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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在深圳：活力与潜力 文 / 顾灵 译 / Fiona He For English 本文已收录入燃点第三期杂志中（2016年春季刊） 就在香港被鄙作文化沙漠的时候，深圳甚至还被香港鄙作文化沙漠。珠三角的广粤、潮汕、客家与闽南都自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与风俗文化，鹏城的历史虽同样可追溯到清末，但目前1500万人口中只有100万是原住民，这同深圳的“商场=商圈”、中国最早的主题公园“世界之窗”（汇集了全球经典建筑的模型）共同构成了其担上珠三角文化沙漠的理由。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深圳的文化或许同近三十六年的中国一样，虽无历史，但开创新的历史本身成就了其自身的城市特性。“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样的移民鼓励口号意味着深圳的开放性与多元化。自1980年深圳成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以来，这里就是中国城市化的试验田：从早期的工业、航运到近年来的科技创新与互联网产业，深圳都是创业者的聚集地。 深圳南邻香港、北接东莞、东毗惠州、西望珠海和澳门，面海多山，绿化覆盖率极高，空气质量优，是一座非常宜居的城市。深圳人口流动率逐年递减，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在深圳定居，其中不乏讯哥（腾讯员工）与度娘（百度员工）的组合。不断增长的新兴中产阶级成为了深圳定居人口递增与稳定化的中坚力量，而这也或许意味着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增长。深圳的公共文化机构不算少，从福田市民中心及周边的深圳博物馆（1988年开馆）、深圳市工业展览馆、关山月美术馆（1997年开馆，中国首座非营利性公共国家文化事业单位，正在展出第二届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及正在筹建的深圳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和当代艺术馆（简称“两馆”，预计2016年底开馆，受命担任当代艺术馆策划人的马永峰仍在等待政府确认采购馆藏的预算），到位于罗湖的深圳美术馆及南山区华侨城正在闭馆维修的何香凝美术馆、华美术馆与OCAT当代艺术中心。坐拥美丽绿林山景的OCT华侨城创意园聚集了大批建筑设计事务所和创意商店，每周末举办创意市集，还有艺术家滕斐创办的旧天堂书店和B10演艺中心（每年举办爵士音乐节）。华侨城作为深圳的几大龙头开发集团之一，也在北京、西安、上海等多座城市构建起了当代艺术机构网络，而深圳的OCAT当代艺术中心在黄专的指导下，始终以专业学术性的展览与研究作为核心，协同专注设计的华美术馆成为当代艺术与创意文化在深圳的主要据点之一。 深圳仙湖植物园（图片由Luigi Laurenzi提供）/ Xianhu Botanic Garden, Shenzhen (courtesy Luigi Laurenzi) 随着工业退化，深圳市政府近年来通过扶植文化设施建设来探索变“经济特区”为“文化特区”的可能。然而文化消费群体并非靠一朝一夕的政策、建设、金钱投入就能立竿见影地看到效果，失败的或悬而未决的先例比比皆是。深圳的移民杂糅文化也意味着它难有所谓主流的审美趣味或艺术形式。这或许正是它极具潜力的地方，其多元性意味着新的文化可以在此产生，公众对文化的认知与想象或许同其他更有历史的城市不同，而未必基于美术的传统。深圳缺少高校是它的另一个软肋，除了深圳大学的艺术与设计院校，及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立校的深圳艺术学校（但其教学重点是音乐、舞蹈，而非视觉艺术，著名钢琴家李云迪就毕业于这所学校），几乎就没有专门的艺术教育机构。遍地开花的却是大量早教机构，从幼儿创意培训到各类实验学校，从中也透露出创新教育在深圳的广阔前景。 深圳在2008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设计之都”称号后，一方面，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大力强化深圳“设计之都”的形象，将国家级的设计展览、展会放在深圳，将设计作为关键的文化发展领域，而深圳也确实是一个“心离党很近的地方”（央企很多，据说太子党更多）；另一方面，由政府支持的市立设计博物馆（正在规划中的就有两所），同招商蛇口与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合作的蛇口设计博物馆等公共设计机构都是对上述政策的实体化，并且离不开无数次呈报给各级政府、领导的红头公函。由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承办、自2005年连续举办至今第五届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UABB）也是政府活化不同园区（从华侨城到浮法玻璃厂再到大成面粉厂）的有效手段。