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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rt Wuzhen

谈谈艺术乌镇和艺术 /顾灵 *全文刊载于《当代艺术新闻》2016年六月刊p094-097 如果说,陈逸飞画周庄,把周庄变有名了,周边包括西塘、角直、同里等江南水乡古镇紧跟着都被炒热了、商业化了、搞俗了,是艺术对旅游业的一种带动,以及对古建筑及传统生活形态的破坏;那么陈向宏画乌镇,重新规划、设计、定位、运营自己的故乡,高度还原古镇形态、同时配套现代化旅游与会务设施及服务,加之创建木心博物馆、邀请陈丹青出任馆长,开办乌镇国际戏剧节、改造并建造十余家大小剧院,甚至创办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的做法,则是一种巧妙运用文化艺术元素以经营古镇、并赋予其新生的成熟、成功的商业手段。 2016年3月27日, “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英文标题“Art Wuzhen”会让人以为这是一场艺博会)正式开幕,冯博一任主策展人,王晓松、刘钢任策展人。展览从3月28日展至6月26日。40位(组)参展艺术家带来了共55组(套)作品,其中7件在“西栅景区”展出,其余的在“北栅丝厂”展出。西栅景区门票120元/人,北栅丝厂展区25元/人。22位艺术家提前赴乌镇考察,13位(组)艺术家为展览提供了全新方案,8位受委托创作了16组(套)场地特定的新作品。此外,从4月15日起至5月21日举行的“2016乌镇春季戏剧展”同艺术展构成了“白天看展,夜晚看戏”的乌镇赏玩节奏。 受邀参展的艺术家名单与艺术委员会的成员组成颇具关联,后者包括中国当代艺术知名藏家乌利·希克,在何鸿毅家族基金会同古根海姆基金会合作的当代艺术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侯瀚如与亚历山大·孟璐,佩斯北京画廊总监、政纯办小组成员冷林,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曾任今日美术馆馆长的张子康,和著名艺术史学家、身兼OCAT及余德耀美术馆学术委员会主席的巫鸿,他也是美国古根汉姆美术馆亚洲艺术参议会委员。参展艺术家中不少都与这些委员所供职的机构相关,同时也有明显来自策展人的选择(请留意有不少荷兰艺术家)。当然,聘用艺术委员会是不少艺术机构与组织确保展览与项目品质的一种有效方式,不过我们也观察到,包括许多国内的艺术奖项亦是如此:艺术委员和评委的重合度相当高。这或许会导致不同项目在艺术家选择上的同质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权力笼罩,从而限制了某些艺术家或创作被艺术体系与市场所发现。不过本文无意在这一点上展开。 青砖飞檐,小桥流水,这是笔者所见之西栅,也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色。只是与其他水乡不同,西栅几乎没有原住居民。两岸的民居被重新改造为民宿,统一管理,有些民宿聘用屋主为“房东”,管理但不拥有房屋;有些就是公开招聘;这保证了民居的建筑被尽量依照原本的样子保留下来。石板路、石板桥,木板屋、木板亭,都是以旧修旧的造物。乌篷船像出租车一样统一管理,司机经过每个景点的介绍词都经过培训、保持一致:船摇到三寸金莲博物馆对面,必然对船客说“以前的女人裹小脚”。从饮食店到油菜花田,无一不经过设计、规划并统一管理。这些都使乌镇在第一眼就区别于其他商业杂乱、漫天要价、缺乏管理的水乡。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展览主席陈向宏是乌镇改造的规划设计师及组织实施者。乌镇被经纬河流分为东、西、南、北四栅,1999年,时任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委会主任的陈对乌镇进行保护性开发和整治。他带领团队,先筹资改造因茅盾故居而成为乌镇主要景区的东栅,并在过程中意识到:如果不全面拆迁、移走居民,就无法全面治理、统一管理;且政府公职其实只会阻碍他彻底贯彻商业化。所以,西栅在开发前就被清空,居民全部搬迁,变成一张“白纸”,水流走向、建筑格局、一砖一瓦都由辞去政府公职、只做公司老板的陈亲手画图纸、监工建造,工作团队组建去公务员化、企业化。 