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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 Tuymans: Torture is Culture

原载于《周末画报》959期   文—顾灵 编辑—PL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比利时艺术家。因其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为绘画复兴所作出的贡献而享负盛名。他的作品同时涉及历史问题和日常生活。在陌生怪异的光线下,他的画常表现出安静、克制、有时令人不安的情绪,这种风格及其绘画技法影响了许多中国艺术家。图伊曼斯早期的作品多基于杂志图片、绘画、电视画面和宝丽来照片,近期则包括网络图像和他自己用iPhone拍摄的照片。 吕克·图伊曼斯身材高大,面色黑黯,眼神冷峻但充满与法令纹相得益彰的热情。他抽烟,略微有点驼背。3月23日,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向公众开放的第一天,场内人潮汹涌。他穿了宽松的黑色长裤、黑色西装,围着黑色羊毛长围巾。我走近时,他正大汗淋漓地抱怨热死了,他像猎手逮到猎物一样地用眼神招呼我,一边熟练地如背台词一般开始和我说话,一边拿出手机开始翻找一张要给我看的照片:“我这次专门为艺博会画了三张画。这两张(《C》和《K》)来自我很多年前在巴拿马看到的一张巨幅广告(他把手机递给我看了一眼那张广告的图片)。这些巨幅广告像纪念碑一样占据着我们的公共空间。广告是我感兴趣的一种图像,尤其是那些与时尚相关的。我只截取了这名女子的脸的局部,她精心修饰的妆容看上去很美。这种塑造出的美感是我对广告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它提供了一种美的形式。” 但这种美,对图伊曼斯而言,同时也很空虚。他把当下称作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时代。“我对广告背后的消费主义有所观察,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这名女子渴望着什么,她近乎渴望地望向画面外的什么东西,并没有直视着你——看画的人。” 展位现场的第三幅画《沼泽》(The Swamp,2017)俯视着一个匍匐向前挣扎的人,你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的身体,他挣扎在活着的边缘,向着一个前方的终点爬去。“你也可以把他看作动物,比如青蛙或别的什么。他好像把自己伪装起来,几乎要被周遭的环境吞没。”这幅画的笔触透露出图伊曼斯运笔很快,后来他告诉我说这幅画是他连着八小时画完的。   MW:听说你每天连续画十几个小时,是真的吗? LT:哈哈,不是。我不是每天都画,我一个星期画一天,但也不是特别固定。在不画画的时候,我要做很多准备,因为通常画画的时候我极度兴奋、甚至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会变得极度紧张。所以不画画的时候,身体和心理都在为画画做准备。一旦开始画了,我也需要几个小时进入状态,直到完全沉醉其中。 MW:这次您专为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准备的作品与其他作品有怎样的区别? LT:有区别。我会很清晰地把给画廊做个展的画和给艺博会的画分开。这并不是说画廊的画就比拿到艺博会上的画要好,它不是质量上的区别;但在我而言是有区别的,不能混起来。 MW:你经常基于照片作画。照片和绘画,对你来说有何不同? LT:我知道已经有一群人叨叨绘画死了还是没死很久了。我只想说,我他妈的才没有那么幼稚。绘画是人类已知的第一种概念性图像,绘画就是艺术。你用双手作画,你有无尽可以把玩的细节。有人做过研究指出,人们更容易记得一张照片而非一幅画。为什么?因为绘画的细节远多过摄影。摄影毕竟是机器的产物,它是有限的,而绘画没有。一张画是有非常多层次的,它的指向也可以是非常多元的。绘画是有强烈触感的,它有温度,它用物质性的颜料来创作,画在画布上,它会让你看出许多不同。绘画就是独特的。 MW:但你曾经放弃过绘画转而做电影,之后又回到了绘画。前后有什么变化? LT:我一开始觉得找不准和绘画的距离,于是就退远了,做了五年电影。做电影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从八毫米一直做到当时最新的机器。你需要一直盯着取景框,高度专注,我几乎要窒息了。然而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所有东西都可以是演员,画面也就是表演,这段经历让我找到了与绘画保持的恰当的距离。这个距离也是我的思考与我的绘画之间的距离。 做电影还给了我镜头感,一种全新的图像(pictorial)视角。