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December 2008

记得原来写过一篇一样标题的   挺吓人的。 有时候想想过去很多都回不去，触不到，离我们这么远了。还好都不悔。   苦恼的跨年夜去哪里呀去哪里。。。

很久之前就想写东西了，一直没机缘。 Again, long time no come here. 看到有个老外骑了一辆折叠型自行车在九号线桂林路站厅里骑，四下张望；右边车龙头上挂了个红色马夹袋。 I saw a Canadian on a size-adjustable bicycle inside the hall of Line 9 at Guilin Rd Station, wiping around; a red plastic ba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icycle-loon. 碰到一个法国妈妈带着两个小孩乘公交，随着不稳的车厢摇摇晃晃。 … Continue reading →

“我今天想从自动提款机里取点钱，它提示‘资金不足’。我不知道这是指银行自己还是指我。”如果路透社早30年发表这个冷笑话，你大可嘲笑一下西方人；不幸的是，你在ATM前正如此喃喃自语。 世界果然是平的——在英女王炒股亏了37%的钱、冰岛传言国家破产、柏林一家出版社的《资本论》销量比1990年增加100倍、西班牙人离婚率下降 30%、日本的修鞋铺突然火爆、香港人急甩高尔夫会籍、东莞工人因工厂倒闭纷纷失业之后，自问事不关己的你，突然发现上班的公司登上了网络流传的178家 “大裁员企业”名单。 冬天就这样来了——穷忙族因裁员潮惶惶不可终日，师奶战斗在超市，小工厂老板失去了所有订单，大学生连“年薪高达5000元”的招聘广告都不放过，发够牢 骚的购房者期待楼价狠狠下跌，股民如同野草般等待着春风吹又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波浪按股民、外企小白领、代工厂老板、广告商、外来工、星级酒店服务生等 玄妙轨迹荡漾开去，最终将每个人都牵扯了进去。 “冬天”来了，不分南北半球；紧日子来了，不分中西方。入冬之前，你的不相信名单上只写着房产中介、基金经理和国产奶粉；入冬之后，还得加上所谓的中产身份、长期合同和中国版美国梦。 有评论说金融危机是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危机。当中国的你边刷卡边用 “美国老太太”故事说服自己时，已经顺手分享了这种危机——于是，上半年还登满房地产广告的中国媒体，只好改口向你提倡紧缩式生活。 你开始怀疑：楼要够高、城市要够大、成功要有车有楼、孩子要喝牛奶不喝豆浆、大学要外国不要民办……是谁制定的生活样板？是谁定立的生活“常识”？又是谁界定的生活价值？金融灾难在自然灾难后接踵而至，物欲生活下的中国灾民再次站在生活拐点之上。   全球化生活方式之变 研究机构尼尔森对52个国家进行了调查，超过一半人认为自己国家将在未来12个月内步入衰退。最悲观的是日本人、德国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最为乐观的是印度人、越南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 一年多前，“恐怖红利”让华尔街一位代理法拉利跑车的“美国大妈”兴奋叫喊道：“我爱死这群孩子们了”，时尚杂志编辑构思的是如何教美国人在加勒比海买一 个小岛。如今，华尔街因为金融风暴成为一个热门旅游景点，不怀好意的游客只为到那儿缅怀道琼斯指数跌破一万点的那个崩溃时刻；《花花公子》策划了华尔街女 性分析师专题，当然，失业的女分析师展示的不再是头脑，而是裸体。 美国总统和好莱坞仍在向全世界推销一生换8辆汽车的中产阶级梦。事实却证明，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是分期付款的，按揭来的生活甚至需要一个国家来还——一篇 《最需要变革的是美国生活方式》的评论呼吁美国人改变“享乐至上”的生活方式：“美国正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一场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不仅将推动当前诸多棘 手问题的解决，还有望挽救日益沉沦的美国。” NBC脱口秀主持人杰伊嘲笑通用汽车、通用电气、21世纪不动产公司都成了小企业。以汽车、房子、信用卡代表的生活方式被西方人怀疑——有学者回顾战后大 国发展史，提出一种“失去的十年”现象：1945年到1955年，陷入战后忧郁时期的英国；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日本；上世纪90年代，国家解 体的俄罗斯。“失去的十年”往往民生凋敝，却又往往带来生活方式变革。 这是全球化的魔力：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样板生活方式。提款机扮演了全世界最好的环保主义者与道德课老师——统计表示英国厕纸销量正在下降，浪 漫的希腊和意大利人已开始回家吃饭，美国人在街区开办了省钱培训班，新节俭主义在全球流行。深陷在全球化之中的中国人只能傻乎乎地跟着走。   物欲生活的中国选择     三年前的全球化论坛上，印度工艺复兴信托组织创办者丽图·塞迪发问：“满大街都是美国流行音乐，年轻人做着去美国硅谷的梦想。学者们担心这些年轻人丢掉了印度的气质。你们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不是吗？” 狄更斯有一部小说《艰难时世》，里面的资本家葛雷梗将孩子们看成一些小罐子，由他灌输进功利主义的观念，直到溢出为止：“要锻炼有理性的动物的智力就得用事实：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都全无用处。” 当全球化的主导者更多在西方而非东方，我们就变成了“小罐子”——美国人是寓言里冬天还在拉小提琴的蟋蟀，中国人则是秋天就辛苦搬运粮食的蚂蚁。蚂蚁想过上蟋蟀的好日子，于是花明天钱的“美国老太太”故事对中国人就有了教育意义。 