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Archives: 04/02/2015

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A Very Brief Introduction to Wang Jianwei

From Randian by Drew Hammond Translated by: 顾灵 地图与疆域:浅析汪建伟 汪建伟17岁时就画得一手好画,在家乡四川为当地的军队绘制地图。1975年,文化大革命临近尾声,毛泽东逝世的前一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任何偏离社会现实主义正统管制的艺术书籍都会受到审查,其中绝大多数都被红卫兵没收充公或销毁。明令禁书也包含西方现代史的相关书籍。2007年,艺术家回忆道:“就在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一张印有毕加索作品的图片。”1但他是怎么看到的呢? “在军营的图书馆,有很多关于西方艺术史的旧书,很多年无人过问。因为是在军营,所以没人会想到可以在那里发现这样的书,即便发现了,也没人敢动。” 笔者权作一回事后诸葛亮,反观艺术家四十年来的创作实践,对于这个始终热爱阅读并从阅读中收获启发的人,如果阅读从未被禁止,那或许阅读也就永远不会被认为是一桩紧迫的、非做不可的事。通过追溯这段回忆,我们发现了汪建伟如今的创作题旨的前身。 此类题旨之一,即不论当代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多么看似来自共识,艺术家仍会暗示这实则彻底的谬误。即便在当今中国毕加索的画被公开出版不足为奇,但四十年前,情况却恰恰相反,且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对替代性现实视而不见。 汪建伟的作品揭示出,即便西方画作能被公开出版,但这种视而不见的盲然,仍通过不同的形式折磨着当代社会。盲然狭带着错误的价值观,若不受制约,则仍旧是广泛且谬误的存在。此类存在,包括来自西方的狂躁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全球化危害,并随着社会的盲从因袭而加剧;对他人的信任缺乏日益升温,并由此错误地将自私与社会脱离合理化;无知地遁入电子娱乐的麻醉与膨胀的暴力中;诸如此类的羞辱决不仅限于中国,而其偏执拒绝一切理智与历史。 题旨之二来自艺术家的回忆,这段在军营图书馆的经历与盲目无关、却同认知有关:由相互交叉的多重时空现实所带来的启示之基调。艺术家亲身经历的军营实则自成一体:即便权力掌控者并非有意为之,军营却讽刺地成为了一座相对有序的绿洲,一片相对不受管控的学习园地。纵然是在和平年代,军营仍作为一个平行社会而存在,自有其层级制度、价值观、规矩、行为准则、法律体系、衣着规范、治安监督,通常甚至还有独立的发电站。不过,就此例而言,“文化大革命”的荒谬恰确保了两者之间的极端差异:军营中的有序、高效与整体社会的混乱、暴力,在持续而残忍的讨伐狂欢中,后者的传统层级结构被彻底颠覆。 在艺术家本人的回忆之外,这本一度被禁又解禁的书,时隐时现,在不同的时空现实中,不论在中国之外,或只在军营之内,均处于不同的状态。这本书所激发的不仅是一层表达的时空现实,由于它展示了国外的艺术作品图片而进入了一层对表达的表达的时空现实;与此同时,这本书既移除了西方的时空现实,也移除了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现实。后者并非来自西方对自身图景的假设,而是透过一面不同的棱镜所观看到的中国的历史现实。 这些相互交叉的多重时空现实意味着一个由不同时间构成、并在此间所形成的张力里持续运作的系统,正处于动态的进程之中。军旅生活的严苛作息表让阅读的自由时间成为反常,而军营门外的世界,猛烈的社会变革加速了时间;在阅读中被揭开的对纪录下的历史时间的一瞥,毕加索的作品所携带的对动态时间的影射(立体派绘画呈现的是同一时间中多个视角的画面),一同构成了这一动态的时间进程。而其核心,则是对此书的感受时间:一名青年艺术家、军人和读者,成为了此后他自身作品观者的前兆。 艺术家认识到了其作品所包含的这一时间的动态核心,并在其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最新个展《时间寺》2的相关介绍文字中阐明了这一点。艺术家描述了作品、展览的创作经过及相与对应的感知过程,这些过程持续变化,并由此预示着一组动态的时间关联。制作、展览与感知,三者各自的时间转喻同各自特有的时空现实相对应,三者各自的媒介预示着各自的时间关联,而各自的时间转喻借由其各自的媒介而得到增强。且不论三者各自的媒介所表达或体现的内容为何,从媒介的本质而言,揭示媒介所意味的对象同其意味本身即在检验其先验的时间影射;对汪建伟的作品而言,媒介决非来自单纯现成的选择,而是总有超越其存在的原因,并由此确保不论媒介所意味的内容为何,作品均处于一种复杂的审美张力之中。 