通过镜头看到的和你用裸眼看到的永远不会是一回事。这次我带到艺博会另一家画廊——我故乡安特卫普的ZENOXGallery的另一件作品,是把一幕电影投影到一个实体木偶脸上的画面(《贰零壹柒》TwentySeventeen,2015)。同样的,对脸的聚焦还体现在比如前面我们看的《C》和《K》上。你永远不会这么看一个人的脸,除非是通过镜头。但我画的时候,并非是对照片的复制,事实上,我只是从摄影和电影借用了这种镜头截取的视角。绘画可以有千万种变化,它与屏幕很不一样,但也可以包含屏幕的视觉效果。 MW:你的画也经常与政治有关。 LT:我最早选择的主题是二战。因为我父母在家老是闹矛盾,甚至在他们结婚以前他们两家就反对他们在一起,因为荷兰和比利时,一国支持法西斯、一国反对。这种矛盾扩大到整个欧洲就与大屠杀、近代移民史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这种矛盾是构建我童年经历的一种心理砖块。我不认为艺术只要关心自己就可以了,我不会满足于去通过绘画回应表现主义或极简主义或抽象主义或立体主义,这没有意义。我认为艺术必须关照现实。不过,艺术也绝不可能是政治的。艺术做不到是政治的。但艺术需要表态。我曾为卡塞尔文献展画过一幅静物,那是在9·11发生之后,我想借那幅画表个态。我想回归到绘画最基础的主题和形式,即静物画。静止能表现出对抗的姿态。 MW:不过那幅画也是对塞尚的静物画的回应? LT:我用了他的一幅画里的白色和蓝色。其实对我而言,所有的画都是无声的,声音从我的画中被抽掉了。我相信这种冷固凝滞,相信无声,相信静止。寂静的、静止的画面,呈现出一种冷漠;而冷漠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M:这种冷漠可以理解为一种态度吗? 是。我画的人的肖像,他们的眼神往往不会直视着你,就像《C》和《K》一样,画中人的视线从你身旁远远掠过(lookoveryou),完全漠然地无视你。这漠然里有一种抽掉生命的虚假感,画中人都像假人一样。此外,你要意识到,冷漠是一种暴力,谎言也是一种暴力。因为我自己对绘画也是怀疑的,我怀疑图像,它在说谎。但同时它又是确定的。这些纠缠在一起,是一种折磨,而折磨就是文化(注:英文中culture和cult是同源的,cult即一种狂热迷恋。)。 *访谈于2017年3月23日,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现场 MW=《周末画报》 LT=LucTuy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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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fang Art Museum

From Randian By Iona Translated by Ling 所有照片 (26) 四方当代美术馆开幕首展《歧异花园》 四方当代美术馆(南京市珍七路9号) 2013年11月2日-2014年3月2日 座落于南京郊外的珍珠泉公园可能是那些为当代科幻语言寻找设定背景的人所认为的理想环境。上个周六,大巴车颠颠簸簸地爬上山路,秋树夹道,将来宾们送到四方当代美术馆的开幕式。沿路经过一片巴洛克风格的别墅区,却如森森营房,那些等待入住、敞开享受的屋顶直插云霄。越过山头,远远望见厚重的尘雾,山雨欲来,人们聚集在山顶的建筑群中。美术馆室内的黄色灯光透映将来,在树影婆娑的草坡上显得奇绮怪瑰。 四方美术馆及其建筑群选址景区,隶属于四方集团,这一地产开放商的董事长是艺术藏家陆军,其子陆寻子承父业,同样热心收藏。据悉,该项目总投资额高达10亿元,总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由Steven Holl建筑事务所设计,号称是“国际当代实用展览建筑之窗”,同一地区中还有来自知名建筑师David Adjaye与Alberto Kalach的作品。包括美术馆与矶崎新设计的一个会议中心在内,在建或既已竣工的建筑总计有20栋。 美术馆的建筑设计从传统中国画中汲取灵感——如平行空间透视。轻质的管状结构由一根中央轴柱支撑,G形的上层画廊好似悬浮在空中,以顺时针方向逐渐展开,在终端处可以眺望公园景色,而结构自身仿佛是周遭树林的延伸,俨然成为一座“人形”雕像,夯实却忽转瞬即逝。逃生梯以炫目的角度蜿蜒而上,仿佛是小说里的造物。简而言之,这座建筑耐看却难以回想。这恰或是Steven Holl的建筑特色:既迷人又轻巧(这座总部设于纽约的建筑事务所在北京当代万国城住宅区后面设有办事处,并在最近又成功中标青岛的四座美术馆项目)。 拾道前行,陆续发现更多定制建筑,仿若围绕美术馆的群星,有些既已竣工,有些甚乎颓败。如芬兰Sanasenaho建筑事务所的“舟泊”,王澍活用传统筑术的“三合宅”, 艾未未的粗矿主义(Brutalist)盒子状“六间”。