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September 2020

Water-Body: Memories of Suzhou Creek

沿苏州河而行·循声|青春在苏州河边 本文原载于 澎湃 2004年时的苏州河和苏河艺术。李消非 摄  本文图片均由阿毛选编在我对面有一座墙,河水流经那里声音穿过河上的桥到达对岸层层叠叠的影子,在昏暗的日光下消散只有它见过留在这儿的我们 2020年8月15日,建设中的“千树”。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一在我能想起的最早的有关苏州河的记忆中,奶奶家破败的棚户房子在苏州河边,我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上去看她。如果是落雨天,我就钻在他的雨衣里,透过缝隙,看到外面沿街高墙上加设的黑色、满刺的篱笆。一种浅灰色的疏落的心情,自行车往前,雨点往后。走进棚户前,需要走过一段会翘起来的石板路。如果是落雨天,踩上一块活动的、潮湿的石板,就会溅起脏臭的积水,雪白的小腿上渐了墨点,小眉头皱起来。空气里飘来河水的腥臭,夹杂着雨水的清香,混成一种气味的鸡尾酒,就像这段记忆一样,它们是从各个年纪的回忆拼凑、调和出来的错误的印象。妈妈肯定地、不容怀疑地跟我说,奶奶家并不住在苏州河边。 2020年9月2日,云。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0年8月11日,苏州河边一块待拆迁区域。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0年9月1日,北外滩在拆迁的区域,树上的猫。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二苏州河三个字就像记忆的锚点。我并无法讲述关于这条河以及河边发生过的经过考证的历史或事实,我能讲述的都是我以为我记得的事。这些事也只在我的回忆中能被苏州河这三个字唤起,它们与这条河的连接或许在你看来是稀松的,甚至毫无关系。然而对现在的我来说,苏州河三个字就像钥匙,如此精准地打开记忆的阀门。不多也不少,这三个字刚好能引出我对童年以及搬来深圳前在上海——我的家乡的岁月的记忆。 2020年8月11日,从昌平路桥上飞过的鸟。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Play00:0000:57深圳的节奏比上海快 讲述:阿毛 录音、剪辑:王越洲三2012-2014年间,我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工作,当时《TimeOut上海》做了一期“苏州河”选题,采访了几个跟苏州河亲近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摄影师为我拍了一张俯拍视角的肖像,好像是站在四楼抬头望向五楼回廊的姿势。这期报道的电子版我没能在存档中找到,也不确定上海的家中是否留着这本实体杂志。但当时采访的内容我记得,开头肯定说到了前文提到的这段“错误的记忆”,说到了奶奶;然后说到自己从2009年搬到M50对面的小区,就挨着苏州河,经常过昌化路桥去中潭路轻轨站搭三、四号线;到外滩工作后,几乎天天沿着河骑车上下班,单程差不多二三十分钟,顺着西苏州路到石门二路,前面是个大转弯,接着沿南苏州路顺河往黄浦江骑,一直到乍浦路桥,右拐进虎丘路。 2020年9月19日,浙江路桥,背猫骑车的女孩。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Play00:0000:31沿苏州河骑车去外滩上班  讲述:阿毛  录音…四如果要替换那段错误的记忆,其实可以说说在四川北路海宁路的外婆家。小时候,我经常来外婆家过周末。那个弄堂的主入口在原先的大祥百货商店旁边。临近傍晚,店门口烤里脊肉的香味总让我馋流口水。还有个“秘密通道”,穿过商店隔壁的雷允上药房,走药房后门可以通到弄堂里。所以我对那段老弄堂的记忆还混杂着中药味。弄堂离四川路桥很近,笔直走20分钟就能到苏州河边。童年相册里,有几张照片记录了某年过春节,舅舅、舅妈和表哥带着我、外婆和妈妈一起,从外婆家走去外滩看烟火。那时候的我,从来都是把苏州河和黄浦江连在一块儿看的,河水入江的场景与外白渡桥的形貌合在一起。