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三十余年，林岚（Jaffa Lam）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艺术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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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顶多彩的拼布降落伞，垂下晶晶亮的须线，宛如海底摄影中的荧光水母般美丽。仅靠顶端与底部两个锚点固定，加上一台银色小扇朝伞内鼓风，如此简洁的构造便成就了作品的轻盈灵动：它仿佛水母在空中悬游。不远处，蔚蓝的海水连接着深圳和香港，前者是林岚即将举办个展的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所在，后者是她生活与工作的地方。

降落伞面一个显眼的711便利店logo提醒观者它用了回收布料，但艺术家真正关心的不只是布料的再利用，更是人的价值再创造。“降落伞”（2009-2015）是林岚发起的“微观经济”计划的首个系列作品。她邀请香港妇女劳工协会的车衣女工与自己合作制作，并把创作生涯得到的第一笔艺术家材料费用作女工们的合理报酬。

这样做的初衷之一来自林岚对“边缘者”的关注与善意，“边缘者”也包括她自己。作为作品曾长期不好卖的艺术家，艺术的价值在如今的拜金社会中容易被轻视，也意味着艺术家必须有别的收入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今年，林岚刚从香港艺术学院26年的执教生涯退休，正是这份教职一直支持着她兼职创作。将心比心，她想为车衣女工这个群体做些什么。早在1980年代，香港制衣业繁荣时，车衣女工收入傲人，车衣的手艺是她们自信的来源。但随着经济转型，制衣业式微，女工们被迫转行，例如做清洁工，被人看不起，自信不再，好手艺也失了用武之地。曾贡献香港经济发展的人们，就像用旧的布料一般被社会抛弃，林岚为之不甘。通过一起做艺术，女工们既可以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又能重新发挥手艺，拾回一些旧日自信与尊严。

例如一位叫阿霞的女工，本名刘翠霞，她在照料家庭和做工之余，来位于香港观塘的妇女劳工协会做社工。车衣既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兴趣所在。她与林岚合作制作了《四分之一亭》（2012）。

因为制作所用的回收伞布不是一匹完整的布，而是从布堆中去挑选适用的碎布，加上伞布本身不平，其实做起来很有难度。林岚说做的过程是跟工人一起探索，共同想办法对付难题，相互是客气、友好并慢慢建立信任的关系，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把她们当工具人，发号施令。她会跟她们聊感受，聊自己想表达的情感和意图。比如想把破伞变成遮风避雨的亭子，就好像请转业女工们通过发挥手艺制作艺术来创造新价值。在技术上，为了更好地达到作品的形态，林岚给阿霞看《中国园林之旅皇都园林大观》，两人通过反复观察书中的古亭来琢磨布亭的结构。

更令人感慨的是，阿霞的女儿列咏虹看到妈妈“被艺术”了，自己也受到鼓舞，把原本选修的经济转成视觉艺术，立志要做一名让人们“在心灵上有所体会”的艺术家。林岚很乐于见到社会上又多了一名艺术青年。

做“微观经济”的初衷之二，跟林岚的移民经历有关。她1973年生于福鼎，家里人嫌弃福鼎是乡下，就把她的籍贯写成福州，因为福州是城市。林岚的妈妈在福鼎当医生，工作忙碌，幼年的林岚跟姐姐都是保姆照顾，父亲则在福州工作。她12岁时，姐姐带着她跟早一年搬到香港的妈妈会合，父亲后一年才抵达；本想一家人在香港团聚，然而婚姻在分居下已然破碎。林岚回忆说，妈妈真的很辛苦，白天在制衣厂里面剪线头，晚上奔去医院当看护，结束了买菜回来给姐姐做饭，自己洗完冷水澡喝口酒就睡觉，因为只有喝了酒才睡得着。母女一家三口与别人合租香港观塘瑞宁楼天台上搭的棚屋，风球一挂（香港台风分级用的是风球编号），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露的水管纵横交错，那是她少年的游乐场；邻近的球场，是她的“电视机”。天晴时洗晒衣服，空气里尽是洗衣粉的香味。尽管有时为了赶工分，她跟姐姐还做童工，帮妈妈剪线头，林岚回忆起来却不以为苦，反而透露出一点成就感：过年那几天加班会发三倍工资，她熬着加了三天班，拿到三百块；妈妈爽快地抽出一张递给她。“那时真是一笔巨款哦！”，她跟我说的时候，眼睛里还闪烁着少年的得意。