官方导览重点介绍了David Adjaye时髦的“光盒子”,却匆匆掠过Sean Godsell的“竹影”,其废弃的金属结构逐渐黯淡变灰,如旁生蔓草,不失为其“有机”建筑表面构想理念的实践讽刺。刘珩的“折房子”仍在建,目前看来好生奇怪,平台之间仅以金属梯赤裸裸地连接,墙还没砌起来——这座庞然大屋的一砖一梁逐渐排至地表。Odile Decq的“马踏飞燕”毗邻而立,这组混凝土碎片的拼贴造就了胜似世界末日的景观,随机的建筑形状交错出锋利的角度,直指向周遭的绿化——恰如一艘幻想中的搁浅之舟。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的“流动空间”才只造了一方灰色的平台。 回到由Philippe Pirotte策划的艺术展览“歧义花园”。观者对建筑的第一印象及不上展览标题的意乱情迷,展厅里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不同寻常地沿着几条线蜿蜒展开,半透明展墙亦是索引元素。首个展区中傅丹精彩的《我们人民》 (2010-13)——依照自由女神像一比一仿制的铜制雕塑碎片散落在展墙周围。徐震“虐恋”系列中的一件《玩-杰西卡》 (2013)于展厅中央从天而降,同傅丹意识形态浓厚的断壁残垣形成某种阴差阳错的张力。贾蔼力的一张纸上炭笔《末日美术馆》(2011)画着一个白盒子空间,作品标题如告示一枚贴在门上;此时,观者已禁不住对这个新馆开幕展打上问号。拾级而下,地下室中,混凝土板砖起过肩高的一围,顶上一方浅池盛满油光黏稠的液体——此乃何岸的委托定制之作《风轻似小偷》(2013),颇有分量,且与空间相得益彰,当入本展佳作之列。 楼上的作品嘲讽之风渐生,一匹死马标本僵躺在通道尽头,系有一签,言“INRI”(Iesu Nazarenus Rex Iudaeorum—“拿撒勒人基督、犹太人的王”),这件来自Maurizio Cattelan的作品在最后一刻才被决定纳入展览;宾客们吮着饮料,在它前面谈笑风生,马蹄就挨着他们的小腿。同一楼层中,一组四张小画《无题》(2010)来自肖像巨匠毛焰,以灰调子描画幽灵般、球茎状的头部特写,旁边的玻璃柜中展出的方案作品《艺术家计划2》(1987)来自张培力——又一件大师的非凡小作:作品严格规定两人应如何“对话”,而其他一众人则奋力争夺观看这席“对话”的窥探孔(展墙图注写道,“这种对人际交往的严格规定,同时又充满暴力的方式却能触动人”)。还有一幅Marlene Dumas的异形人体绘画《关联区域》(1987)。 Gabriel Lester的《大爆炸》(2013)很好玩,由美术馆半透明展墙的余料组成的八面板搭出了一个观者可走入并穿过的奇异空间,并立马不自觉地成为影子戏的演员,恰与William Kentridge那个徒劳无功的脚踏车金属玩意相呼应(《动态车轮雕塑与双扩音器》,2012)。阚萱稍纵即逝的录像《快乐女孩》(2002)在一处花园中空置的舞台上播出,孤零零地,让人摸不着头脑。快走到楼上的露台时,曾根裕鬼斧神工的大理石雕塑《电影院》(2013)将电影院中一束投影的刹那凝固下来,呈现在我们眼前。 参展作品之间、作品与展厅之间、作品与观者行径路线之间的关联并不那么顺畅——不仅因为建筑本身出其不意的内在构造,更因不同尺寸及媒材的作品之间的陈列组合。比如,有些绘画由于挂在走道内部而被削弱了表现力。而Cattelan的死马之所以令人如此印象深刻,或许还得归功于它所在的那个转角向右延伸的小斜坡,观者必须上前一步方能领略死马真容。不过,这种不够顺畅的观展体验却也有其妙处。原本计划展出的Anselm Kiefer的画作《千花齐放》(2000)描绘了金属玫瑰与茎叶丛笼簇拥中高举右手的典型毛主席形象。尽管这件作品再无可能展出,但它仍有很大机会继续出现在最终的展览画册里。其缺席或也可看做是种成功。 展览仍在脑际,美术馆超现实的图景及其荒无人烟、摇摇欲坠的建筑构造加深了观者对“歧异花园”暗含的策展理念的揣测推敲。官方新闻稿中提及本次展览“重新思考了中国哲学园林的乌托邦传统”,但回过头来,另有一层神秘叵测的阴谋渗入展览,搅出变了味的气氛来。展览确实存在对某种乌托邦的讨论,但从更广泛的层面看来,有比“传统园林”更迫在眉睫的语境值得被讨论。也就是说,园林是对当代艺术在中国当下所处之势、之貌的讽喻揭示,而展览总体上呈激进之姿。观者意识到,参展作品都笼于一种模棱两可、甚或敌托邦的基调——死亡、破碎与虚妄都被选作这基调的音符。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展览标题,博尔赫斯迷宫般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及“可能的世界们”这个哲学概念或可作为我们当前处境的参照。美术馆门外的《运动场》来自徐震——这是一片纵横交错着白色鹅卵石路的草地装置,这些交错的路径实则提取自个中真实的运动路径。其所暗含的讽刺及其作为一座人工花园的质感均契合策展理念与作品的遴选逻辑,同其他参展作品相得益彰。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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