不过中国人在“美国老太太”俱乐部不算受欢迎，这让教育意义很快就变成了讽刺意义——德国的圣诞树涨价，外媒就说是中国人开始消费圣诞树的缘故；粮食紧张、价格上涨，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说皆因“三亿印度人一天吃两顿饭”和“十亿中国人开始喝牛奶”。 法国人若泽·弗雷什在《中国不笑，世界会哭》一书中，甚至希望中国人保持满足于匮乏物质生活的“美德”，通过“精神愉悦”来得到“健康的身体”：“如果中 国人哪天丢掉了他们的价值观，忘记了他们如此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会不会变成4500年来它一直不曾充当的角色：一个好战的国家？所以我说，中国不笑的时 候，世界会哭。” 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人正消耗掉地球能源的四分之一（而且还是分期付款），自私的弗雷什却想让中国人保持穷美德，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在金融风暴中的遭遇，让弗雷什的话成了准预言：“我所担心的是，中国人经济条件的改善是以大笔负债作为代价，中产阶级拉着的大车将会越来越沉重。这几亿劳动者能够想象自己很可能整个后半生都在偿还银行利息吗？” 美国人由“先洗未来钱”沦落到参加省钱培训班，正好让中国人进而明白自己在地球村中的处境——或许中国人应在谨慎处理个人账单的理性之外，去直面一个相关于道德、传统与生活方式的“感性的冬天”。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11月，在广州的一个小咖啡馆里,住在邓世昌广场附近旧房子里的居民们，聚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理想生活，希望通过抱团向政府提议，为社区摆放垃圾桶、兴建一个带人工湖泊的小公园，增加福利，改变生活。 全球化让冬天不期而至，但可以预见的是，全球化会再次消解这个冬天，迎来春天。此间，中国人亦有反省：啃老族开始寄钱给父母、工作狂开始关心身边的同事、小资女开始养成记账的习惯…… … Continue reading →

中国的改革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之间的最大区别有两个，一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由政府的计划指令还是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二是所有权：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非国有的包括私人的、股份制等等的企业为主。 中国过去30年改革有最重要的两方面：第一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第二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价格自由化 先讲一个故事。1980年，中国国家经委，就是当时主管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邀请美国教授给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做培训。美国教授设 计了一个课程表，交给国家经委的官员审核，经委官员审核后划掉了两门课：第一门是Marketing（市场营销），第二门是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务）。为什么呢？因为Marketing是“如何卖产品”，对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厂长经理 需要做的是按照计划指标生产产品就可以了；Corporate Finance也没有用，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由国家统一预算管理的，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创造的利润也全部归政府所有。 而今天，这已经成为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两门课，管理课程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最重要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制度的改革。 以我自己的判断，大致上，过去30年中的前15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的意思是，到 1993年之后，价格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到了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也已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 心环节”了。当然，两个改革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剩下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呢？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价格都是由政府规定的，大到钢材、水泥、木材、石油等生产资料，小到针头、火柴、洗衣粉等日用生活资料。但要搞市场经济，价格就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价格自由化。这个价格自由化的过程大致用了15年，过程复杂，艰难曲直，甚至惊心动魄。 