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September 2008

These are exceptional times. Exceptional for what has happened to financial markets and for what has not happened, at least not yet, to the broader economy – the onset of a severe recession. Perhaps it was the absence of the … Continue reading →

近30年前，当邓小平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规划时，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保持低调。他对同僚们说：要“韬光养晦”——否则其他国家会感到受威胁，并一起阻碍中国的崛起。 如今，在北京奥运会开始之际，邓小平的这部分遗产就真的要被埋葬了。开幕式由获奖电影导演设计，预算达巨额美元，随着这场开幕式，中国不再“韬光”了。 很少有哪一次体育赛事充满那么多政治意愿。为努力突出新兴大国地位，中国一直致力于邀请世界各国首脑出席奥运开幕式。据国家媒体披露，逾80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到场。当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暗示今年有可能抵制时，北京的官员不让中国游客去法国旅游：现在，萨科奇去了体育场。8年前悉尼奥运会，后期传言说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可能要出席，把组织者们吓了一跳，因为安全保障是个麻烦事，但中国却以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成为首位参加美国以外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总统而感到骄傲。 所有那些首相和总统们到场向中国东道主们表示敬意，但他们参加也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也想使这届奥运会成为一届成功的奥运。无疑，美国希望金牌数第一，而有许多政治维权人士，他们把奥运看成抗议中国政府弊端的绝佳机会。但西方领导人们希望的是，奥运能顺利进行，因为他们意识到，那可能会影响中国在未来几年里与世界交往的方式。今年火炬传递引发了游行示威和反游行示威，使他们害怕一个有易怒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对于一个动不动视自己为受害者的国家而言，奥运可能起到安慰或加重的作用。 这种意义远超公众情绪。是更紧密地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还是采取更为单边的路线，关于这个问题，几年来，在北京对外政策专家中存在着激烈争论。中国在奥运期间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是否轻松自然，可能对那场争论有着重要影响。 “ 无疑，奥运将引起更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那可能是建设性的民族主义，也可以是不太有益的东西，”乔治敦大学教授、前布什政府亚洲专员维克多•查 (Victor Cha)表示。他著有一本关于亚洲地区体育和政治的著作。“一届成功的奥运将增进自豪感，但要是出了问题，就会有这样的念头：西方总是试图遏止中国，现在他们得到了在阳光下的瞬间，但仍试图要遏止中国。” 中国领导人希望用壮观的体育场和志愿者大军来展现一个日益繁荣自信的国家。皮尤中心(Pew Research)最近一项民调发现，80%中国人对于国内事情进展的方式和经济状况感到满意。尽管从数值上看，个体满意度比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满意度要低，但民调结果仍把中国排在民调24个国家的首位。 尽管希望很高，但奥运本身已变成了公民社会和人权发展的一次挫折，政治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被骚扰，在某些情况下被捕，数千被认为是潜在闹事者的人在奥运期间被赶出城。 然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却有清晰的迹象表明，随着大量社会团体正尝试参与本地决策，这个社会变得更有主张，对领导人的要求也更高，大量民间团体试图参与地方决策。两周多前，政府宣布中国现在的互联网用户已超过美国。到中国首都的游客们，无法不被这个国家快速经济现代化的各种迹象所感染。 西方外交人士希望，这种自信感将鼓励中国更进一步融入国际机制，并帮助缓和某些围绕新兴全球大国出现的紧张和冲突。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是一个重要里程碑，2005年时任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了一个概念，要推动中国，使之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的利益相关方”。 “和中国打交道很重要，”布什总统在赴京途中说。布什挡住了美国国内对他出席奥运这个决定的批评。 在奥运前的准备阶段，中国已抵制了西方让中国削弱与苏丹和津巴布韦政府关系的请求。然而，外交人士认为，在当前与朝鲜和伊朗的谈判中，中国起到了建设性作用。此外，中国在与其最重要也是最有害的关系——与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中，取得了进展。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的说法，“中国与日本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过去两年间双边关系改善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时殷弘是涉及国际事务参与策略的对外关系政策专家之一。 然而，来北京的首脑会有一定的不安，因为这届奥运会被潜在爆炸性的动力包围着，而它又是由一个渴望被承认却又害怕任何尴尬的政府和国家主办。 让完美的筹备工作出问题，可以有许多方式，从污染造成的运动员健康问题，到围绕抗议者的暴力场景，到中国运动员表现不佳。而抱着怀疑态度的外国媒体则在密切关注可能发生的差错。 围绕奥运火炬传递接力发生的事件，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情绪的预演，而一届令人不愉快的奥运可能让这种情绪宣泄出来。3月份西藏发生了骚乱，随后进行了军事镇压，此后，火炬传递成了针对中国政府的抗议者们的目标，尤其是在伦敦和巴黎。这些抗议者继而激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激烈反应，他们感到自己的国家被侮辱了。