后来,我在武进路的虹口中学念高中(原先的校舍是日本人开的一家小学,教室门都是推拉式的木结构,我毕业那年校舍被拆除、建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新院区,虹口中学也搬到新校址了),那附近的河南路桥和乍浦路桥也经常走。离开上海前,我租了光复西路镇坪路一个临河小区的房子,房东是一对特别和蔼的北方夫妻,我非常喜欢住在那儿,很安静。有时候,出门沿着河滨步道散步,往右可以一直走到武宁路桥那边的家乐福,往左到宜昌路那里就可以去梦清园。有时候我也会沿苏州河晨跑。现在回想起来,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在新福康里租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离恒丰路桥非常近。确实可以说,我是在苏州河边度过了十几年的青春。不过,很难说这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好像我需要做的只是张开双手拥抱向我走来的人,一次又一次,人生的节点向我发出友善的邀请,而我点点头就乘上了下一班船。河水往一个方向流动,这样看的时候,两岸的风景原地不动。而当我沿着河迎风骑行,风吹动头发露出额头,我前进的方向跟河水一样、又或相反,风景则默默地后退,每每目送着我。 2020年8月17日,外滩。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0年6月6日,河南路桥下的门。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0年6月6日,上海大厦正门,门前的机动车道将在9月改为步道。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0年9月1日,北外滩待拆迁区域。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0年9月13日,南苏州路待拆迁的里弄。澎湃新闻记者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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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Dance: Bodies embedded with Memories

生活舞蹈:承载记忆的身体 痛苦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而正是这种东西,占据了悲剧的内核。作为OCAT深圳馆主办的《待测——重写剧场史》的表演之一,生活舞蹈工作室的讲座表演“另一种方式——关于《红》”传递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具备的快感:怜悯,畏惧,以及一种被清洁净化了的情感。  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作品《红》的出发点是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八个革命样板戏是其创建人、编舞和舞者文慧的成长历程中至关重要的文艺作品,她怀着亲历者的复杂情感与体验,以纪录剧场的方式重访《红色娘子军》。作品由“纪录”与“剧场”组成,相互交织:舞台幕布上的投影内容整合了大量关于《红色娘子军》的文献资料,包括图文与访谈录像;四位原班演出人马则以四种不同的身份与《红色娘子军》相联系——刘祝英和文慧分别出生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文革时期被选入地方团、演出过上千场《红色娘子军》的刘祝英一直是文慧在文革时期的偶像,而后来投身于现代舞实践的文慧则成为刘祝英在1980年代后密切关注的对象;江帆和李新民都是八零后,曾在上海歌剧舞剧院任编导的江帆通过分析《红色娘子军》中的一些舞蹈技术细节,挖掘了身体动作流露出的潜意识;而从云南农村移民城市并走上舞台的李新民,以素人的身体袒露出情感与记忆的张力。  然而,原定在深圳的演出却因为六月中旬北京又爆发了新一波疫情,《红》的部分演员无法出京,于是改以讲座表演的方式进行,取名:另一种方式——关于《红》。