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08

为中欧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中欧首次经贸高层对话今天将在北京召开,这是中欧经贸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近年来,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中国也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007年,中欧贸易额3562亿美元,同比增长27%。今年一季度中欧贸易额939亿美元,同比增长24.7%。中国从欧盟共引进技术2.7万项,合同金额1123亿美元。欧盟企业对华投资近540亿美元,已有近2.7万家欧盟企业在中国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不仅自身扩大了发展空间,而且也为中国的繁荣作出了贡献。据统计,2006年,欧盟企业在中国的销售及出口额达134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开始到欧盟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与人员就业。中欧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市场,都为对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中欧经贸合作是一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欧盟的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有极强的竞争力;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有一定的竞争优势。配合欧盟产业调整和升级,中国提供了许多欧盟已经不再生产或准备退出的产品。这种互补和合作有助于欧盟全力发展高端产业,继续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市场对欧盟产品的需求也十分旺盛,2007年中国从欧盟进口1110亿美元,增长了22.4%,比从美、日进口增速高6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中国从欧盟进口近300亿美元,增长了25.6%。据测算,这相当于给欧盟增加220多万个就业机会。在全球通胀、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不仅有助于繁荣欧盟市场,而且有助于防止通胀、改善欧盟民众生活。中国的服务贸易对欧盟更是商机无限,著名的北京奥运会鸟巢体育馆、中国国家大剧院和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都有来自欧盟的设计和技术。 在中欧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扩大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是贸易摩擦,需要中欧双方共同努力,积极应对:一是竞争带来了压力,随着中国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上逐渐从低端向中高端移动,难免会增加欧盟企业的竞争压力。同样,中国市场的开放,大量欧盟高端产品的涌进,也会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压力,这需要双方都以开放的心态来应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二是深化合作的问题,比如贸易、投资转移带来的贸易不平衡、以及知识产权和技术出口等问题。三是未来面临的挑战,包括能源资源、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国际经济风险的应对等。正如欧方有许多关切一样,中方也面临很多难题:中国企业在欧盟迟迟得不到市场经济地位、受到种种歧视性待遇;欧盟对中国纺织品、钢铁等产品频发反倾销调查,制定专门针对中国的特保条款;对中国科技出口实行严厉限制;对中国企业赴欧参展在签证、展位和知识产权方面不公正对待等等。对此,我们主张双方都应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以公平和合作的精神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的举行,为中欧挖掘合作潜力、解决面临问题、拓宽合作领域提供了新的途径、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坚信,只要中欧双方立足于“增加互信、扩大合作、突出重点、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入探讨涉及中欧经贸关系的战略性、前瞻性和规划性问题,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层面谋划未来,就一定能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让我们坚持开放与合作,在开放中实现发展,在合作中追求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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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之祸

中国人每天把一船又一船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运到外国,换回来大量美钞。这些美钞正在高速贬值。不夸张地说,五年贬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这种贬值是没有尽头的。   美国政府每次用印钞票的办法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就等于把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手上持有的美元储备不断稀释、摊薄和贬值。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仅可以向美国的民众征收“通货膨胀税”,而且可以向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征收同样的税。中国人空谈“国家的经济主权”,而这就是美国政府对那些持有美元作外汇储备的国家所行使的经济主权。   如果中国人手上持有少量的美元,那么我们很容易抛售美元,逃避美国政府的“通货膨胀税”以及对我们所行使的“经济主权”。但是当我们手上持有1万亿美元或更多的外汇储备时,我们就只能服服帖帖就范。我们卖美元就会把美元的汇率打得更低,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乖乖地承担了为美元 “护盘”的角色。 打个比方,如果某个庄家持有某股票的量很大,他想出货的话,这只股票可就惨了。他能不能在短期内把货出尽呢?当他出了三分之一的时候,这只股票可能就跌了一大半,他手上剩下的另外三分之二就出不去了,或者大大缩水了。 我们的先人很明白印钞票的权利就是征税权这个道理,并且发明了一个词,叫“铸币税”。这是经济主权的最高象征。可是,今天的国人好像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几十年来很喜欢吹嘘我们的外汇储备以这样那样的速度在增长,并且在世界上排第几名,如此之类。我想问,拱手向华盛顿交税,并且越交越多,有什么好吹嘘的呢? 重商主义从来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派或思潮,它就像迷信一样,一直毒害着全世界,特别是亚洲人。究竟为什么亚洲人受害最深,我也不明白,不过你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世界上最愿意向华盛顿交纳“铸币税”的基本上都是亚洲人——日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心,或者有传统的“岛民心态”?这可能有待社会学家去解答。 我们搞招商引资,给予出口企业无数的优惠和奖励,而内销企业就没面子、没地位、没优惠;我们的土地和河流被严重污染,我们的民工兄弟在血汗工厂挣扎;我们从巴西和澳大利亚把矿石运来,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黄土地变成黑土地——难道这些就是为了积累那些正在溶化和缩水的外汇储备吗? 现在不少国人似乎明白了外汇储备堆积如山是个大麻烦。但解决方案呢?出国去买资产和买公司。可是闭关锁国许多年之后,有多少中国人对国际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有经验呢?多摔些跤,多交点学费没有关系。关键是要创造出一种政治制度和开放的心态,让所有中国人都把世界装在心中,而不是只考虑一个封闭的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熟悉国际大竞争的游戏规则,英雄豪杰才能涌现。 我们现在的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心态,使得我们大量的官员、博导、专家和董事长们除出国考察、旅游外,不敢出国门作生意,因为他们对外界太不了解,两眼一摸黑。很多人思考世界问题的方式之可笑,比“座山雕”和其他占山为王的土寨主开通不了多少。 现在出国买资产和买公司还有另外一个麻烦:美元的贬值(以及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扩张)已经把巴西的矿山和澳大利亚的码头的价格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的美元储备可能买不了多少资产,它的购买力已经贬值了。   亚洲金融危机的真正教训是政府腐败,外债太多,以及政府把汇率控制在不切实际的水平上。我们中国人却从中学到了错误的教训。我们错误地认为,为了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重演,应该把国门紧闭,吊桥高挂,多出口,少进口,外汇储备越多越好,汇率放松有害,资本流动有害。今天,我们在外汇储备上的损失远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对泰国、印尼和韩国的重创。区别在于,我们的损失是暗伤和内伤,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是“皮开肉绽”。 重商主义在中国的病症很多,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让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开银行,就是牺牲国家利益;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谈判中,对进口施加任何限制都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人民币只能允许在国内流通,否则就容易导致另一个金融危机;让外国人来中国投资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恩惠;他们赚钱就等于中国亏钱;中国永远不能让外国人随便炒A股,否则A股就要失控;中国人的消费需要政府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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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Wolf