这种感觉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中国人中间尤其强烈，其中包括许多在海外大学求学的学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举行了反示威游行，并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场联合抵制家乐福和另外多家法国企业的运动，这是一系列网上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新的一次。 对火炬和西藏的抗议暴露出，在西方对中国及其新角色的看法以及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人对火炬受到的待遇以及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媒体的偏向感到义愤填膺，而在许多西方国家，这些事件可能引发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严重对抗性反应。 “ 在我的国家和属于我这部分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里，我们处于全面抵制的状态，”加拿大籍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迪克•庞德(Dick Pound)上周警告。“公众意见和政治意见（曾）在向实际抵制本届奥运的方向发展，是（5月份发生在中国的）地震惨剧，才把外界注意力从一些本来会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上转移开。” 在每个国家里，民族主义是一种生活特征，但奥运火炬传递挫败，暴露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继续体现根深蒂固的受害人情结。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残暴的外国侵略，中国历史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非常强调洗刷国耻的观点。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政治专家曾锐生(Steve Tsang)指出：“20多岁人们已在后天安门环境里成长起来，那是一个故意灌输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环境。”他补充说：“中国境内有许多关于中国人感情如何遭到外界伤害的持续性宣传，人们建立起了一种强烈的愤慨感。” 对于曾教授而言，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可能继续给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造成问题。他说：“有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将被反映到中国在中期内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的方式之中。” 对于中国的许多人而言，奥运被紧紧地包裹在那种关于国耻的叙述中。这个国家开始利用竞技体育，作为在输掉1895年与日本的战争、导致中国人被冠以 “东亚病夫”的称号之后，创造一个更强健和更好战国家的方法。徐国琦(Xu Guoqi)有一本关于中国对奥运会态度的书，他表示：“中国一直热衷于在重要国际竞技赛事中赢得金牌，以证明其经济和政治大国的新地位。” 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事实上在上届奥运会期间就开始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一书的作者、亚利桑纳国立大学吴旭教授写道，当美国NBC电视网评论员鲍勃•科斯塔斯(Bob … Continue reading →

“The years since the early 1970s are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volatility i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currencies, real estate and stocks, and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financial crises.” Robert Alibert.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US … Continue reading →

“70年代初之后的多年里，就大宗商品、货币、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波动，金融危机的频繁程度和严重性而言，是一段史无前例的时期。”罗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 “回顾起来，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可能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痛苦的阶段。”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金融时报》，2008年3月16日 “无论何时何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政策现象。”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两场风暴在同时冲击着世界经济，一是通胀效应的大宗商品价格风暴，二是通缩效应的金融风暴。如何解释美国发生的“信贷紧缩”与世界各地不断飙升的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胀率这一组合？这些是互不相关的事件，抑或都是一个更大格局中的组成部分？ 我认为，答案是后者：它们互相关联。它们尤其是通过两种现象相互关联——全球储蓄过剩和全球“失衡”，即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的分布模式，它们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功能失调所导致的。 此外，这些失衡现象某种程度而言亦是一种“赤字恐慌”导致的结果。这本身就是全球货币政策及金融体系未能成功将资金安全转移至新兴经济体的后果。 通胀抬头 通胀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过剩的购买力追求过少的商品或服务所导致的结果。大宗商品价格一次性跳升，当然不能算是通货膨胀。这种跳升也未必导致通胀。然而，大宗商品相对价格的持续上涨，却是通胀过程的一个征兆。无论何时出现过剩需求，最先涨价的是一些具有灵活价格的货物，其中大宗商品是主要例子。大宗商品价格于是成为一个压力表。如果我们查看一下近年来发生的情况，该压力表指针已指向红色。 自2007年初以来，高盛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已经翻倍。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已持续六年多。看起来似乎确实是因为太多额外需求，正对全球增加供应的能力不足施压。 