在1978年，零售业按交易额算的97%由政府定价，到了1993年，93.8%的零售额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定价的比例降到了6.2%；在 1978年，92.2%的农产品是政府定价的（还有一小部分是黑市及自由市场交易），到1993年，87.5%的农副产品收购环节由市场定价，政府定价包 括政府指导价和直接定价的比例降到了12.5%。到2004年，市场定价的比例占到了96.5%，也就是说政府定价降到了3.5%；在1978 年，100%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政府制定，到了1993年，81.1%的产品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定价和指导价的比例加起来不过18.9%，到 2004年，87.8%的产品由市场定价。 剩下仍然由政府定价的产品，主要是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比如成品油、天然气、水、电力、电信的价格等等。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解决。现在如果要调整价 格、放开价格，就要开听证会，价格已经不是政府改革的重要议事，只是业务部门需要做的事情了。但在1993年之前，价格问题是需要政治局讨论的。在 1980年代，一盒火柴从2分涨到3分，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最后还是不敢涨，因为上涨50%怕老百姓受不了。现在的价格价格已经不是中央领导人考虑 的主要问题了。 中国的价格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它不像东欧、前苏联那样一次性放开。更具体来说，中国走的是“双轨制”。为什么走“双轨制”？我分析的原因是：中国改革一开始并不想搞市场经济，而只是想完善计划经济。如果改革一开始就想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选择的道路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在改革初期，我们并不认为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没有效率，而是认为，我们的计划经济没有搞好，是因为政府在制定计划时没有尊重价值规律。所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上，而不是实行市场经济。 就价格体制而言，在改革初期，很多产品价格不合理，比如原材料价格偏低、制造业产品价格偏高等，但是大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国家的定价能力，即：如 果国家在定价时尊重价格规律，那么价格就会合理。因此，当时的价格改革，就是怎么通过行政手段调整价格的问题。这是到1985年以前，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 思路。 当然，由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相继将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小商品价格放开。但是在1985年之前，对决定国计 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及生产资料的价格，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应该由国家制定，很少有人从根本上怀疑过政府对这类产品的定价能力。由此，价格不合理怎么办？只有调 整价格。 为此，在1981年，国务院成立了价格研究中心，这是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亲自指示的，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全国调集了50多人，买了最先进的计 算机，想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一个合理的“理论价格”，根据理论价格，政府再调整价格。但事实上，这个理论价格一直没有算出来，或者计算出了，得不到大家 的认可。现在回过头看，这本来就是个“乌托邦”，如果政府有能力计算出一个合理价格，就不需要改革了。 调整价格的思路在最初几年一直没有受到怀疑，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大学读研究生，价格问题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怎么调整价格呢？现在你 如果去查查《经济研究》等当时的主要经济刊物，经济学家争论的是按生产价格调整、还是按成本价格调整，或是按照劳动价值调整。但不论按照什么调整，制定价 格都是政府的职能，价格不能由市场自发决定。 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 我自己在1982年上研究生之后认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价格理论。到1983年，我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观念：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只要是 政府定价，价格就不可能合理。然后我就开始考虑中国的价格改革，并发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企业有了生产自主权之后，特别是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后，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