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ne 2015

Dynamic Autonomy

马尼拉:充满活力的自治 原载于 燃点RandianOnline 文 / Sidd Perez 译 / 顾灵 马尼拉的当代艺术界常被说成“充满活力”,“活力”到底意味着什么?菲律宾首都的所有艺术都能用“活力”来形容?要穿城而过参加艺术活动时,就连当地的圈内人面对糟糕的交通状况也会一脸茫然。其实,本地的和外来的艺术家同样困惑于菲律宾的“活力”究竟在何处。 The Drawing Room(绘画室)在新加坡和马尼拉分设了展场,笔者由此观察到两地的诸多区别。尽管两座城市都是增长中的亚洲市场的弄潮儿,生产力与日俱增,但两地的艺术生态却不尽相同:新加坡以体制为依托,持续推进硬件方面的完善,而马尼拉却没有此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性支持,于是,私人部门、企业、非营利机构与林林总总的行业圈子构成了马尼拉的艺术推动力。想象一个需要赶场子的周末——各种艺术节、艺博会、展览与派对——穿行其间的唯一交通方式即马尼拉令人生厌的地铁。某艺术家很可能白天刚在一家高端画廊举办了开幕,当晚又成了某场演出的贝斯手。来这里,只要认识了一个人,就会自然而然认识一大群。要是换到新加坡,场面上的人气靠的是有的放矢的暖场寒暄——尊享感是关键。但反过来说,马尼拉的“活力”就在于此种过度交集吗? 正如其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一样,马尼拉的基础设施与扶持结构也同样存在偏颇,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政府资助的公共项目少之又少。因此,当地艺术界不得不依赖私立与独立组织的支持。商业画廊仍是最主要的推手,以独立实体的身份代理艺术家、流通项目与作品。两年来,商业画廊飞速发展,既作为替代性的艺术院校,也有艺术家自治空间转型为商业企业化运作的情况(比如 Artinformal中心 与 Light and Space画廊),还有专注于摄影及纸上作品的空间,诸如 Silverlens 画廊与绘画室美术馆。通过引进多样的艺术形式、在吉尔曼军营艺术区(Gillman Barracks)开设空间以拓展市场。同样地,Finale Art File 与 Tin-Aw 等艺术家创办的本土商业空间通过参加香港巴塞尔、台北艺博会与都灵 Artissima 等国际艺博会提升自己的地位。二级市场也在这个自我调节的行业里尽量增加影响力,例如 Salcedo 拍卖行开设了商店,这也说明了把艺术品倾销给投资买家们的趋势。与此同时,暗箱交易在主要玩家之间也时有发生,因为他们对透明交易总是怀有矛盾心理。近年来全球新兴艺博会的井喷同样少不了马尼拉,第三届菲律宾艺博会在一个停车场举办,并由此获得了不少关注。菲律宾艺博会成为了马尼拉艺博会之外的又一个本土艺博会,自2005年起每年举办一届,起先只展出满腹牢骚的本土参展者,如今也有海外画廊的加入。 随着艺术商机的增加,马尼拉的艺术也高速运转了起来,同一名艺术家每个月在多家画廊先后开展的情况屡见不鲜。近年来,年轻艺术家的舞台也变大了,甚至艺术生也开始为了销售而创作。随着市场的迅猛发展,艺术作品开始供不应求,以前替代性空间只能举办被商业画廊拒之门外的展览,而现在也得到了重新规划。 2005年前后,替代性空间数目骤减,因为它们变成了项目空间,其策展与合作理念也不再像之前那样主打“替代性文化”这张牌了。如“98B”等艺术家小组发现了Escolta的潜力,这是一片前殖民区域,由于位置偏远而无人问津。“98B”与当地社区展开合作,并和前来参加驻地项目的艺术家一起围绕装饰艺术外墙和名不见经传的商店策划了一系列介入式项目。第一个外来参与者是日本的艺术小组 Koganecho Bazaar,此驻地项目也对意在寻找马尼拉本土合作的独立实践者开放。秉承对交叉的可持续对话的鼓励,当地运营最久的替代性艺术空间Green Papaya(绿木瓜)继续对访问研究者敞开大门。作为一个平台与工作室,滤去主流商业系统的偏好,在此展出的艺术实践形式多样。新媒体艺术也常在各种临时空间发生,其中就包括Terminal Garden,这座私人住宅的主人是一名独立策展人,也是一个听觉/表演艺术节Fete dela WSK的创办人。此外,艺术家影像也越来越频繁地在各类空间出现,包括菲律宾大学影像学院内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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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Plastic History” Heidi Voet: 500 Years