通胀是过多需求追逐过少商品和服务而造成的结果：简言之，以当今的科技和资源，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年来超出可持续水平。当然，扩大供应的能力是一种真实现象。能源供应是所有真实经济现象中最重要的一种。毕竟，我们的工业文明完全基于化石燃料之上。 自2001年末以来，石油的实际价格已上升约6倍。今天，该价格已经高于上个世纪初以来任何时期的价格。正如世界银行在其《2008年全球发展金融》(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8)中所指出的，全球石油供应量在2007年停滞不前。报告说，这“加剧了2007年下半年库存大量减少和价格陡增”*。这些价格增长可能最终证明是短暂现象，就像1970年涨价后的情形，也可能是永久现象，而最糟糕的是，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对此我们还不知道。 需求对供应的压力所导致的结果是，整体通胀上扬幅度之大出人意料：2008年世界消费物价通胀率共识已从2007年2月预测的2.4%升至2008年6月预测的4.3%。在食品在总消费中占据较大权重的新兴经济体，2008年预计通胀率涨幅还远高于这一涨幅。 然而，当美国经济及其他重要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减缓时，我们又怎么会遭遇全球通胀进程初现端倪的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后者目前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前了。最根本的解释可以在推动全球供需的驱动力中找到。 对于全球需求，两件大事正在发生：一是融合，二是失衡的后果。融合带来加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失衡带来旨在维持竞争力的货币市场干预。 伦敦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指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正常年份，中国目前产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四分之一以上，而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共产生70%。就算是按照市场汇率，在两个国家的正常年份，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与美国等同。 这是世界经济平衡中的一种根本转型。新兴国家也处于保持增长的有利地位，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如此强劲的对外收支盈余。这一因素对全球通胀之所以重要，原因是双重的：首先，这些经济体的增长模式是极其资源密集型的——举例来说，中国的能源使用量几乎和美国同样多，尽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一半，按市场汇率计算则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其次，这些经济体正持续快速增长，尽管美国及（在较小程度上）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在减速。   这带出了我的第二个论点，储蓄过剩和失衡的角色。我们要明白两件已经发生的事。首先，就如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正确指出的那样，过去十年中，全球性储蓄过剩出现了。这种过剩的最佳单一指标，就是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之际，实际利率却很低。 这种过剩背后隐藏着三种现象——储蓄盈余，更确切的说，发达国家企业部门留存利润高于投资，造成过剩；一些成熟经济体持续存在的储蓄盈余，尤其是日本和后统一时代的德国；最后但同样也很重要的一点是，新兴经济体转而拥有空前多的经常账户盈余。后者又具有三个要素：受危机打击的新兴国家由赤字转而变为盈余，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尽管它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近期还有石油出口国的盈余。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相当于德国和日本的总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20个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共计约1.7万亿美元。据我的粗略计算，这些盈余相当于约七分之一的世界总储蓄，接近这些资本盈余国本身储蓄份额的两倍：这些资本流动是巨大的。 储蓄过剩如此集中出现在相对较少的国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将只讨论两点。 首先，不用说，世界收支平衡或储蓄盈余赤字模式加起来应该为零。这个事实往往被遗忘，甚至被一些经济学家所遗忘，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节俭引以为傲，并谴责有些国家肆意挥霍，花掉别国公民节俭下来的积蓄。 在实践中，这些数字在过去10年加起来的结果是符合理论的，它们是相对少数高收入国家的家庭储蓄和支出反应灵敏的后果，其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国家。房价快速上升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些支出，而房价快速上升则由低实际利率、低通胀和低名义利率，以及弹性非常高的信贷供应所造成的。长时期的经济成功——再加上“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催生了巨额过剩。低实际利率和金融创新刺激了弹性信贷，使美国家庭部门（也包括英国家庭部门）在多年期间保持空前巨大的财务赤字。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金融危机。 同时，资本提供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在新兴经济体中，答案是它们一直在以庞大规模干预其货币市场。在截至2008年3月的过去7年中，全球外汇储备跳增4.9万亿美元，其中仅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上升了1.5万亿美元。几乎所有的这些增长都发生在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参加了肯定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自我保险”计划。的确，今天70%的储备是在上述这段时间内积累起来的。 它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会认为，政府在推行一项合理的汇率政策，以此作为一个货币锚定手段，而国际收支盈余过剩完全是储蓄过剩的结果。但很多新兴经济体大规模干预货币市场，主要是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和大额经常账户盈余（或者压低经常账户赤字）。“永远不要第二次，”80年代和90年代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新兴国家说道。“一次都不要，”这是中国的态度表示。

