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顾灵

原载于 ING

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以前是飞机制造厂的冲压车间。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留意到门口的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抬头看一下，还是会看到以前留下来的吊顶结构，这里在2014年改造成了现在的西岸艺术中心。那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所有作品，都是从国内外各个地方，艺术家的工作室、或画廊等空间临时搬到这里来的。一方面，这构成了一个特别好的国际艺术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大家来一次就能同时看到近千位艺术家的作品，这个体量是任何展览都比不了的。

这里补充一点小历史，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也曾经是一个艺博会，这在当时是意大利希望在全球艺术领域拓展其影响力的举措。但另一方面，或许有很多作品作为单个物件来看不会影响它的完整性，可也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跟它们创作的语境、或者所从属的创作系列紧密相关，又或者对展出空间环境有特定的要求，那么像这类作品我们可能就不太容易在艺博会中看到，或者看到的是一个从原语境中抽离出来的状态。所以刚才首先稍微介绍了一下艺博会这个特定的观看场域。大家一会儿在看作品的时候，如果想象它放在自己家里或者在别的自己熟悉的空间会是什么样，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家肯定也会考虑它和家中其他物件的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是空间尺度上的、色彩的、内容的、形式的、风格的或者其他很多可能考虑的要素。

那我们接下来会逛到现在我们身处的A馆的一二层，以及马路对面的B馆。我的任务是带大家相对完整地走一遍，而且这个动线或者说观看顺序已经由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决定了。在这趟短短的旅程中，我很乐意与大家分享我对艺术的一些理解。

如你所见，一个艺博会，跟其他行业的博览会在空间布局上是很类似的：它由许许多多隔间构成。临时搭建起来的展墙把原本冲压车间庞大的整体空间分割成大大小小的隔间，但没有那么封闭，我们还是可以在每个隔间同时看到一些邻近的空间。所以我们大多数时候视线里能同时看到五花八门各类艺术家的作品。每个隔间就是一个画廊展位，有些是艺术家个展，就是说这个展位里所有的作品都来自同一位艺术家；有些则选择了不同艺术家的作品；有的是艺术家明星，有的可能在国外很有名、但对国内尚且陌生，还有相对来说比较新兴的艺术家等等。从排布上来说，位置相对主入口而言更显著一些的画廊会比较大牌一些。

每个作品背后都是一个或一组艺术家。如果把看作品比喻成见朋友，那么这里有些是每年都会来西岸的老朋友，比如国际艺术明星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安东尼·葛姆雷（Anthony Gormley）、奥拉弗·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等等；有些则是初来乍到的新朋友。不过对平时不太接触这类所谓“当代”艺术的人来说，可能不管有名没名，都是陌生的新朋友。那今天也是认认脸的好机会，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好朋友。同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可能会出现在好几家画廊，那大家看第一件的时候不认得，到后面说不定就认得了。对我自己来说，即便在行业里工作了十多年，实际接触的艺术实践也是很有限的。艺博会在我看来也是一个与新朋友相遇的地方，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惊喜的发现。

神秘感可能是艺博会的反义词。但这次还是有一些散发出神秘幽光的作品吸引了我的注意。曾参与战后欧洲Art Informel运动的安东尼·塔皮埃斯（Antoni Tàpies，1923-2012）晚年的一件木上综合材料《Ona i xifres》（2006）就很好看。底板上的木纹和覆盖在上面如沙如浪的涌动一纵一横，交叠出层次丰富的黄色。黑色刷印的数字和若隐若现的记号好像是某样重要事物的密码。装置的左下角有个浅浅的小剪刀的印子，让人感觉它好像仍然属于艺术家的工作室。

罗曼·昂达克（Roman Ondak, 1966）的《成为一排》（Becoming a Row, 2019）是一叠八层严丝合缝、没了内部空间的抽屉。这位以行为表演与木制结构著称的艺术家将抽屉这一日常物改造成了一个形式雕塑。虽然把手和每层的比例样貌仍保留着抽屉的特征，但由于层层堆叠而不再能放入任何东西。或者说，这是“抽屉的抽屉”。