由文慧、张献和雷琰作为主演和主讲,分别从三条线索带给观众创作背后的故事与经验:文慧作为《红》的主创者,分享《红》的创作路径和这件作品完成之后的反思;剧作家、剧场导演张献,也是《红》的受访者和文革的亲历者,分享了一些他的亲身经历以及对当时文化政策的分析;资深舞者雷琰曾参与过2019年《红》的演出,她既扮演了作品中原本江帆扮演的角色,也作为一名观众提出了一些她对作品的疑问。  ▲ 剧作家、剧场导演张献 ▲ 编舞和舞者文慧 在标准的剧场空间中,“另一种方式——关于《红》”构建了多重空间,层层嵌套:投影幕布中播放着《红》的部分演出影像及受访者的视频,这些画面中同时包含了曾经的舞台空间与纪录影像中的空间;现场的舞台上,三名艺术家时而重演《红》中的片段并与幕布投影录像中的表演完美同步,时而跳脱出原作而展开回忆、分析、提问与讨论;观众席上,观众们同时体验着《红色娘子军》的原作、受访者们的回忆、《红》四位舞者的表演、现场三人的表演与讲述、自己对样板戏的回忆、自己对身体的激活与思考。这些空间在现场相互交叠,比如在录像中的舞台上,江帆将自己裹入投影幕布中,她的身体与文献中的文字、图像与人物亲密地、却又在意识上极其遥远地相互裹挟。创作团队精妙地将所有这些空间剪辑成一部层次丰富的档案,并呈现出生动的表演性与感染力。  ▲ 幕布中的幕布▲ 录像中,江帆将自己裹入主舞台的投影幕布 负责作品文本的庄稼昀在《红》的官方介绍中写道“身体是档案馆,是历史的见证与承载,也是记忆的催化剂。身体深处埋嵌着一段过去,而我们用由历史和记忆标注的身体再现过去,通过身体将经历一代代积累和交接下去,也通过身体将某个历史情境中的生命政治逻辑展演出来。” ▲ 录像中,记述历史的文字投在幕布上,也投在站在幕布前的演员身上 我将现场表演留给我印象深刻的三个片段记录在此: 舞蹈技术细节反映出的潜意识 投影录像中,江帆亲身演示了某位红色娘子军主演曾经的一个手势错误——正确的手势是双手都应大翻掌,但这位主演却一手翻掌、一手兰花指。她从舞蹈训练与潜意识分析其来源:她先演示了这一手势在中国传统民族舞、西方芭蕾舞与样板戏中的标准动作与其间的异同,指出样板戏将所有女性角色的女性化动作都统一成了男性动作,比如把兰花指全部统一成大翻掌。然而,作为一名舞者的身体惯性,夹带着由舞蹈训练所潜移默化的性别姿态,让这位主演犯下了这个错误。这是一个真实的对规训与自我意识的暴露。  ▲ 曾经的样板戏演员用他学习时同样的方法教授现在的小朋友,江帆站在这画面中 ▲ 录像中展示标准化的表演道具设计 用话筒敲击心脏表现剧烈疼痛 文慧用一段舞蹈表现极度的压抑与疼痛,这种疼痛不仅来自舞者极度高压与机械化的训练下身体感受到的巨大疼痛,还有因无法挣脱这种规训而产生的心灵上的压抑。她用话筒猛烈地敲击她的左胸,那是心脏的位置,敲击的节奏对应着心跳的搏动,活生生的人的挣扎与痛苦在越来越响、几欲让人捂住耳朵的闷闷的带有话筒回响的敲击声中直直地刺入我的心。文慧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双眼圆睁,就好像要看穿这束缚她身体、给她带来极大痛苦的牢笼,她要用这锋利的目光与敲击,把它震得粉碎。  ▲ 演出现场 被压迫与被要求的强势女性角色 作为一部讨论女子军队的戏,《红色娘子军》表露中一种对女性的指引性,它既包含着一种显见的、聒噪的平等,又隐藏着固有的、残酷的不公平。一位受访者提到自己刚生产完乳房还在涨奶就被强硬地要求演出,练功房中乳汁夹着汗水滴在地板上,男演员疑惑的目光让她感到羞耻与怨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演出,她可以在指导员的“纵容”下,用向组织递交离婚申请向阻止她“抛头露面”的丈夫示威。身为一名女性的被定义的权利与义务混杂在作为一名样板戏女演员的职责之中。  ▲ 录像中与张献的访谈,提到当时观众对异性的目光 “另一种方式——关于《红》”让我们了解了《红》,自然也了解了样板戏及其携带出的种种对那个离我们并不久远、却已糟主流叙事刻意抛弃的年代与集体生活的回忆。它潜伏于仍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并时刻能够调动出焦灼不安。这是一个振聋发聩地提醒我们如何书写与叙述历史的剧场——我们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都深受其书写与叙述的影响。它郑重地提出一份宣言:我们都可以成为书写与叙述者,喊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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