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艺术时代

无效的生产力   撰文/顾灵   艺术家创作作品，本是心灵出发使然。在艺术家职业化以前，创作本身也并不拘泥于职业。如今艺术从业者甚而从文化工作者的范围中脱颖而出、自成一派，使得创作难找出纯粹的，而更多与关系有关。   为了使更多人接受，商业艺术机构同样从事公益事业，以资助艺术家全新创作、设立实验性空间项目为市场教育的手段。而作品的制作，随着媒介的丰富，或媒介本身成为语言的一部分，也理所当然地需要起资助来。展览随着作品制作及其对空间的逾高要求，同样脱离了单纯的展示及观看关系，成为资金成本的消耗对象。   艺术写作就更具有从属性，尤其是为发表在媒体上或应媒体之邀而书写的文字，或为复制某些快速过时的消息，或为篇幅而生造内容。神圣的写作隐入了地下。   于是，在纯粹缺失的时候，对单纯的追逝同样沦为忧郁与乡愁的时尚，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过早开始了怀旧。   无效的生产力是个悖论，无效指向无用、不具备特定功能、不发挥特定效用，过时地说，艺术本应符合这一悖论，却被所谓的艺术生产力这一概念所凌驾。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然人为的环境，被人工造物所包围，甚至连呼吸的每一口气都被城市所过滤。生产力被制造为生活继续下去的唯一驱动力，亦是维持世界的永动力。但，艺术生产力又是什么？它被要求有效吗？   意大利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及史学家保罗·波多盖希（Paolo Portoghesi）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想定义未来的世界，她只是单纯等待由科技与聚合的即兴过程来作出决定。艺术不再是风向标：它沦为了向真正的傲慢投降的工具。”[1]科技，作为现代生产力的信仰，与聚合的即兴过程，擦肩艺术，成为决策者。   目前看来，很多机构内部的工作沦为了沟通本身，并被沟通的误解、乃至无效所消解。与此同时，也有艺术家或展览利用无效，将之作为所谓“慢”生活的哲理消费之。无效，由此被视为一种奢侈，一种高于生产力的状态。   为机构工作的人，或在机构中工作的人，常常服务于这种生产力。然而当其实践该服务时，往往无暇顾及所服务的对象，比如作品的产生状态、艺术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状况、创作的情况及其语境、及至相关的生态群体；这些人关注的焦点、或精力所投诸的方面，更多是为机构体制所须运转的点滴，被消耗的不仅是时间与沟通本身，更是那本可以投入在对创作讨论的惋惜上。然而，对内容的讨论最易招致怀疑，这便是自相矛盾、与怀疑的无处不在。人作为一个机构，或作为机构组成的人，在与机构可能的悬浮关系中，保持一定距离。他/她可以为生产力而工作，但其工作的方式，却极有可能是无效的。效用本身，依据效果而定，过程被消耗为忙碌间隙的失忆，想不起，已忘记。 [1] 《欧洲》（L’EUROPEO）杂志“米兰的三年展设计博物馆（Triennale Design Museum）”特刊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