No other country has spent even close to the money China has on the Olympics. But with the largest domestic gold haul in the nation’s history, Michael Phelps and Usain Bolt, all that money seems worth it.  That China could … Continue reading →

无疑，中国举办了一届成功的也是最费钱的奥运会。没有哪个国家曾花这么多钱办奥运。不过，中国作为东道主荣登金牌榜首，菲尔普斯和博尔特在这次奥运会上创造了种种“奇迹”，这笔钱花得还算值。　　中国之所以能办得起这场“豪华”奥运会，是因为过去30年里，它的经济取得了成功。当然，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引向成功。奥运会上，应该给改革开放政策发一块最耀眼的金牌。　　奥运盛会已经结束，我们必须重返真实世界。这可能有点让人扫兴。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空前挑战，不过，大多数与奥运会无关。　　首先，欧洲、日本和美国经济30年来同时收缩。这对中国出口造成巨大压力。其次，因“热钱”流入而产生的中国资产泡沫（部分原因是对奥运行情过于乐观）已经破灭。许多公司和地方政府在泡沫中扩张过度。由于资产价格下跌，他们正面临一场偿债能力危机。最后，也是更根本的，生产成本上升正在考验中国低成本扩张战略。　　应对挑战时，有正确的做法和错误的做法。错误的做法是，采用以控制价格为目标的行政措施，来解决资产价格下跌和CPI上涨问题。这些政策可能短期内会减轻疼痛，但是，随后会引发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　　正确的做法是，将短期稳定需求政策和深入改革、提高效率结合在一起。中国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份额，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危机；（2）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来缓冲经济增长减速；（3）改革金融业，提高经济效率。　　过去，中国总是在出现危机时深度调整。例如，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公共住房私有化、加入WTO和修建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网。这些政策为此后十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出口之困　　目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出口需求疲软。中国出口总额约占GDP的40％。按附加值算，出口也占到GDP的四分之一。自2003年以来，以美元计价，出口每年以逾20％的幅度增长。排除价格上涨因素，出口部门可能每年直接为中国GDP增长贡献4个百分点。很明显，如果出口增长减速甚至出现下滑，整体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　　作为需求问题之一，自2004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涨，中国的出口便遭遇成本上升难题。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使问题更加严峻。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企业利润本来就薄，成本压力将它们中很大一部分推向亏损边缘。因为固定资产成本的存在和企业主寄望情况会改善，利润下降初期，企业都会坚持原来的生产计划。这就是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出口保持强劲的原因。但是，当企业看到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问题，它们会缩减产量。　　全球贸易是周期性的。可以将目前出口低迷理解为另一次周期的开始，中国可以等待低迷时期结束，出口重新走强。这种战略最终会成功。但是，等待的时间可能很长。不过，中国可以实施改革，来加快贸易复苏。　　需求方面，市场格局发生改变。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将全球收入重新分配，从经合组织和东亚国家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俄罗斯倾斜。单油价上涨就重新分配了占全球GDP3％的收入（与中国出口总额持平）。这些钱转移到了石油出口国。未来几年，强劲的需求应该来自资源出口型国家。中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在这些市场投资。　　成本上升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大多数中国出口企业是原始设备生产商（OEM），依赖价格竞争取得订单。它们无法接触最终使用者，也不拥有技术。它们是跨国公司的附属工厂，并很难独立谋生。这些中国出口企业和它们的客户——跨国公司谈判能力非常差。当成本上升，跨国公司迫使它们消化了这部分成本。这样下去，会毁掉中国出口企业。这些企业的困境在股价中反映出来。　　过去两年，香港上市的出口企业股价已跌了50％-80％（即使这些股票以前也没大涨过）。金融市场基本上表明，这些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再有效。　　中国出口企业必须脱离跨国公司的控制，开辟独立生存之路。在需求方面，随着市场从经合组织国家向资源富裕国家转移，出口企业需要开辟自己的销售渠道。一些企业，例如华为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些努力需要巨大的投资。雇佣外国员工（在大多数市场很可能是必需的）可能很昂贵。不过，当产品卖不出去，成本再低也无济于事。现在的市场上，最便宜的产品未必会赢得竞争。　　在供给方面，中国出口企业也必须升级它们的技术、改善设计和提高品牌知名度。不幸的是，中国出口企业很少具备这些实力。增加这些方面实力需要很长时间。有一个捷径，就是从国外买进技术和品牌。　　金融危机为这个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欧洲、日本和北美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具备这样的品质，而且现在非常便宜。但是，因为中国出口企业目前困难重重，即便国外的中小企业价格很低，它们也负担不起。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2万亿美元。这些钱应该获得好的回报。