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 1927）的《Coca-Cola Girl》（2019）以其代表性的简洁生动与明媚光照的色彩将一位金发、红唇、身着露背纯白连体泳装、曲线窈窕的女性侧像以双面印刷粉装铝板的形式展现出来，显得非常轻盈灵动。原本方方正正的画板的纯色背景在这件平面而立体的作品中换成了画面周围的空气，从而更突显出女郎的飒爽英姿，仿佛行走生风。这件灵感得自早期美国广告画板中形象演变的创作巧妙翻译了消费图像的诱人娇媚，并呈现出区别于艺术家更常见的油画媒介的别致感。

类似的别致感也出现在穿过丹尼尔·斯蒂格曼·曼格拉内（Daniel Steegmann Mangrané, 1977）的《无题（帘子）》（Untitled (Curtain)，2022）时。这件以艺术家的家乡加泰罗尼亚当地常见的Kriska铝制帘幕做成的轻巧空间隔档，由于其形式而同时既作为视觉观赏的对象、也起到了分隔空间的功能：帘子里边是藤原西芒的小型个展，帘子外边则是画廊带来的其他作品。与Katz的创作一样，它既带给我们轻松的视觉愉悦（涂成浅金色的帘幕还透着一点尚不浮夸的华丽感），也提示出平面与空间的交错可能。这件作品的前身是2013年参加台北双年展的系列空间装置《/ (- \》，自此之后成为艺术家持续探索的长期系列，如2020年的《⧜》。观者在穿过这些帘子时，直接而非比喻地以身体介入了空间的分隔界面，而如水流般的帘幕在穿过时就会自动合上，但它其实又是非密封的，是一道半虚半实的屏风。走过时，金属敲击的声音会让身体的感受更加敏感。虽然这是我们许多人都熟悉的日常经验，但艺术家在帘幕中间还加了一道轮廓崎岖的门框，以激光切割粉末涂层钢制框架表现来源不明的线条。我们可以选择穿过这道门，也可以选择穿过帘幕。两种穿越边界的形式并置会让我们格外关注日常中已熟视无睹的穿门入室的身体感受。一个日常的动作由此披上了表演性。

“周三早晨：终于来了一些玩意儿。先是一只鞋。穿过的。然后是一条桌子腿。即便一条是腿一只是鞋，但它们不成对儿。”这是伊娃·卡托塔法（Eva Koťátková, 1982）俏皮的《胃的日记》（Diary of the stomach, 2017）文字中的一小段。顾文知意，这是某个“胃”写的一篇日记。现场展出的是与这组日记对应的纸本拼贴作品，它们来自同名的剧场式展览。卡托塔法的创作运用大量历史档案的图像，并穿插运用人和动物的身体形象、日常物件、软性的布料等综合材料，在表演性的环境中运用得相当灵活，能以狡黠的幽默感探讨沉重的历史话题。与之邻近的棉布挂毯《共同/单独5》（Zusammen/Allein V, 2020）来自乌拉·冯·勃兰登堡（Ulla von Brandenburg, 1974），同样是以剧场表演作为其为人称道的创作方式，勃兰登堡运用纯色的多彩几何布料拼贴探索宗教外的仪式感。

我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一件很不起眼的小物件：一段中间劈开、表面斑驳的老木和套在中间的一个玻璃瓶。这是傅丹（1975）的《无题》（2022），在今年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应Querini Stampalia基金会的邀请，诞生在以玻璃生产与工艺著称的Murano岛上。这段木头是他在当地玻璃厂中发现的烧制多年的玻璃模具，如今仍能在其表面看到炭火留下的黑痕和固定用的长钉。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在广州镜花园探访的傅丹的《回空间》，那是美妙的气候、植被与遗弃老屋、家具和物件的温柔对话。包括房屋在内的年代久远的现成品，在艺术的“策划”下成为召唤过往时间的灵器。即便是在嘈杂的艺博会现场，这类作品也能让我调取与之关联的视觉记忆，将脑中“那一边”的形象空间移动到眼前来。