然而以旧修旧不只是陈对乌镇所作的唯一改造。他同样意识到活化古镇、振兴旅游不仅需要景色,更需要专业的服务设施与团队。西栅不少度假酒店外观看似古旧,内里则装修一新,堪比五星酒店标准,且每家都能提供高标准的餐饮服务,并将会务接待作为古镇重要的业务领域。也正是这一定位,让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到访乌镇考察十年后把这里定为世界互联网大会(仅中、俄、哈代表参加)的永久选址。因而也就难怪乌镇能够在旅游业绩上节节攀升,甚至得以在中国北方以“乌镇模式”复制了一座古北“古”镇。 建筑有了,服务有了,但还是欠缺特色。2001年,著名导演、演员黄磊在改造中的乌镇西栅拍摄《似水年华》并与陈结识,这部文艺片成了当年青年人纷纷追捧的爱情热剧,并为乌镇带来了大批客流(如今,乌镇景区门口的电影墙展示了诸多曾在这里取景的影片)。正是这种传播效应,及两人的结识,埋下了后来乌镇做戏剧节的种子。其后,陈向宏通过陈丹青邀请知名作家、画家、生于乌镇的木心回归故里,兴办木心美术馆,增力打造乌镇的文化特色。如此,举办艺术展览就自然而然了。展览艺委会成员田霏宇在2015年12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这种把‘艺术’嵌入到旅游中的做法是以‘目的地式体验’为特征的休息经济的新动向。” 实际上,乌镇的历史或地理特色不仅在于水乡,还在于江南普遍的丝织工业传统。来自乌镇的中国知名文学家茅盾在其小说《子夜》中追诉了已经逝去的工业时代与仍然存在的资本茅盾。位于北栅的丝厂展区,就与这一传统息息相关。景区内,老丝厂被标本化地保留下来,流水线作业的每一步骤上,都只有一位工人,在游客参观时才展示、甚至表演相应的作业,织布机的操作成为了城市人眼中的奇观、陌生的传统手工艺。景区外的北栅,丝厂曾是陈向宏儿时憧憬的理想工作地点,因为只有这里的工人才能每天都洗热水澡。如今,它因展览而被改造成博物馆展陈级别的展示空间,被视为对衰败厂房的活化。 十余年来,乌镇在陈手中,被作为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对象加以改造,这也是此次展览主题的由来。主题公园式统一管理的水乡景区,代表制造业衰落、被改造成艺术展厅的丝厂,成为受邀艺术家们新创作的命题,或许也是两个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并不少见的主题。陈在展览发布会上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在中国这种文化古镇,它不仅仅可以作为捍卫传统文化的代表,它也可以成为多元文化、现代化的平台。就像对乌镇,好多人都很觉得奇怪,国家为什么会把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选址在乌镇。同样,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乌镇举办当代艺术展。”因社会话题性、大量的媒体与公众关注而被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与商业企业所看重,我们也不奇怪乌镇选择了当代艺术。 这场看似空降的展览其实经过了一年多的筹备,它没有成为东方威尼斯双年展的野心,也未许下长期承诺要成立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不过从参展艺术家阵容与作品、布展质量上,都堪称上乘。继连续举办三届“乌镇戏剧节”、2015年10月木心美术馆正式开馆后,这场明显打国际牌的展览无疑是对乌镇再一次扩散影响力的品牌推广与公关。 所有这些背景故事和渊源,在我们面对一件真诚的作品时,都可以抛开不顾。比如芬博基·帕图森的《上/下》,用人耳可闻的40赫兹和43赫兹频率制造三赫兹的干扰震荡,相应产生的水纹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反映到墙上,显现出对称变幻的波纹图案。这件几乎催眠式的、散发着墨水香气的美妙作品,不论在哪里,只要忠实呈现艺术家方案,都能打动人心。但同时,参展艺术家中确有几位真正深入上述乌镇语境并进行场地特定创作,而这些作品在乌镇可能会比在别处更动人、更富于意义。