《时间寺》的第一部分呈现了一组静态的绘画与雕塑。此类传统媒介“冻结”在时间之中,由此预示着观者的时空现实与其之间所产生的时间张力,而观者的时间处境本就是动态的。 第二部分呈现了一部影片,这一基于时间的媒介被剪辑而成,个中的匿名时间有别于观者的时间,而此处的观者在观看时亦有别于第一部分,他们偶尔停止了时空穿越,被迫保持静止,才能观赏作品。 第三部分呈现了一出现场戏剧表演,同观者所在的时空同步,然而其内容可能仍会引发进一步的复杂的时间可能。 这篇浅析仅作为开头,尚未触及对多重时空现实的实质内容的分析。作品生发出的对应的时间动态,已然揭示出作品实则为汪建伟创作策略的观念小结。 从艺术家创作生涯之初即开始发展的创作策略,在通过多种媒介自我揭示的同时,亦阐明了对多元媒介的运用是有效执行这一策略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汪建伟的创作进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发展,也不是一种重复的序列。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艺术主张及其衍化的延展共同促进、相互增强的系统,它确立的不仅是你我感知现实的多重方式,亦是你我从中得到的妄想的假设与迷恋。 行文至此,对其颇具延展性的整体创作的大多数例举,都未提及其绘画用笔,或身为绘图员所制之地图,但这些例举,超逾了17岁的汪建伟为军营绘制的地图,帮助我们明确了方向。 1 与笔者的谈话,2007年春,北京. 2 参见古根海姆美术馆网站,艺术家的采访视频:http://www.guggenheim.org/new-york/exhibitions/on-view/wang-jianwei-time-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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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ora

前两天,我的私人微信号发了一条牢骚,是关于艺术讲座的组织工作的。有不少朋友留言响应,不过据说也有人看了觉得反感。 一方面和微信这个平台有关,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基于相互认识的人的圈子,而由于工作原因,大多数联系人都是同行,相互之间难免有利益牵扯。有时,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除非有工作上的缘由,为了促成某件事或潜在的机会,才会和他人沟通。这或许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利益驱使的与人状态。于是有些禁口应运而生。聪明的,选择微信分组。 另一方面和媒体的总体发声有关,在这个journalism被等同于pr的时代,媒体似乎只有欢庆的份,而且悲哀的是,这种现象在艺术界尤为明显。捧人的和被人捧的,都顾着表面的光鲜。而深度的、负面的东西,只需你知我知、心知肚明,不得摆到台面上来说。 然而这不能归咎于不说的人,而得归咎于那不让说的隐形的网。从小处说起,但凡在一家机构工作,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和他人打交道。世人千千万,每个都不同。大家的处世方法、价值观念、沟通技巧都不一样,有些直言直语,有些八面玲珑。为了达到某种战略性的目的,往往被忠告采取迂回的方式,尤其是在对话人很多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向、每个人之间的关系组成了复杂的网,让沟通变得举步维艰,矛盾重重。 当话语被置于公共空间时,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即发生了转变。大多艺术作品,不论是纯粹的当代艺术创作也好,戏剧、文学、电影也罢,在与公众对话时,大多会采取两种态度:要么迎合所谓的“大众口味”,或“消费者口味”,什么受欢迎做什么。这种态度,在中国可以翻译为“得diaosi者得天下”。猎奇的、景观消费的、灾难的、明星的,都能成为热门的话题。另一种态度,则是当代艺术所经常采取并自我宣传的态度:另类的、不同的,以非同寻常的视角看待世界也好、挑战既有的常规惯例也罢。然而这两种猎奇的区分又在哪里?有时是非常模糊的,尤其当不少艺术作品都在借用流行文化语言和表达的时候。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常常带着商业色彩的话语,被抛到公共空间时,给予了转变以可能。一旦放到亮处,在冒险的同时,确实会收到不同的反馈。当话语本身就带有明确的指涉时,提出问题自然给发现问题、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带来了一个场域。有些事,或许只能作为人心所知的秘密,然而总有个人未及发现的,或当秘密形成一定规模、外化之后,则揭示出公共对话的必要性。 