THE RESCUE OF BEAR STEARNS MARKS LIBERALISATION’S LIMIT   Remember Friday March 14 2008: it was the day the dream of global free- market capitalism died. For three decades we have moved towards market-driven financial systems. By its decision to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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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撰文谈中国能源问题

中国将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建成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和供应体系,已卸任将近5年的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其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透露了一个宏大目标,以“满足十几亿人民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 此篇题为《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Reflection on Energy Issues in China)的论文长约15页,低调地在最新出版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月号上发表。文内诸多提法,显示这位退休高级官员的思考和判断。文章较严谨地遵照学术论文格式,引用不少权威统计数据和图标、表格。 新华社等中国重要媒体未对江泽民的论文发表消息或评论,与之前李鹏等高级退休官员的高调写作活动有所不同。而和退休后通常的回忆、日记相异的是,离职已久的江泽民的此篇论文,瞄准的却是中国现实问题和未来隐患,思考根源和对策在何方? 江的论文提醒要把能源战略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并且“需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能源发展道路,”即坚持节约高效、多元发展、清洁环保、科技先行、国际合作,建设一个利用效率高、技术水平先进、污染排放低、生态环境影响小、供给稳定安全的能源生产流通消费体系。 论文分析中国能源发展现状和问题时认为中国能源资源品种丰富,人均占有量较少;能源建设不断加强,能源效率仍然较低;能源生产迅速增长,生态环境压力明显;能源消费以煤为主,能源结构需要优化;能源需求持续增加,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据此论文披露的数字,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受需求拉动,已翻了一番,并在刚过去的200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其中,原煤产量达25.4亿吨,约占全球产量40%。 “能源安全中,最重要的是石油安全。”江的论文强调,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江泽民认为,一方面要立足国内开发,一方面要扩大石油进口,才能满足液体燃料的增长需求。 这位老人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比如,拓宽能源领域对外开放的渠道,通过“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开发能源资源,增加石油天然气供应能力” ;“开展能源对外交往,加强战略和政策对话与协调,促进全球能源安全保障机制不断完善,这不仅有利于增加中国能源供应,也有利于改善世界能源供给。” 同时,江也相信,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依靠大量消耗世界资源、实行能源高消费的传统发展模式,而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子,“节能优先”。文章还特地提到日本东京都发达的公交模式以及油电混合型汽车的省油数据,从相对微观的角度为中国能源饥饿寻找药方。 江泽民展望中国未来的能源格局是:煤炭尽管仍举足轻重,但份额会下降,石油、天然气、核能以及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的份额会有提高。 今年82岁的江泽民是上海交通大学1947届毕业生,他已不止一次在这里的学报发表论文。在中国退休的高领导人中,选择发行量较小的自然科学类杂志上对国家重大问题发表学术,似不多见。三天前,上海交大网站通报了这篇论文的发表。他们尊称江泽民为“学长”。 1989年3月,尚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的江泽民,被上海交通大学聘请为教授,履教职前,他按校方要求对师生作了首场学术报告,那次报告的题目也与能源有关:《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 中国退休元首,撰文讨论能源问题,似乎传达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增长最迅速、人口最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饥饿性需求,业已成为全球焦点。曾影响西方经济的石油危机的阴影,如今则对高速增长的中国亮起了预警信号。 在文末,江泽民向在撰写过程中提供协助的马富才、宁吉喆、周大地,韩文科表示感谢。 马富才现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原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公司总经理。2004年1月,重庆开县井喷酿成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石化事故,243人死亡,6万人逃难——之后不久,马富才引咎辞职。 宁吉喆则任职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大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文科是周的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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