以大型、细腻装置著称的安·汉密尔顿在乌镇生活了一段时间,最终选定国乐剧院创作《唧唧复唧唧》。舞台上,稀疏的竹帘让湖面的阳光透射进来,照在一台老式织布机上,红色、白色、穿插着少数其他颜色的纺线,放射状散吊到每一个观众座位上的线锤。织女脚踏踏板,手持纺锤,有条不紊地织布,从观众席汇拢来的纺线随着唧唧节奏微微颤动;二楼阁台,远远对着舞台,从当地收集来的毛衣被手工拆散并重新裹到线锤上。这纺织的循环,在剧院的环境中被放大,形成一种强烈的戏剧性张力。汉密尔顿说:“纺织的历史是一段技术和材料的交流史,而纺织品的结构就是社会合作的隐喻。这些技艺——其社会性和人们对其的关注——就是我的实践的结构性基础。” 以露天电影娱乐游客的日月广场上,建筑师出身的约翰·考美林在地面上嵌了一个迷彩转盘《任何方向》,转盘表面伪装成和周围的青砖路面一致,十字纹转动到特定位置可同周围地面完全吻合。孩子们,大人们,跳到转盘上,犹如登入二次元入口,立马就会引来一堆围观者。人们站在缓慢旋转的地面上,以一种新发现的视角观察周围。同在日月广场的作品《标准》来自以陶瓷作为主要创作材料的艺术家刘建华。刘在当地超市选购了一批各种形状的日常快销品,包括饮料、方便面等,并以其为模型、用混凝土制作了一批复制品,规整地在钢架上还原了一个超市场景。同徐震超市贩售空包装不同,这个“超市”展架以单一的灰色混凝土凸显出消费品的标准化,让人对快销品的生产机制产生一种警觉。 此次展览制作难度排前、艺术家名气(可能)最响的莫过于安在水剧场的《浮鱼》,创造了大黄鸭和其他多个大型公共空间装置的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号称灵感来自鲤鱼跳龙门。这条其实并非浮在水面、而是架在固定结构上的厚嘴唇鱼用了大量粉色的泡沫浮板。这位善于通过作品引发社交媒体泛滥与公众舆论追捧的艺术家看到《浮鱼》成为游客的合影板大概心里还是欣慰的。 北栅丝厂展区在开幕当日才全面完成布展,听说园区里的绿化是开幕前夜与当日加班加点赶运来的(在中国,哪个展览布展不是匆匆忙忙的呢?)。发布会报告厅里放着艾未未的《色房》,这堆旧木料以典型中国屋梁结构搭建起来,嵌入其他材料,被漆成彩色,仿佛沦为了发布厅的大型廉价装饰物。除此之外,作品分散在丝厂展区的七个展馆及户外空间。展览中最为传统的一件作品或许毫无争议地是张大力的青铜雕塑《愚公移山》:四名手举棍子使着劲的半裸或全裸男子雕像被置于六米高的四根柱子顶端,立时赋予了丝厂展区以文化创意园区的标志性气质。 一座黑屋子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五频道录像《精神之屋》向观者展示了美艳舞动的玛丽娜、自虐的玛丽娜、自恋的玛丽娜、自以为是的玛丽娜和自愿消失的玛丽娜。另一间黑屋子里,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反转的全景房》一如既往地以埃利亚松式的光影魔法构建了一片奇幻之境。还有一间黑屋子,放映着已多次到访中国举办展览和讲座的瑞士艺术家罗曼·西格纳的三部行为录像。西格纳轻松、略显不经意、令人忍俊不禁却暗含深意的行为,在1984年的《书》中显露无遗,并与文化传统曾经深厚却一度失落的水乡乌镇形成有趣的对照。录像中,他将一堆书一本接一本扔进施泰纳河,然后开车赶到下游,在河中放了一张桌子,将顺水漂来的书捞起堆到桌子上。河水的下游很浅,只淹到西格纳的脚裸处,站在水中叉着手的艺术家望向上游等待书漂来的场景,和最后捞起的浸湿泡涨的书,看似是对当今艺术创作方式的绝佳讽喻。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件大型装置:毛同强从2005年开始,花了三年时间,收集了三万把镰刀和锤子,铺在一处展厅的地面,密密麻麻地构成了《工具》。栗宪庭写道:“当‘镰刀’加‘锤子’一起出现时,就不再是工具意义上的镰刀和锤子,而联系着一个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现成品⋯在这件作品中所体现的,⋯是在更广泛意义上被扩展成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了,这也是一种创造。” 菅木志雄以石块、铁管、钢丝构成均质空间雕塑《周围律》,观者可步入、穿梭其间,体会由物营造的空间感;理查德·迪肯以蒸汽塑形弯曲木条并在两端封以窗格形的钢线结构,这尊躺在艺术装饰风格图案地板上的《我记得(二)》显现着雕塑家对形态的娴熟把握。