体公开刊出,确实是一异事。谢文的独到之处在于:从根本上颠覆了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出原来屡遭痛批、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修正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正宗;从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或精髓,是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 这种颠覆主要建立在两个文献依据上。一是马克思晚年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股份制的肯定,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从而从经济角度肯定了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二是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道路的反思:“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从政治角度肯定了“修正主义道路”。从这两种观点依据出发,谢文将马恩在早期经典著作中(尤其是《共产党宣言》中)热烈倡导和坚持的“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暴力革命等等主张,视为年轻人不成熟的乌托邦冲动,认为晚年马恩才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种说法无疑能够站得住脚:推崇马恩的人绝不可能相信,20多岁时的马恩比之晚年马恩更接近真理。 完成这种颠覆后,民主社会主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以此解读历史,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实践不但没有失败,反而还越来越大行其道的喜人结论:自上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一些制度政策上纷纷向民主社会主义靠拢;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相政,欧盟15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主义的火焰不但没有黯淡,反而越来越高涨。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邓小平建立改革合法性的著名命题来衡量,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这一结论无可辩驳。邓小平改革也完全可以用由列宁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来获得体制内话语的完满解释,而不必担心被指责为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无庸置疑,中国已经发生了的改变,都是朝向民主社会主义方向的;现状中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差距,是早就存在的,而不是改革带来的。中国改革要贴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标签,只需要再做一件事:承认民主化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这一步至少在口头上早已迈出,尽管在行动上还很难迈出。 谢文以瑞典为模型,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概括为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 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等4项特征。这当然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符。即使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也只是把股份制视为“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他念念不忘“生产资料由全体劳动者共有”的终极目标。谢文将马克思的这种理论执着,归结为源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他巧妙地引用恩格斯晚年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的谈话,解构了这种执着:“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为了给上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寻找理论根基,谢文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 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总体说来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的发展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因此: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这个杠杆有个合理的“度”,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 社会就失去活力和前进的动力;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 “度”;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谢文的这一大段论证,不仅仅是理论自洽的需要,更是回应近些年改革争论中左翼一方的声音。显然,关于“矛盾统一体”和“度”的说法,符合马克思所珍爱的辩证法逻辑;反之,一些激进的左派,包括早年马克思,在目标确定上都偏离了辩证法的精神——实际上,作为一件结构主义的精品,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真正将辩证法进行到底。 除回应左翼外,谢文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赋予其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的正当性,他也确实做到了这点。谢文以无可质疑的正当性消解了可行性问题:民主不仅仅是人的基本权力,而且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也可以成为工人阶级争取和保护自我利益、制衡资产阶级、促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那么,声称“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再无自己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不实行民主呢?当代中国没有民主制约的公权力蜕变成了具有自我利益的官僚阶级,似乎更印证了共产党执政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性:民主制度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帮助工人阶级制衡资产阶级,当然也能够在共产党国家帮助民众制衡官僚阶级。 上述政治民主化的理由已经十分充分,但正因为理由充分,所以不可能被当局接受。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必须启动政治民主化,至少必须开出政治改革的时间表。但无论从政治稳定的公共利益出发,还是从维护政权的私利出发,当局都不可能在近期内实行民主化,也不可能开出可能使民主化过程脱出自己掌控的时间表。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声音在高歌一曲后,注定只能重归平静;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改革的前奏,而只说明《炎黄春秋》敏锐地抓住了当局“打右灯,向左转”的空档,打了个漂亮的擦边球。 此球之打得漂亮,不在于能够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政治变化,而是在正统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政治民主化的道统正当性。除非否定改革,象一些左翼主张的那样退回到改革以前,否则官方已无法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否认政治民主化的正当性;启动再多的“理论创新”工程也无济于事,因为无法对照于改革的现状。即使强制“不争论”,强制只能按照官方钦定的视角来“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阻止党内对于这种具有高度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又不违背马克思主义道统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心认同。 因此,可以说谢文一出,政治民主化在党内的思想基础即已奠定,只待其它方面的条件瓜熟蒂落。但是,思想争论的硝烟并未就此散尽——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之内,政治民主化的正当性已经无可辩驳,但在此话语体系之外,政治民主化并非无可置疑。民主社会主义至少还要面对3个问题:1,在瑞典那种发达小国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能够行得通吗?2,苏东剧变是否是朝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变革?如果是,那样一种动荡与衰退,是大国转型之必然,还是可以避免?3,中俄道路,究竟孰优孰劣? 综而言之,即民主社会主义在不同条件下的有效性问题与在中国现行条件下的可操作性问题。其中有的问题的答案,需要时间来验证。因此,思想争论还将无有穷时。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心很难拒绝政治民主化,但实用主义者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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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原文最初为一篇书序:《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  20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全属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 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 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21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6%。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 “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 “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1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更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2005年10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我以为这是27年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一部书稿。这书稿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二)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部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便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凭借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曾经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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