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异乡人 Dual Outsider

能够摆脱恐惧是我会思考以来最得益的地方。

原载于 艺术世界ArtReview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著，李贻琼译

后浪文学出品贵州人民出版社，精装，208页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这本散文集，德文原版发行于2003年，收录了她的九篇文章，原标题“Der König verneigt sich und tötet”（国王鞠躬并杀人）是其中一篇的题目。2023年再版的中译本改用了书中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标题。书腰上介绍，此书是这位从罗马尼亚小村庄走向诺奖领奖台的“双重异乡人”的“准自传”。作为米勒完整作品集中文译介中的一部，我认为它是其新读者最好的入门本。因为这本仅两百页的小册子不仅淋漓尽致地铺撒出米勒对自身经历机敏似口述般的剖白与点评，更让人被电击般感同身受，以致我会因其过高的浓度而控制每日的阅读量，用一日一篇的速度细嚼慢咽，为自己被她丝丝入扣的文字所掀起的情感波澜留出余地。恰如米勒在书的前言“写给中国读者”中说：“⋯⋯你们都可能是我诸多书中人物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同的姿势坠落。”

“双重异乡人”的说法由来于米勒的出身与遭遇：她的故乡尼茨基村（Nitchidorf）是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Timisoara）郊外的一个斯瓦本日耳曼人（Banat Swabians）聚居地，米勒的家族已在此定居三百多年，但仍“永远只是‘德裔少数民族’，是生在罗马尼亚人家乡的客人”；他们同当地的匈牙利、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被官方统称为“共居民族”。随着一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尼茨基村划归罗马尼亚王国。至1940年，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的法西斯政府与第三帝国结盟，包括米勒父亲在内的德裔罗马尼亚人入伍参军。1944年，苏联红军长驱直入，政府垮台，新政权归降苏联。1945年1月，斯大林将罗马尼亚境内所有17至45岁德裔居民遣送到苏联劳改营，其中就包括米勒的母亲。在共产独裁统治下，外公被批斗为地主富农，所有家产充公，家境陡寒。米勒1973年考入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制造工厂当译员，将引进机器的德文说明书译成罗马尼亚文。其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当局的安全部（the Securitate，即秘密警察）胁迫米勒为其监视举报工人的言行，但米勒坚决拒绝合作、后被强行解雇，且使自己沦入了安全部的严密监控、审讯与恐吓之下，生活被恐惧填满。在短暂地任教于幼儿园和当私人德语老师以糊口的同时，凭借其首部作品《低地》（被审查的版本于1982年出版于罗马尼亚，完整版两年后在德国出版）声名鹊起，后续著作不断。1987年，米勒流亡德国，自此成为第二重异乡人：客居德国的罗马尼亚人。

因而，在诺奖对其创作的评语——“以诗的凝炼，散文的率直，描绘流离失所者的处境”中提到的“处境”（landscape），恰是她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境遇，字里行间所触之景与其“过去当下”（Vergangenwart）相交映，极权统治下的惶恐与流亡生活的苦涩是她挥之不去的心境。口水、手帕、头发，这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却成了米勒思考迫害之下个体尊严与孤独的入口。威权高压的阴影里，个体自我审视的强迫性渗透在每一口呼吸与每一件物品之中。米勒看似平静却实则撕开伤口般写道：“人们戒掉了生活中那些随意的、偶然的、无须评判没有目的的部分。持续不断的必要的谨慎将每一个日子记录下来，置于自我监督之下。不假思索地扫上一眼，让事物不留痕迹地经过，已经不再可能。”（第134页）

米勒描述的审查与自我审查严重到骇然，而时至今日，熟悉的生活并未免于这种本应陌生的恐惧。本书标题虽乍看之下显得古怪、却随书中文字徐徐揭示出这种恐惧的根深蒂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谛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美好也许丑陋，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话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第33页）我正是冲着标题这句引人遐思的诗意言语而翻开了这本书，但在看完之后，仍回到了最初的疑问“‘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只是在说审查吗？”而一旦问出了口，我便恍然大悟——这一疑问恰是对提问本身的回答：每一句话，都必然遭遇别的眼睛，别的解释。“你是什么意思”或许会导向沟通，但也同样、甚至在更多时候导向误解，乃至恶意揣测。人所有的表达都被别人所注视、解读，这是表达者一定会面对的恐惧。语言的表达与到达，亦是行为的施与受；表达者要对其表达的行为负责，承担表达的后果，即他人的评判。

