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1820年 ，中国的总产出（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 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

由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著名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提出的这组数据，常使我们的中国史读者感到吃惊。

不是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各级历史教科书，总在反复地告诉读者，“落后是要挨打的”。所谓挨打，当然是指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其后又加上日本）的武装侵略，开其端的就是1840年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中外学者已有众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读。中世纪中国向来有崇圣拜经的传统。满清诸帝都好自命“今圣”。雍正、乾隆尤其警惕人们非议时弊，一概斥作“狂吠”。于是百年社会基本稳定，造就的经济繁荣，反而成为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的屏风。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越发剧烈。乾隆生前已出现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莲教造反，他刚死又因满洲权贵内閧而闹出“和审案”，正是映照“盛世”实相的两面。

所以，倘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挨打，并不合乎历史实相。

第一， 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仍居世界第一，便是证明。

第二， 当时中国对外并不封闭。正如经济史家全汉升等早已指出，中国是贫银国，但由明英宗正统元年到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实行银主币制达五百年，那源源不断由日本、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渠道就在对外贸易。一个反例，就是康熙为对付台湾郑氏政权而实行“禁海”，立即导致全国银荒，通货急剧膨胀，而一旦征服台湾，撤消海禁，银贵铜贱现象迅即消失。

第三， 且不说汉唐，夹在蒙元、满清两大世界级帝国中间的明朝，疆域囿于长城以内，但初期有郑和七下西洋，晚期又有徐光启等南国士绅欢迎利玛窦、艾儒略等入华，彰显中国有识之士世界意识的觉醒，便反证所谓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才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说法是如何违背历史。

第四， 既使单看逻辑，所谓鸦片战争是因中国“落后”才挨打的说法也不通。英国不是首先觊觎中国的海盗，在他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不断从海上入侵中国，那都是因中国“一穷二白”吗？不然，恰好是因为中国比欧洲富。哥伦布相信地圆说，为突破葡萄牙人的限制，以为向西航行便能抵达中国这个“黄金之国”，不想误打误撞“发现新大陆”，就是显例。打个比方，有强盗要劫掠，面对一家穷的家徒四壁，另一家却富得流油，他要冒惊涛骇浪越洋抱掠，岂会弃富择穷，嫌贫爱富？

第五， 前引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对于清英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未必完整。比如没有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决定强迫印度孟加拉农民种植罂粟，用鸦片走私方式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结果造成中国白银外流，却危害了英国乃至西欧的对华商品贸易。这在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等文中早有深刻揭露，而麦迪森却置之度外 。

第六， 不过，由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整合的数据与分析，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即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却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迅速沦为“东亚病夫”，成为欧美乃至后起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个中的历史原因，不正由于当时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所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