傅丹对纯粹与自然随时间缓缓展开的变化之美的小心试探，或许成为多次策展项目将他同野口勇联系起来的入口，比如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展亭曾举办双人展“对位变奏：野口勇之于傅丹”（2018年11月16日至2019年4月22日）。以极富盛名的《Akari》纸灯（“akari”一词在日语中意指“光”）广为人知的野口勇（1904-1988）在晚年创作了这件热镀锌钢雕塑《新⽯器时代》（1982-83），它散发着艺术家对重合远古时间与当下时间的勇气和好奇心。这两位年龄相隔近70岁的艺术家在此次展示现场相隔不过一两米，却呼应着共通的艺术语言。于是我们还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观看经验和想象力，让一个形象与其他形象辉映，“听”一个艺术家与其他艺术家对话。

我还想简略提及四件以各自趣味运用日常物件的作品：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 1952）在一个嵌有透明玻璃的优雅木柜中以类似曾经珍宝柜的藏展方式摆放被压扁的、形成奇异形态的玻璃瓶——《无题（展示柜）》（Untitled (display case), 2021)；爱丽丝·安德森（Alice Anderson, 1972）用铜色环保电线包裹DVD遥控器、USB钥匙、手机屏幕的《精神机器，第52号雕塑》（Spiritual Machines Statuette 52, 2021）；汤姆·萨克斯（Tom Sachs, 1966）用炻器、矽青铜、瓷器、钢制硬件等混合媒介DIY的音乐播放器《铺设管子》（Lay Some Pipe, 2014）；还有谭天（1988）在一如既往地调侃当代艺术运作机制的画作旁靠着的一面以丙烯涂绘边框的镜子。他们的创作似乎都游走在日常物件与艺术品转化的边缘，一边是弱化作品感的现成物件，另一边则是颇具趣味的审美物件。

我想以一件1988年的录像装置作为此篇游迹的压轴：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的最后一件合作行为《情人·长城》。昨天有个来宾在我说到“他俩要在长城上相遇……”的当口，接着我的话头说“然后就分手了”。碰上这么懂行的来宾真是惊喜。原来他去看了阿布拉莫维奇在纽约MoMA做的“Artist is Present”，而且去的那天刚好撞上乌雷也来。于是对他来说，两个“艺术时间”就在现场相遇了：那个众所皆知的重逢，以及眼前录像里的接近和远离。作为艺术史中的存档事件，跟在录像里看到两人分别一身鲜明的红与蓝、孑然行走于那宏伟的风景中，形成了抽象与具体的反差感受。因为看到了这15分钟即便是明显通过摆拍和剪辑的短片，我从“知道”靠近了“懂得”。

这份懂得并非指向某个标准答案，而是一种心灵上的共鸣。一如投入创作的艺术家会持续付出时间与耐心，身为观者与读者的我们为了靠近它们，有时也要付出比艺博会一个下午走马观花更多的努力。我们如今走出庞大的展厅，刚才目光扫过或停留的那成百上千的画面，还有多少印象残留下来？又记住了哪些名字？个体间有多少差异，艺术家们就会拓展出多少不同的体验。艺术或叙事或虚构，或抽象或观念，或着意文本与语言……不落套路的冒险乐趣是敢于不断尝试的人才能体会的。让我们在2017年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的公共作品、王卫的《树影》上说再见，希望一如这件用马赛克做的影子，每每总有艺术的形象在你的生活中固定下来、具体起来，并随着时光流转缓缓变化。

对艺博会现场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相关画廊。与艺博会同期其实上海有很多美术馆和画廊展，比如对面西岸美术馆的《她们与抽象》，还有胡晓媛个展《沙径》，以及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耿建翌作品回顾展《他是谁？》等等。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接下来一两月去转转。祝大家生活中常有艺术，并因此变得更敏锐、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