然而如此沉重、甚至被不少媒体批评为“老生常谈”的困境，米勒的书写却让阅读的过程并不痛苦、反而有一种贴近真实日常的爽快。类似近期在大陆上映的《坠落的审判》（2023），影片在法庭这一极端情境中同样探讨了对语言表达局限性的自觉以及对语言同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审思。无法抵达真相的悬念和手持DV式的纪录片镜头，令观影体验显得异常轻松、流畅，而非令人窒息。一同书中尽管写到自己的真切回忆，但米勒从未停止反思回忆、讲述与写作本身，对词汇构成及其映射之意的怀疑与推敲弥漫在整本书中。如一位艺术家清醒地拆解自己的创作手法，她这般评价写作对经历的转译：“经历作为一个过程嘲弄写作，与词语无法兼容。实际的发生永远不会让词语一一捕捉，要描述它们，必须将其裁剪成词语，通过放大、缩小、简化、繁化、陈述、转化等一系列独特的手段进行再创作。经历最终只是个借口。写作时我们将经历过的事件拖到另外一片天地，试验每个词语的能力。不再是白天或黑夜、村庄或城市，而是名词和动词、主句和从句、节拍和音响、行列与节奏主宰着一切。被边缘化的实际的发生坚持认为我们用词语将一个又一个震惊强加给它，无法再辨认自己时又重新站到中间。我们必须摧毁它的自大，才能去描写它，从现实的街道拐到臆想的街道，这样才能与它更相似。”（第83页）

米勒将自己投身写作归功于在大学时结识了文学社团“巴纳特行动小组”（Aktionsgruppe Banat, 1972–1975），其中聚集了一批敢为自由发声的德语作者，且都与她同为斯瓦本日耳曼人少数族裔。尽管他们的言行被安全部所监视，但对极权的批判与写作的实践凝聚出珍贵的友谊。不论是在写作还是演讲中，米勒都时常提起她已逝的朋友，他们惨遭暗杀，但凶手却沉寂无踪。身为幸存者，在她精巧的言辞背后是“我绝不能轻松地被湮灭掉”的坚决，正是其无比清晰的独立精神透露出莫大的力量感。米勒对词汇的敏感甚至执着，恰是浸润自其坚定的立场。比如，当她谈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对比她早年在农村、后来在城市的生活与观察，米勒提到德语中的“露天”一词是“自由”加“天空”两个词的组合，她即便学了也从不这么说，而只说“开放”的“天空”。因为对家乡的农人来说，自由无从找寻，而天空则是一种工具，帮助识读天气、安排耕种而已。同样是关于“自由”，另一例来自她对西方知识界的调侃：“西方的文学圈流行一种问卷调查，有杂志每隔几年就会组织一次，目的在于判断一个作家在其他作家心目中的重要性。问卷的问题是：‘如果您去孤岛，您会带哪些书？’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幼稚得可以。如果我去孤岛，那我没有选择，我不能带任何我喜欢的书，因为每本都是被禁的。⋯⋯西方知识分子说起‘岛’的时候，闻到的是自由的香水味，岛是法律和规范被废之地。加之还可以读一本好书，简直就是自由意志的巅峰。⋯⋯他们用一个以非自由为前提的句子来追问自由的选择。他们脑子里装满了书，没有一本让他们对非自由有点滴的领悟。”（第173–174页）

尽管这是一本散文集，但小说的气质仍伴随着某些篇章，例如她在谈论祖母的睡衣时提到的那位女子，她反复出现在各种不切实际的场景中，好似米勒将心中的构想与现实的发生无缝编织在了一起。关于写实与虚构这对文学创作的双胞胎，她认为：“事件在发生时，无法容忍事后用以记录它们的词语。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在泄密与保密之间走钢丝，并且二者处于不断变化当中。泄密时现实转向虚构，虚构中又透出现实的曦光，尤其在文字形成之前。人们阅读时感受到的一半内容无法诉诸文字，它们在头脑中引发迷失，开启诗意的震撼，这震撼我们只能在无语中思考着，或者说，感觉着。”（第84页）由于这种“无语”，米勒认为写作是无声的，阅读也是无声的，这种共通的安静带给人思考的自由。她通过写作思考，写作时只有她一个人，她所写下的文字都是不出声的，它们安安静静地待在纸上。她在诺奖致辞中说：“文学同每个人单独说话，它属于我们，因为它待在我们的头脑里。没有什么能像一本书那么有力地同我们说话，它不求任何回报，只寄望我们思考与感受。”

书中还收录了多首米勒的拼贴诗，它们以寻常的排版格式出现，穿插在文本中，看不出什么特别；但在她的网站上，跨越数十年、成百上千首拼贴诗组成了妙趣横生的图文展览。从黑白或彩色报刊上剪下来的零碎单词和字母，在一方白纸上重组为散发着深意的视觉诗。创作拼贴诗已是她多年的习惯，她在其中游戏般地探索写作和语言的神秘领地。✦ 撰文｜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