尹秀珍的《内省腔》用纺织布料在空间中制造了一个可以钻入的“子宫”。 笔者喜爱的两位女性艺术家林璎和奇奇·史密斯分别带来了墙面装置《针河——长江》(2015) 与铝质雕塑《新月飞鸟》(2011)。前者反映了林璎通过航空照片、卫星影像等技术媒介看到的地球景象,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我们对风景的看法及同其之间关系的思考。插在墙面的针与针影勾画出长江在地图上的线状形态,体现出微妙的动感与画面感;同样的微妙动感与画面感也可以在史密斯既像飞鸟、又似新月的反光铝质平面雕塑上找到。 有趣的是,徐冰和宋冬带来的新作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监控录像——这一听起来早已过时的半敏感话题媒介。自维基解密与斯诺登棱镜门以来,隐私似乎已被政府、财团和部分漠然公众默认为是公共的、应被掌控的;而与网络与移动设备监控相比,监控录像曾是某一阶段录像创作的关键媒介。国内不乏以此为探讨主线的艺术家,例如常驻上海的艺术家章清长期用监控录像作为创作素材与手段。宋冬用大红幕布封起的空间装置《街广场》中央立了一根插满空瓶子和摄像头的华灯,立刻让人想到章清2011年的作品《树》(一根电线杆上比例夸张地挂满了巨大的监控镜头和闪光灯)。街广场内布置着塑料假花、假树、假绿植,水晶点缀着镜子墙面和吊顶,中国广场常见的长椅和护栏让这片“街广场”在监视器镜头中看起来像在户外。而在这片封闭空间隔壁,一面展墙上挂着三个屏幕,实时播放街广场的监控画面。而徐冰的《蜻蜓之眼》被媒体戏称为是这位“天书”创造者的新媒体转型之作。此次作为影像展出的预告片时长3’43’’,全片完成后预计80多分钟,所有画面都来自公共渠道的监控视频。徐冰说:“这个项目我最有兴趣的是,在寻找一种与新的文明形态相匹配的创作模式和工作模式。⋯如同滴滴打车系统及公司,没有一辆车,但全城的出租车都为其使用。这就是今天的方式,同样也预示了未来艺术的方式。” 影片号称剧情长片,所谓的剧情多半来自为画面后期添加的字幕。舆论对转型的好奇或许大过对这部影片本身的期待,宋冬的街广场倒或可与封闭的西栅景区形成一种借喻对应。 展览主策展人冯博一将展名“乌托邦与异托邦”释义为虚梦与现实,如此广袤包含的题目让所有作品都不可能不和展题发生解读层面的关系。对办展方来说,现实还意味着其他操作层面上的困难,如乌镇自身团队缺乏艺术实践经验,如与国际艺术家倒着时差确保沟通,如知名艺术家对项目质量的质疑而拒绝参展,然而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不差钱。能到的艺术委员、艺术家、艺术家助理、媒体都请来了,出差旅,以致有艺术家早早布好展反而抱怨被关在景区里无所事事(需要凭身份证办理出入证出入景区)。开幕当晚,先是大摆长街宴,让吃惯了圆桌中餐或精致西餐的艺术圈吃了回新鲜和热闹,长街上五彩美丽的宫灯映着铜炉火锅的热气,乌镇白酒从策展人和艺术家的杯中接连不断地倒到胃里;再是坐着手摇船,一路欣赏乌镇灯火阑珊的夜景,水光映着烛火,派对酒会在望津里西餐厅持续至凌晨。对做艺术的人,好吃好喝好玩是狂欢,也是筹办下一场展览的必要条件。就像陈丹青精辟概括得那样,艺术家只要:“给我舞台,给我展厅,给我机会,给我人气。再加一条:别管我。” 写到这里,笔者联想起艺术家、学者Marysia Lewandowska提出的“艺术情景论”,她认为当今的艺术是由其背后的整个体系、权力关系、流通与媒体、甚至公众来决定其是否之为艺术以及其价值的;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声称艺术能够对社会造成实质的改变,从在贝尔格莱德造一座桥(同时也是雕塑)的理查德·迪肯,到米开朗基罗·皮斯特来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写给卡斯特罗和奥巴马的公开信。然而乌托邦·异托邦展似乎是另一种情况,主办方和当地性如此强地在场,以至于随艺术展览而生的大半文本都在叙述乌镇,而非艺术本身(本文也难免如此);这同时却又会化作艺术体系的一部分为艺术所吸收。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乌异,艺术很难独立存在了。 