随着设计、创意、建筑在深圳的深化与扩展，越来越多的旧厂房改造创意园区项目开始在此遍地开花，尤其是南山、前海与蛇口，大量后工业建筑面临着改造与功能重新规划，而其定位通常都会是创意园区。倚靠着珠三角发达的制造业，以及淘宝上对西方经典设计的拷贝生产供应链，设计的原创性或将在深圳未来的这些创意园区中得以孵化，正如近年来为科创而生的种种孵化园一样。 除了上文提及的几家美术馆，深圳的艺术生态并不及设计蓬勃，甚至在深圳人看来，设计从不属于“美术”（即便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学术体系才把设计从美术中分离出来）。不过我们仍能找到不少艺术社群与聚集地，包括中国最大的艺术媒体与印刷商雅昌在深圳设立的艺术中心、聚居在古建筑群落中的观澜版画村与附近新开的中国版画博物馆，还有梧桐山艺术家群落、大鹏新区艺术工作室聚集区，以及筹备中的安托山民间收藏博物馆群。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大芬油画村，这座毗邻沃尔玛超市、门口脏水横流、横纵长巷密布的城中村聚集着百余家零专业绘画基础的作坊，这些本干着与绘画完全无关营生的村民在发现画假的名画可以赚钱之后，一批接着一批投入“艺术创作”中。从世界各地飞来的订单将大芬村的假凡·高、假莫奈,甚至假“中国当代艺术四大天王”出口到天南海北。这些隐姓埋名、以小时计费的“画工”锻炼出了一系列规模化的绘画方式，比如流水线量产（不同的人分步骤画）、两手开工画点彩派、在画布上数码打印原作之后再手工描画颜色和机理等，不一而足。在这里还有一座大芬博物馆，一件件经典名作的优秀仿制品被大张旗鼓，甚至饱含自信地展示在大芬自己的博物馆里。 不过，深圳的艺术家并不多，除了来自武汉的李燎和来自杭州的双飞艺术小组成员孙慧源，少有艺术家选择在深圳常驻。蒋志虽在深圳设有工作室，但平时住在北京；李景湖虽在深圳任有教职，但主要住在家乡东莞。尽管深圳与香港、广州之间的交通十分便利，但其实深港、深广之间在艺术层面的交流非常少。广州有着自己的高傲，作为中国三大城市之一，其各方面的体量规模都在深圳之上，而如博尔赫斯书店、维他命艺术空间、时代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活跃在当代艺术界的机构都只对深圳保持着某种观望态度。在香港西九龙文化区 M+ 设计博物馆这一庞大项目一再拖延的同时，深圳以“中国制造”的速度生产文化机构，但两者面临的挑战截然不同，后者需要担忧的是内容，需要培养的是公众。离香港很近经常被深圳人（其实是所有人）视为一种优势，正如蛇口码头的广告牌上写的那样：香港连接着珠三角与全世界。然而深圳作为大陆的窗口，也对港人具有一种吸引力，从蛇口跳海并自愿“移民”香港的那一辈人的后代如今站在对岸回望深圳，甚至来到深圳工作。我们观察到由于香港的高昂房价，不少香港人选择在深圳生活、在香港工作。政策提供了这种两地往来以便利，而这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深港市民之间越来越多的交流。只是这种交流尚未在艺术界形成体系，不过已露出了一些苗头，例如卢迎华在离任OCAT前策划了梁志和的个展，并提出深港艺术需要多交流的希望，或许这一愿望可以在来自香港的新总监刘秀仪手中继续实现；再如香港高校的艺术专业不乏来自珠三角的学生。 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把最新一届透纳奖颁给了建筑师组合Assemble之后，或许我们也该检视艺术的边界，以及设计、建筑、创意所承载的潜力与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迸发的活力。在“中国制造”试图向“中国智造”转变的过程中，深圳的创客文化提供了样板参考，以矽递（http://www.seeedstudio.com.cn/，创立于2008年）为首的创意实现平台及其旗下中国首家骇客空间“柴火”都为设计者的创造和创业提供服务，聚焦新媒体艺术、嵌入式平台、物联网、智能家居、便携式仪器等领域，成功的案例包括大疆无人机与阿尔法机器人（两者甚至登上了今年中国春晚的广州分会场舞台）。创客运动在深圳带动了一大批孵化器平台，吸引了大量来自海内外的创客投身这场被《经济学人》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盛会。矽递团队在2012年成功引进“深圳制汇节”（Maker Faire）并连续举办至今。瑞士导演 Juerg Neuenschwander 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秘诀：勇气和智慧》（Chinese Recipe: Bold and Smart）正是指向创客文化。深圳本地有不少研究当地特殊城市文化的团体，比如由美国人类学学者马立安创建的关注城中村的握手302非营利机构，以及她和她的团队为挽救城中村被开发商强制拆迁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华强北的山寨作坊、盗版电子产品卖场以基于侵权却又不无创造力的生产方式实践着中国特色的“智造”，V&A 甚至将琳琅满目的山寨手机收录在了其参展UABB的策划项目“无名的设计行为”之中，而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也是其参展方之一。 今次 UABB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