刚到香港时，她们讲不来粤语，面对很严重的歧视。妈妈被叫“大陆婆”，林岚上学时被同学们排挤，就连老师都在课堂上当着所有同学的面笑话她不地道的发音，还经常找茬让她罚站。她只好拼命看电视练粤语。

这些移民经历让年少的她就深深尝到社会的不公平。香港的高楼大厦看似光鲜，但对贫穷的人却铁面无情。她念起在福鼎乡野的快乐童年，无拘无束地在田间打滚、跳河里游泳，跟树讲话、和虫聊天。她自夸是打水漂的能手，还调皮得去隔壁瓜棚偷瓜吃。或许多亏了童年的自由自在，让她始终抱持着饱满的活力与正义感。林岚懂得多余的羞耻心是尊严的绊脚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长短处。只要懂得包容短处和发挥长处，我们不应对自己的弱点存有羞耻之心，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否在某天变成了长处。”人人平等、相互尊重是她天然的坚决。尤其是对妈妈，她从小懂事，明白要孝顺妈妈，要保护这个家。

正是因为妈妈做过剪线头的女工，让她觉得车衣女工份外亲切。也因为她知道妈妈曾经爱好电影，尤其欣赏影片里新女性的形象，那么向往前卫的妈妈，却失去了医生的身份，必须打三份工辛劳地讨生活，她就清楚劳动者的心里本有梦想天地，但被生活重负压扁了。做“微观经济”许是她在延伸对妈妈的偿报，要通过艺术合作把梦想的精神还给女工们。

如果要说有哪一件事林岚没有顺妈妈的意，竟然就是她学艺术这件事。本来妈妈想她学医，走自己被迫放弃的路，加之医生赚钱多、受人尊重嘛，但她觉得自己似乎只有艺术称得上是长处，加上当时拔尖早一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系，可以少交一年中学学费，大学学费则由政府全资助，也算是帮家里减轻负担；而且后面可以做艺术老师，收入也稳定。妈妈就答应了。

后来果真当了老师，但她一直有创作热情，就用教职的工资来支持自己的创作。妈妈也常帮助她。《林岚合作社—织织复织织》画册A的末尾，工作室助理一栏赫然写着“林岚母亲”。不过妈妈看她又要工作又要创作，很是辛苦，经常关心她作品有没有卖。2022年，林岚入行三十年，终于签了家不错的大画廊，妈妈却在次年走了。

这次在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展览里，林岚把一块约等于自己体重的火山石吊挂起来，与妈妈用了一辈子的缝纫机相望。对女儿来说，妈妈走了，就没法再做女儿了，听话也好、叛逆也好，都再没有妈妈来回应。林岚曾写过，“包容和反叛，尊重和执着，像是一对欢喜冤家，从没有分开，相互照应着。”即便孩子跟父母分别的这一天终会来到，但在心里，妈妈永远在；以这种不同的陪伴，林岚准备好去过自己新阶段的人生。