有意参观者,敬请关注:artwuzhen 展览: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 Utopias/Heterotopia—Wuzhen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展期:2016年3月28日—— 6月26日 地点:中国·乌镇·北栅丝厂、乌镇西栅景区 Date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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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Days in Shanghai

上海七日 From Randian 今年秋天,上海的艺术节目令人目不暇接,几乎有了中国当代艺术中心的感觉。九月上演的艺博会圣战(上海影像艺术展,博罗纳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西岸设计艺术展,艺术都市展——还有艺术家石青在《激烈空间》自行组织的“上交会”)。以及数不完的画廊开幕(没顶画廊,从北京乔迁上海的阿拉里奥,德玉堂,香格纳,艾可,艺术门,Leo Xu,M50艺术空间,还有Mao Space的两处空间等)。更少不了第二届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Art021)的回归。上周末,上海无疑迎来了又一波展览与活动热潮,上海双年展与上海民生二十一世纪美术馆(M21)的同步开幕,以及多场相互撞车的讲座、研讨与表演。我们在此带您领略上周以来的热闹景象,并随后奉上深度报道。 周三(11月19日),作为序幕,比利安娜·思瑞克策划的《正如金钱不过纸造,展厅也就是几间房》在奥沙画廊上海空间开幕。尽管有圈内人士揶揄道:“那么偏,我只有去乔志兵艺术饭店的时候才会顺道经过看看,”但开幕式上一样人头济济,有冲着奥沙去的,也有冲着策展人去的。参展艺术家名单不短,展览旨在深入反思策展实践与展览史。如波兰裔英国艺术家柳思雅的作品《上海。散落的展览史》通过照片、地图与上海某所美校的地砖复制品重新检视了当今上海的历史展览场所。参展创作均以多样的方式反思展览史,其中不少是中国艺术圈的熟脸(从“老一代宣言派”的余友涵,丁乙,张健君等,到年轻一辈的胡昀,李然等);也有国外艺术家,如来自菲律宾的亚森·班淖的数字作品《危险地带》与南斯拉夫艺术小组IRWIN,后者编造了一个臆想国家NSK设立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如今还想再设一个放到北京)——狡黠地利用政治符号主义来暗示东欧国土边界的变幻莫测(《重探NSK北京大使馆计划提案》)。 周五(11月21日),M21开幕,上海于是又多了一家美术馆,坐落在浦东原世博园区的法国馆。建筑立面呈网状结构,内部空间呈螺旋上升,被包在一个长方体的外壳中(而非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那样内外皆为螺旋型的建筑)。于是,由此造成的封闭感可能会引发幽闭恐惧症,或让你感觉是在沿着一条隧道走。 策展主题“多重宇宙”对作品的甄选似乎尽可能的宽泛,于是你会在这儿找到各种各样的作品——也就是说,主题将松散的不同创作拉在一起。在这座大型的白立方里,池田亮司的《雷达(上海)》是在一面1170 x 2200 cm的超大屏幕上所呈现的散点星座激光扫描装置。这件作品暂时提示我们,当代艺术经常凭巨大的规模来引发观者的敬畏感(这种因巨大而产生的敬畏感或许让身处于当下全球联通中的人有了边界正不断缩减的错觉)——而在中国,规模的宏大却似乎可以遮蔽一切——不论在当代艺术,还是古代妄自尊大的皇帝们。 参展作品大多切题但说不上出彩,少数的例外则包括 : 宋冬的《一壶开水》的文字介绍——接着,艺术家亲临现场表演了这件作品。杨振中的《请坐》是一件倾斜地面的装置:一旦坐上那把单人沙发,它便开始慢慢向下滑,直到静止;然后当你站起来时,它会随一套机械传输装置再移动回顶端。这是艺术家对机械装置的进一步探索(从按摩椅开始),不过作品隐隐透出一种不对劲——这种不对劲也许亦笼罩着整场展览。 同一天晚上,艺术圈接着赶往位于浦东陆家嘴的震旦博物馆,或位于浦西法租界的阿拉里奥画廊(高磊个展),一东一西,分身乏术。震旦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中国古典艺术——场馆本身的装展质量堪称完美,灯光、展陈、作品说明牌的每一处细节都做到了赏心悦目,更别说展出的珍品杰作了。