可以将这些外汇储备借给出口企业，让它们去买国外优质的中小企业。当这些出口企业盈利改善，它们的股价应该会回到此前的高位，从而也可以回馈它们的资金赞助人——管理外汇的机构。 债务之难　　很明显，中国企业存在偿还债务问题。“三角债”，特别是以应收账款形式存在的债务，在不断堆积。问题的源头可能是地方政府缺少资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非常依赖土地销售收入和房地产行业税收收入。这鼓励它们想尽办法推高房价，这也是这场泡沫的一个主要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是，过去十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刺激它们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并最后落在了房地产市场。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价格较低，大量土地销售并没有给这些政府带来预期的现金流。目前，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被刺破。开发商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地卖出房子，而且也不能保证支付去年购买土地的应付账款。房地产销售放缓也减少了地方政府的税收。现金紧缺的政府无法付清他们签订的合同，合同的债权人也就无法向他们的供货商支付货款。　　解决问题最快的办法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前七个月已经是3.67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预算外收入会在此基础上增加30％-40％。国有企业的利润可能达到GDP的6％。总体而言，政府的金库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政府这边，而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相对偏小。　　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此之前，部门间财政收入重新分配可能会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中央政府现在有实力这么做。它可以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盈余，这对解决三角债问题有很大帮助。实际上，中央政府还可以发行债券并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来解决地方政府偿债问题。　　财政再分配应该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同步进行。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越来越明显。考虑到出口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这两个行业支撑了中国一半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可能会下滑非常快。一些财政激励措施可以看做是软着陆的保障。幸运的是，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制定这样的计划。其中，核心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铁路网修建。 增效之径　　中国经济将要面临1998年以来最大的调整。疲软的需求虽有财政刺激加以缓解，也可能要很久才能复原。在供给方面，成本上升需要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大多数调整应该依赖价格机制。许多企业将会破产。但是，更多有效率的企业会替代他们。最终，经济会变得更有效率。　　当一些企业濒于破产，地方政府的一个反应就是如何拯救它们。不幸的是，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许多企业因为忽视主营业务、转向房地产和其他金融交易来获利，现在出现了问题。由于成本上升让制造业盈利变得更加困难，许多企业转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因为这样挣钱很快。随着泡沫破灭，它们出现资不抵债。很难估计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有多深。但是，当我去全国各个地方，与当地企业交谈，我发现这个问题很普遍。受资产持续贬值影响，未来12个月，银行间的不良贷款会大幅增加。问题十分严重。　　解决方法是什么呢？问题是昨天造成的，我们现在改变不了问题存在的事实。然而，政府也不能拯救所有破产企业。否则，我们就倒退回计划经济和贫穷时代。　　相反的，地方政府应该看住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主，防止他们携带资产潜逃。这一幕在十年前发生过。相信许多人这次也会这么做。他们出逃会让中国损失很大。在逃跑前，他们会从破产公司向境外私人银行转移大笔现金，这将让中国银行出现更大的窟窿。所以，地方政府花钱营救他们是很愚蠢的举动。这些钱很可能被偷走。为保护中国金融安全，最有用的政策应该是防止负债累累的企业主离开中国。　　中国正面临成本上升或者竞争力下降的挑战。经济增长复苏，需要提高效率。当然，提高效率应该在公司层面上，由价格机制引导。　　但是，政策低效率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国金融系统是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提高金融行业的效率，对经济增长来讲，有显著的刺激作用。中国应该以提高存款利率作为开端，将存贷差降低到正常的两个百分点。当然，中央银行也应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使银行系统正常化。同时，“热钱”流出给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了好环境。　　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败笔。上海A股指数在两年里从1000点跃升到6000点，然后又在一年内掉到2400点。中国应该彻底改进它的市场，防止未来出现目前的危机。重中之重，政府应该放松在市场中的微观干预。当法律出台后，市场就应该自我运行。这是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惟一途径。　　即将到来的挑战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中国仍然有很多牌可以出。强大的财政和贸易顺差，是“硬着陆”的缓冲垫。仍有很多机会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还有很多领域，例如金融体系，有提高效率的空间。只要政府采取合理政策，经济在两年内就会重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