说回“降落伞”。除了“微观经济”，林岚当时做这件创作还有一层考虑。那是2009年，她受邀参与德国汉堡的“Subvision. art. festival. off.”当代艺术节。那一年，西九龙文化区尚在酝酿中，在香港引发了许多关于艺术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讨论。而艺术节所在的港口新城，也是规划于1990年代的一个文化、休闲、旅游、商业新型综合区，似是西九的一个恰当参照。林岚带着看西九未来模样的好奇前往，并携“降落伞”在汉堡展出，比喻自己降落在艺术区。事实上，西九在她看来，正是一个空降计划。“降落伞”后来在深圳、香港与顺德多地展出，降落至不同的艺术空间，也是她屡屡参与各国艺术驻留计划的写照——肯亚拉姆、孟加拉达卡、中国上海、美国纽约和加拿大多伦多。

林岚曾写道，“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都是一个移民城市。本来同一个面孔的中国人，但因为先后到达，基于利益冲突亦会互相歧视，更何况其他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种族？”带着对相互尊重的执着，对人本平等的关怀，她于2005年前往孟加拉达卡市驻留，这期创作是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原本学习书法、版画、木雕等中国传统艺术的林岚，初次发现艺术原来可以不依附于手艺，而与社会产生有趣的对话。

达卡市街头奔走着人力车夫，他们皮肤黝黑，衣着朴素，可是人力车身却总装饰得格外艳丽，是尘土飞扬的城市里亮丽的流动风景。林岚与车夫们聊天，并萌生出要为他们编辑一本杂志的想法。

模仿千禧年时尚与生活方式杂志的风格，她拍摄了许多人力车夫的照片，搭配一些令人莞尔的广告语：“微笑服务令您满意”，“快乐的车夫”，“加入彩虹俱乐部，尊享优惠”等。杂志里收录了七位人力车夫的故事，讲述他们如何平衡自己在乡下的农活与进城拉车的打工生涯。中间还穿插着各式风尘仆仆的塑料拖鞋特写，标题是“脚上的时尚”。

林岚为杂志取名“WALLA”，它在孟加拉语里的意思是“职业、专职人士”。她觉得很多人只会把职场对应到白领，却很少用它来形容蓝领；那她就出其不意地来表现人力车夫职场并且要把他们表现得很时尚。

车库老板Akkas先生同时也是人力车夫的教练，据他估算，全达卡有150万辆人力车。可不是一个庞大的职场！想必这些人力车夫也会惊讶自己竟然当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

翻到杂志末页的编辑部名单细细读，满是林岚的俏皮幽默：设计师是“汗水”，艺术总监是“交通协管员”，财务是“精力”。她以轻松诙谐的方式，生动地勾勒出人力车夫面临的社会环境。

此次个展除了这套杂志，还时隔多年再次展出了一套真人大小的人力车夫肖像，每一张都用华丽的金框装裱起来，底部用金色的铭牌标注每一位车夫的名字。这些在本地社会不受尊重的劳动者，将在展览现场接受大家的注目礼。

2013年，林岚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个展《林岚合作社—织织复织织》，可以说是“微观经济”计划和她过往创作的集大成者。其中有件作品《桥》（2012），是她综合运用书法、碑刻、合作创作与“微观经济”的典范；如今它已是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馆藏。

这件木构作品把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实体化：靠于墙面长短参差的木条组成《宣言》之“序言”，而腾空架设的“桥面”则是《宣言》的正文。这座桥面差不多是板条凳的高度，使大家有机会“平起平坐”，实践宣言中的自由与平等信念。

刻字的过程是先以宋体字打印出来，经人手抄印及改良后，再由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雕刻在木板上。林岚与十八位朋友，其中主要是她的学生，分工合作。各人手作与工具不一，即便相同的字也体现出不同的个性。

桥底部的长木凳“桥墩”是新城木箱公司老板敖先生亲手制作的，牢固地支撑桥面。合作中，老板、老师、学生的身份与阶级抛诸脑后，人人都是平等的艺术协作者。

林岚写道：“要达至社会和睦共处，谈何容易。我多年前的新移民生活，以及近年和工友们闲谈中看到、听到和亲身体会到的不公义一直深烙在我心中。以艺术之力呐喊会有作用吗？一个人又能成事吗？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我相信奇迹。我们在七个月内利用工余时间将二千八百七十五个中文繁体字刻好，本身已是一个奇迹。”