通常,将当代艺术混在古典艺术中展出很难讨巧;因为所谓的对话往往看来就是格格不入。然而这一次,植入古典的当代创作几乎成功了,缘于策展人乐大豆挑选了相对安静的作品,并非常明智地加以布置(如李淑睿的作品沿着窗户放,或刘建华的白纸雕塑正对着佛像。) 周六的主角当然就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的上海双年展(然而比利安娜.思瑞克也在同一天下午举行了《上海展览史:1979-2006》新书发布会,艺术家张健君与施勇到场参与了对谈)。上海双年展当然值得一篇深度评点,但所有人都会有个第一印象。可以肯定的是,它又不可避免地沦为了一场临时抱佛脚的赶工之作,免不了拼拼补补、毛毛剌剌,这在中国已是常态。不过这次的赶场随着策展人的德国口音而露出前所未有的国际范儿——安塞姆.弗兰克是首位策划上海双年展的外国策展人。刘窗的《窗》受到了一致好评,灯光投影增强了回忆的浓度。反之,来自Peter Ablinger和Winfried Ritsch的装置作品《实事求是或:怎么教钢琴中文》则被诟病放错了地方,伫在入口处的高挑空间中央颇为碍眼。 主题“社会工厂”聚焦所有形式的工业与生产(有时很直接,如赵亮的《黑脸,白脸》),唤回了中国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革命躁动与政治化艺术早年的光辉岁月。乍一看,不少木刻等历史作品显得扎眼。而绝大多数作品需要花时间深度阅读,因而不是在开幕式一晃悠就能了解的。侯俊明的《父亲》组画讲述了一系列动人的父亲故事(可惜只有中文)。尼可拉斯·布斯曼的作品《新闻蓝调》令人莞尔一笑——一组人围坐在一起将报纸上的新闻吟唱出来——荒诞而优美。陈滢如的《屠学表》以手绘图表将臭名昭著的各大屠杀按照宇宙美学排列,引人忧思。此次双年展还例外邀请了一名音乐策展人——一对弹唱艺人在现场表演陕西民歌《信天游》,内容则是根据艺术家在陕西北部的行旅改编;但除此之外,佳音再难觅——颜峻的作品只能说是对听觉的折磨。 周日,又一大波活动继续,然而观者却有点继续不动了,或脸色憔悴,或宿醉未醒。肖恩·斯库利的大型个展在喜马拉雅美术馆开幕,崔洁个展在Leo Xu Projects开幕,非青计划展出了王大卫的作品,王懿泉以一场表演完成了他在Basement6线上驻地的闭幕式(不过并未在Basement6举行)。黄浦江对岸,东昌电影院艺术计划拉开帷幕。 由苏冰、林薇、徐杰联合策划的“未完待续——2014东昌电影院艺术计划”,缘起于一座1954年建成的老电影院;在停用10年后,它即将在2015年初重建,成为浦东陆家嘴金融城的当代艺术品展示和交易中心。从地铁二号线走来10分钟,东昌电影院的外装与内饰仍然保持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范,“未完待续”几个霓虹灯大字在外墙上不时闪烁。十几把被拆下的旧座椅堆成高塔,小小的街心花园呼应着陈旧的建筑竞现出些微“小柏林”的气质。开幕当日,艺术家杨烨炘带领一群学生面戴写有“今天不说话”的口罩,在影院门口坐在一大堆艺术画册、图录上,静默了好几个小时。不少来自周围小区的居民好奇地前来围观:这座沉寂了10年的电影院忽然人头济济,大家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荧幕上放映了参展录像艺术家的作品以及访谈,均是关于电影院与观影体验的问答。这种饱含乡愁的怀旧意味弥漫在整个影院。德国艺术家组合COLLABORATION_创作了一首题为《我想要现成艺术品》的MTV,穿插了取自沪上广场舞的录像。开幕现场来自小珂与子涵的表演同样关乎电影院带给艺术家的记忆与感怀。 对那些身心仍然健全者,接踵而来的则是一系列公共研讨,玛利亚·林德,蔡影茜与比利安娜·思瑞克举行了《无为而为——机制批判的生与死》;同一天,《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试图本(未公开发行,仅向部分嘉宾赠阅)举行了首刊发布活动。刊物的编委:鲍栋、费大为、赵趄、岳鸿飞(Robin Peckham)、皮力、鲁明军、胡斌等出席。作为国内第一份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中文学术刊物,希望能够在打破艺术史、艺术评论、艺术理论写作之间、以及与其他各人文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的同时,也能摆脱日益固化的当代艺术历史叙事。