For English version please roll down 常住上海的比利时艺术家海蒂•芙欧特用塑料袋做了一大批新作品,其个展“500年”于5月29日在Bank开幕。据艺术家本人介绍,这场展览的筹备期长达一年,她还在此期间读了许多书,了解大量历史知识;然而知识并未显见地被消化为作品的表现。笔者曾于2012年拜访过芙欧特与其先生林明弘共享且互为独立的工作室,与后者广受欢迎地在全球各地制作场地特定的装置壁画不同,芙欧特的大型装置仅以被K11上海永久收藏的电子表地毯为代表。当时,她正在养一些土豆,等土豆发芽后剥皮氧化发黑,并将之雕刻成类似非洲部落雕像的样子;还有一系列女性身体与蔬果结合的照片。芙欧特对女性、原始文明、当代媒介与现代主义的兴趣与综合探讨一直延续至今。 好几万只崭新的塑料袋被用作编织的绳线,其中绝大多数是黑色的(令人不禁想到垃圾袋),17面由此编织而成的国旗有序排列、挂在墙上。这些经艺术家考据、曾经存在、现已消失的国家的旗帜,仿佛都染着历史的污渍与尘土,显得脏兮兮的,当然是因为黑色塑料袋。然而这些蓬头垢面的衰亡的国家与权力的象征,对艺术家而言,或许也是一种视觉的寓言:因为不可降解或难以降解,塑料袋在世上的存活周期已然长过了这些曾经的国家。虽然塑料袋的寿命很长,但其使用寿命往往相当短暂,以至于国家与商家都在鼓励消费者循环使用;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出台了政策要求商家必须出售、而非免费赠送塑料袋以限制消费者对塑料袋的轻视、从而旨在减少塑料袋的一次性使用。作为材料,塑料袋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生态环保问题,然而被用作创作材料并非罕见。例如另一位曾用塑料袋做作品的上海艺术家陈航峰,他对塑料袋的使用更多嵌入了中国的文人意向;而芙欧特利用的则是塑料袋的韧性而非透明轻盈的质感,凸显出塑料袋非常态的牢固耐用。 另外现场还有14件大大小小的人像雕塑,同样用塑料袋编制而成,其中还有两具真人大小的雕像,一具站着,一具躺着。有趣的是,这些类似原始部落雕像的织物下方的底座,大多都由数根黑色短条交错构成,看上去并非稳固的结构,木条顶端大多涂有红、黄、蓝色。荷兰家具设计师、建筑师Gerrit Rietveld于1918年设计、并于1923年最终完成的“红蓝椅”(The Red and Blue Chair)象征着“风格艺术运动”(De Stijl art movement)以三维形式所作的首次尝试,此种极简的形式与颜色、横纵结构的视觉组合,即当时蒙德里安笔下的“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眼前的这些支架结构仿佛是在重访上述运动的同时,格外强调一种身份及其来源,而其作为支架,正是它们支撑起了这些似是而非的雕像。 身份的杂糅与倒置同样体现在同场展出的一组摄影中,每张照片都有两种不同的水果,但各自裹着的果皮却来自不同的水果,比如一个苹果裹着的是一只生梨的果皮,反之亦然。这组引人发笑且论点鲜明的轻盈之作,与另外两组系列共同构成了一场完整、清晰、精巧的展览。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足,或许展览标题可以不拘泥于所谓的塑料袋的降解年限。毕竟,500年在中国很容易被解读为转世轮回的因缘周期,正如著名影片《大话西游》深入人心的召唤。最后,夏天将至,这么多易燃的塑料袋,展厅务必要小心火烛呀。 本文节选原载于 燃点Randian http://www.randian-online.com/zh/np_review/plastic-history/ 海蒂·芙欧特:500年 2015.05.29-2015.07.10 BANK,中国上海市黄浦区香港路59号1楼,mabsociety.com For her new exhibition “500 Years”, Heidi Voet, a Belgian artist residing in Shanghai, featured a numbe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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