那么回到讲座、或其他形式的公共活动上来。公开地邀请公众前来参加一场活动,是如今大多数艺术机构都会采取的形式。从机构的角度出发,这大多是为了所谓的“公共教育”,通过传播知识来教育公众。当然,教育一词多被诟病,国外不乏称其为“learning”的,听上去更平等、主动、自由一些。不过,不论是哪一种称呼,听上去都嫌单向,即从讲者单向地传给听众。似乎公众只是作为收听方出现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在艺术类的公共活动中,随着话语内容的多元性的增强以及专业性的减弱,观点与立场的表达渐趋频繁,其中很多时候,都会回到创作本身、即呼吁一种另类的观看世界的角度或方法。如此一来,活动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时现场,观众也常常被邀请进来参与讨论,通常是以提问-回答的形式展开。不过由于此类活动本身激发对话的出发点,讲者也会主动寻求不同的讨论声音。这种有碰撞的对话,可以来自台上的对谈者,也可以来自往往被安排坐在台下的听众。 活动形式也正在经历不同形式的探索,从更贴近表演的、到更打破台上-台下格局的,活动的效果自然相应发生改变。然而传达话语的语言相较形式、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一项要素。书面语言有“文风”之说,每个写作者自带的风格不同;同理,讲话的腔调、语速、结构、用词、组句和节奏,都会直接决定现场的传达效果。参考TED演讲的一席可以说给予了一种公共演说的框架形式、甚至语言格调,来确保其传达效果的质量与某种受控制的一致性。 近期开始的“Agora广场”系列公共言说旨在实践这样一种想象:离开知识分类植于我们的知识框架,从Academy出走,重返Agora,在一个聚集人的地方发声。Agora,希腊语意为集市,原意为“聚集之地”— gathering space。后指古希腊城邦的城市中心,为露天广场,是城邦公民进行政治、思想、艺术、运动生活的场所。最著名的Agora在古希腊雅典。Academy,原为雅典城北地名,“苏格拉底审判”后,柏拉图在此建立了讲学园,后世称柏拉图学院,后泛指学院。 该系列的策展人殷漪是一位声音艺术家,同时也是一名活跃的公共项目策划人。他将Agora中的发声和聆听,等同于身体的输入和输出,而现场则成为接入Agora的接口。Agora由此成为连接身体输入输出的外部空间,于是“能量的反馈回路(feedback cercuit)因外部空间的特性发生质变,知识与思想的生产新机制也得以可能。” 殷漪在策划理念中指出:“Agora广场是一个多回合式的思想对话场域。Agora一词既非主题,更不是边界;它是一个公制空间,是由参与者建立的“共同语境”。它不是召集主讲人和与话嘉宾陈述中性的专业领域实践过程和研究成果,而是要求其在共建“共享语境”中提供个人的观点、立场、态度和价值判断。…建立Agora就是要去建立一个共制空间。它必将是临时的。在这个临时的场域内,人们临时地相遇又临时地散去。 …回到Agora意味着回到生活现实中,在周围吵杂声中发声。于是接下来面临的是你将要说什么?你将会与谁相遇?如何说?如何面对他人的回应?如何回应他人?…去Agora发声意味着你将面对质疑、盘问、反驳。而这些都会带了痛苦甚至愤怒,益处是同时意味着消耗。消耗带来了新生之物的可能性。所谓吐故纳新、推陈出新。所以需要勇气、热情、好奇心。 去Agora中发声即是召唤。回到Agora即是回到人聚集的地方。在Agora中人们不是为了通过专业语言来显明自身的系统知识和知识系统,而是抛出一种基于其自身知识与实践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一种对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洞见。在Agora中与人交谈,便是在建立一种人与人横向的联接。” 从其愿景而言,笔者不能同意更多。然而也需指出,此类开放性的对话,同任何私下与公共的对话一样,都必须建立在严肃的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这听来似乎是不必要的废话,然而城市人越来越容易被激怒、或挑衅他人则是一项不争的事实,这与媒体时代自恋情绪的高涨、与除了人之外其他参考维度的缺失都有撇不清的关联。尊重听来是一项理所当然的为人处世的基石,却并不容易做到。听说,一位欧洲知名的喜剧演员,在每场表演结束之后,都会站在门口与上千名观众一一握手言谢。随着这种明白无误的尊重表达而来的是一种深沉安静的关怀感动。不过,这也并非会阻止尊敬地去批评、产生碰撞的对话。只有被挑战、被打击,一些藏在安全界域中的病、痒、痛才会暴露,并得到化解的可能。 或者,只需一起坐着,心无防备地说说笑话,巧言倩兮,也一样能有会心的交流愉悦,和——请允许我用这个词——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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