首辑“感官媒介与认知方式的转变”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鲁明军任执行主编,设“专题论文”“当代档案”“海外回译”“展览研究”“问题现场”等栏目。鲍栋在发布会上指出:“当代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而非艺术小圈子范围的事。我们也希望将当代艺术的面向拓宽。”不过,现场一共四五十观众,圈内人物居多,目测也无媒体报道。 到了周一也不消停,首届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公布了获奖名单:苏伟获一等奖(奖金五万人民币,并赴伦敦驻地两周),Joobin Bekhrad与张涵露或二等奖。 于是,第七日,休息,休息一下。 (作者:燃点;鸣谢: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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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raveler at RAM

永流传,不变? ——上海外滩美术馆群展《时光旅行者》 /顾灵   上海外滩美术馆所在的亚洲文会大楼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的所在地,设立其中的上海博物院是近代中国最早向社会开放的博物馆之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博物馆贡献于宗主国的理性殖民策略,展开调查、收藏、归类、研究、评估等工作,向殖民地居民传授知识、普及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文化殖民”,培养具有审美意识、易于控制的文明人。C.L.R詹姆斯早在1963年出版的《超越边界》(Beyond a Boundary)一书中就诠释了英国殖民者如何以板球这种行动拘谨、规则严谨、无喧哗骚动的运动于不知不觉中“教化”原住民。詹姆斯的追随者之一、后殖民主义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则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孪生关系,帝国主义如何生搬硬造出所谓的“东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文化劫持完全植根于统治。   当代中国对几乎所有的舶来品都抱着近乎全盘接收的敞开态度,美术馆作为舶来品中的一员,其容纳的艺术、承载的功能、与知识的关系、面向公众的身份、以致传播的姿态同方式,在中国艺术发展的体系中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的生长。当代艺术的脱生与当代艺术馆的成长从传统的归类与展示逻辑中脱离出来,不断寻找新的身份定位,从工作室到实验室,从剧场到媒体,艺术家所处的地位也愈加主动,其针对体制本身的批判性愈加明显。上海外滩美术馆的新展览《时光旅行者》通过大量的史料研究,在回顾美术馆自身建筑及历史同时,邀请五位中国当代艺术家运用“古典的材料、死亡的形态、历史的事件”作为出发点,以抹除、解构、重演、转译等不同形式叙述博物馆的前世今生,怀疑、对抗、挑战、质问博物馆的存在与意义。   策展人廖薇如此阐释展览标题的来源:“在传统认知中,博物馆是一部物化的历史,表达了一种永恒的、毋庸置疑的观点,通过它寻找逝去文明的踪迹。博物馆是一个时间机器,而进入它的人则成为时间旅行者。它热衷于展示‘死去’的东西,物品的生命终结于博物馆的展示柜……(展览)期望在视觉上唤回对上海博物院时代的空间记忆,呈现两个时间和空间的重迭。”   观众进入展厅一楼,首先与之相遇的前言墙上只字未写,仅有“白纸”一张。艺术家刘建华逾三十五年来的创作几乎从未离开过陶瓷这一材料,其早期著名系列“水中倒影”(2002)用青白瓷勾勒了一条摇摇欲坠的摩登都市地平线。在英语里同中国同名的陶瓷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材料很难摆脱观者自带的既有了解、即萨义德所谓的“假造的东方气质”。