凑近看，在部分文字的旁边，偶尔还刻有一些签名，它们属于捐款者。林岚当时设置了一项规则：拿出港币五佰元，可以「买」到为捐款者在木上刻字的服务和桥上的空间。将来重展时，捐款者和制作者都会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显示出《人权宣言》第27条“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和享受艺术”的精神。而且，这不占用物理空间的另类收藏，巧妙地解决了香港人因“没地方安置”而不购藏艺术品的问题。捐款者或称买家还会收到刻有其名字的木条的相片以及将来有关这件作品的展览消息，但完全不需腾出家居空间。另外，她还制作了传统拓印本，只选择文字段落制作，迎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快节奏”、来不及阅读完整两千字全篇的心理。她自忖：这也许是住在香港久了所沾染的“变通”吧！

《世界人权宣言》掷地有声地写道：“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如今，距离林岚赴孟加拉驻留已20年，但阶层、种族的不平等仍然普遍。甚至，还有那么多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甚至失去生命的人。谈到这次出现在展览里的旧足球（《禅园》，2025），林岚说，她并不是刻意要捡垃圾来做艺术。在近期的一则新闻里，她看到一个画面，久久难以平静：战争侵扰的城市街头，一颗湿透的足球。她看到的不只是一颗球，而是孩子们被战争牺牲的童年。这一幕停留在她脑海，直到她偶然间在香港妇女劳工协会旁边的垃圾站看到两大包被丢弃的足球，她当即就拎回家了。巧合还不只这一层，她猜想，这些足球正是来自她自己的母校——因为那是协会附近唯一的一所学校。

林岚用这些“天赐”的足球，与外露在儿时天台上的那种城市里司空见惯的金属水管，以及混凝土、文人石和篮球，构建起一个小园林。焊接工人帮助她把水管连接成错综的结构，似是在模仿传统江南园林里的假山，但它已不再是微缩的山水，寄托心志的精神家园，而仅是城市里被忽视的基础设施，风餐露宿，锈迹斑斑。住在这般“园林”中的都市人，心志几何呢？我好像听林岚如是发问。

林岚将自己的很多创作归功于“捡到足球”之类的偶遇，而非她刻意为之的预谋。但若非她的思敏与觉察，创作亦无所适从。在我看来，这些创作像是一片片回忆，画面不那么清晰，但情感却很生动。也只有隔着时间回头看，才又重新诠释出一些关联，一些意义，才更加理解“哦，原来自己是这么想的”。

林岚不仅静得下心在工作室钻研技艺，更乐于进入社会与他人合作。她不只是一位真心鼓励学生追求艺术的教师，也活跃地策划艺术的交流。她曾从世界各地的驻留里获得启发，她也在香港主持过艺术驻留[i]。在她的哲学深处，有中国传统文化还债与报恩的赤子之心；而在工作方法里，又渗透着社会参与式艺术与关系美学的行动能量。不过，最核心的还是在艺术里践行人本社会的理想，以及纯净的诗情，与自由的快乐。比如这次个展新创作的《蚝桶》（2025），回收了时常从深港之间的海面蚝排“走失”的蚝桶。养蚝的老板告诉她，不论是香港还是深圳的蚝桶（都贴有二维码作为地域标识），谁捞上来就归谁。她为这种随性开怀大笑；想到这里面边界的松动，还有随波逐流的自由感，我也会心地笑了。

本文写作参考了林岚的网站（www.jaffalam.com），《林岚合作社—织织复织织》画册A&B，以及《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林岚的艺术》（杨阳编，Kubrick，2013年）。

顾灵，写于2025年3月，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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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三角网络（Triangle Network）的支持下，林岚举办过两次在香港的驻留，分别是2005年《现场湾仔：国际艺术家交流工作坊》，与2008年《艺术交流x社区实验x深水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