薄止四毫米的“白纸”从质感上卸去了一般陶瓷的温润质感,其略带褶皱的二维表面因乳白釉色而不具备镜面映射的效果。观者在对前言的抹除中,可读出艺术家远离对社会及政治议题的直接表达、转而书写空白的选择,同博物馆总是灌输意识的权威姿态相违背。刘建华希望在分享“一种提示性的经历乐趣”的同时,从公共视觉环境的呈现中“得到一种共鸣”。   行至二楼,两条八米长的鱼型装置从天而降。黄永砅作品《双饵》(2001)在鱼腹中分别放置了双剑及兵书散页,腹内贴满金箔纸,表面涂电光铝层,荧光熠熠。其关联的历史典故寓意改朝换代的暴力与狡诈,鱼为饵钓鱼,亦是谋权篡位的形象比喻。鱼首尾各吊一三叉钩,锐利的钩尖徒劳地刺入空中,钩弦垂向地面,其垂钓的姿态正等鱼儿上钩。观众钻入鱼腹后,上身被宽大的鱼腹遮蔽,从外只能看到着地的双腿,探访的身姿融入装置成为被观看的对象。艺术家对历史的解构在现场的邀请中被重述:“鱼是活的,观众是鱼,他们会提问题,于是就钩钓出一些主题,历史对于今日现实生活来说,它是鲜活的,这不是沉默于水下,而飘浮在水面。”若观众是水,则保持鱼饵无用、鱼不上钩的前提是避免它沦为死水一潭、以致八大山人的鱼继续翻白眼。   孙原和彭禹于2011年的表演《世界是个好地方,值得你们去奋斗》此次以录像的形式在三楼重演,艺术家对表演的纪录进行了重新剪辑。尽管策展人试图以讲解电影叙事的办法向观者解释录像的情节或行为的意图,但终归徒劳无功。两个看似重复轮换的场景在沉重嘈杂的幕布拉动声中出现或隐退。场景本身视觉上的精美设置在从现场走进录像后变成单薄褪色的舞台,显得虚假空洞。近一个半小时的放映是大多观众无法完成的观赏长度,在这样一个无效的时空中,录像这一媒介在艺术家的表达过程中显得使用不当,无从讲起。   艺术家颜磊的现场定制项目延续了其在今年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的《有限艺术项目》,但其作品的转译方式截然不同。艺术家在美术馆四五楼的挑高空间中塑造了一个整体展厅,将墙壁刷成经典展厅的深粉色,天光从六楼的透明玻璃顶倾泻而下,尺寸不一的画作以欧洲沙龙时期的密集陈列面向观众。部分画作空白,仅在画面的中心位置注明标题及尺寸,如“毛的鼻子”或“从侯瀚如房间望出去的风景”,均是对画作的直白描述。画作绘制的风格不一,有些是对经典画作的明显效仿,有些则好像取自不经意拍下的照片局部。正面及两侧墙面的部分被黑板报式的字体挤满,是除参展画作外的三百余幅在卡塞尔文献展已被单色涂层遮蔽画面内容的画作标题。这些作品并非遵循颜磊著名的编码填色的机械画法,而是将画作标题及尺寸交给画师,任由其将文字复原成图像,从而实现了图像的多步转译:图片-编码图画-单色涂块-标题尺寸-绘画。颜磊将绘画从“物”中解放出来,脱离为单纯的行为,而对画作直接描述的文本同画面的并置挑战观众读画的方式,绘画作为古老的视觉艺术创作媒介,其主题、笔触、透视、美感都被处理得毫不重要;站到舞台中心来的是图像作为被观看的主体非物化的过程。从而抛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乎的究竟是艺术,还是艺术品?   刘建华在五楼展厅的两条走廊分别排列了一行“白纸”与一行“无题”,后者呈现了一系列平面的肖像与瓶罐雕塑,它们彻底的平面化使其壁挂的展出形式突出为空间的立体焦点。碧绿的墙面颜色营造出端庄静谧的氛围,鹅黄色的射灯光照亮这些超平面雕塑的细小阴影。在观众的想象中,这些头像与瓶罐或许会立体地在玻璃展柜中成像。而其成像与否,则取决于观众是否能从那一连串白纸中读出表达来。   整场展览的问题在于,策展人先有了展览的构思与主题,并早早撰写了文章阐释展览所希望讨论的主题,即博物馆体制、尤其对于知识的生产与话语的权威在当代艺术中的质疑展开探讨。然而,所邀请到的几位艺术家所提请参展的作品多为既成之作,虽然在各自的创作脉络中都占有清晰的位置与走向,但放到展览的语境中单从视觉呈现看来却与主题并无明显关联,何谈针对性批判呢?这类现象在当下的群展案例中不在少数,其成因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访与研究。  (删减版刊登在《东方艺术 大家》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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