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Double-Fly

BY Li zhenhua & Gu Ling

Double-Fly art group

Round One

回答先后:张乐华+孙慧源+李明+杨俊岭+黄丽芽+李富春+林科+王亮

文字整理:顾灵

访谈时间:2011年12月07日-2011年12月25日

  1. 1.       关于双飞最近的项目“瑞居计划”,参与者的感想如何?如果没能参加,你的关注让你觉得,这和双飞之前的共同创作有何不同?

杨俊岭:瑞居计划对双飞的状态而言是很适合的,这种创作方式将双飞成员放置在一种情境中,以对待客人的方式对待双飞,让双飞自由创作。但限于空间的可操作性,所有的疯狂都转化成了数据照片。酒店是资本的终端,开业后收取昂贵的入住费用。一开始贫民双飞被蒙蔽了眼睛,华丽的装修下面依然是工业化材料,不出意料,有毒气体渗透在空气里。

双飞选择的体育项目都是有规则的专业性游戏,双飞以一种无规则的方式探索游戏精神世界。杠铃的每一次举起、球的每一次射出、还有出剑、出拳、踢腿都是潜意识的双飞明星式的化身,增强体魄、锻炼意志,从心灵到肉体全面地升华。双飞将种种“应该”抛弃掉,换作真实生活的一招一式。

李富春:没有大的不同,也是以集体的方式讨论,然后再集体地消费。我参与了项目的先期讨论,但最终由于个人原因没有参加。

这种集体的方式来源于我们在大学集体地上课、集体听共同的老师讲课、集体地去创作同一体系下的“作品”,我们养成了集体的习惯,似乎去掉集体的外壳我们失去了足够强大的自信。后来我们集体吃饭、集体洗脚、集体娱乐、集体无聊…我们集体消费彼此的青春,却又不甘就这么自我消耗,于是我们集体把矛头指向了我们集体消费过的看似平常的日常事件背后的那个“集体”。我们会用最没有讨论效率的方式来讨论问题,用最不适合讨论的环境来讨论接下来要做的事,我们彼此迁就讨论的结果,往往讨论最后变成一场和讨论初衷无关的集体行为。

顾灵:消费是指,双飞消费自己的作品?还是观众消费?后者的话,观众是谁?

李富春:直白地说,消费指的是我们那点青春的时间,也指我们花掉的那点钱,再其次才会想到顺带地能做出点什么,可以刺激一下观众。对观众的定位我们一直存在分歧,这也算是我们的内部秘密了,观众是谁暂可以笼统地说,能看到“作品”的人吧。

孙慧源:十天酒店住得太爽啊,每天都有很多免费酒水,还有不错的早餐。虽然时间有点短,但这真的是双飞长久以来盼望的一种创作形式——去一个或几个相对陌生的地方,大家吃睡洗都在一起,尝试remix(重新混合)一些日常片段,过程可能是针对自己,结果可能又是针对外界。双飞可以用自己“善变”的标准来完成项目。

其实在住进去之前我们都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元素,尽管之前也讨论过这次要做什么,但几乎所有事情全部是我们住进去之后才慢慢地一点一点确立起来的,这种不确定一直持续到开幕当天,导致最后还是有点赶,有些紧张,还有各种布展时与酒店方的问题,但最后呈现的东西真的是我们一直在讨论、或者说身体力行实践的结果。不管其他的,我们自己玩得还算high,我相信这对每个参与的个人也是一次有很大意义的经历。

上次双飞的活动应该是9月份SHC上海当代艺博会的“双飞画廊”项目,在一个看似画廊的展位mix(混合)进房地产相关的“作品”,实际是真在艺博会中销售高档房产。这是双飞第二次参加官方的艺博会项目,所以本想尝试脱离一下之前人云所谓的“低俗”双飞形象。整个项目中,所有成员形象被抽离而不出现。结果到最后很多人在说艺博会里居然有房产商在售楼,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是双飞的项目或根本没去想知道。所以对比瑞居这次的项目,虽然看起来和更早的一些作品联系大些,但我觉得这应该是之前两次艺博会项目的推进,还是一个我们自己一直以来在讨论而且要一直讨论下去的简单问题:关于个人形象和双飞作品的关系。

黄丽芽:生活和工作原因,没有参加瑞居计划。从看到的视频和图片以及和其他成员的聊天中,觉得这次的创作和双飞以前做的事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实我最喜欢双飞踢足球这件事,踢球从内核上触及到了双飞最初开始一起做事情的态度,就是一块儿玩,然后大家都很放松(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在里面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兴奋点,自high的地方和双飞整体气场的交集往往是最重要的,尤其对一个团队来说。如果我能参加那场足球赛,我应该会玩得很high。

王亮:没参加,表示遗憾。

张乐华:瑞居计划是最典型的双飞模式输出,而这次的区别是,量更大料更多。我所谓的双飞典型模式,有几个特点:

1)“方案不可靠”:我们每次预先思考的那些需要提交给策划人或主办方的方案,到最后基本都走偏,这次刚开始想在一周内塑身美容、提升气质,最后却由于各种硬软件问题发现难以实施,结果放任自流开始嗨皮。

2)“乱来乱开心”:我们从2010年“大声展”开始,就想做一些看似非常冷静严肃气质的作品,当时想以一套拍得非常正式的仿大牌服装相片来装饰展场,可布展时觉得灯箱不够高级、布展不够档次,怎么着都不是预想的那样,就临时决定把之前的“当代买卖”MV拿出来展览,最后在开幕靠这个劲爆MV赢得了欢呼。这次瑞居也是,最后发扬了信手捏来的做法,那些我们花了大钱棚拍的摄影作品、安排好做的事情成了配角,本想很出效果的东西还是因为布展不力而没有展出,出彩的仍旧是像爆炸过的生活现场和搅基泡牛奶浴这样的东西。

3)“仿宏大叙事”:双飞习惯了这样的“吹嘘”,大家都对此有不约而同的乐趣感,这用到一些主流媒体的伎俩,比如煽情恢宏的音乐、拍摄时虚伪的镜头感等。

所以我觉得这次瑞居计划就是把那些我们善于把握的东西过了一遍,对我们自己没什么惊喜,只是比较正常完整的一个项目。

林科:很辛苦啊!吸了很多毒气,本来皮肤就出了毛病,结果病情更加严重了,现在还在治疗中,但真的是拼了命样地在做瑞居计划呀。这次项目应该是次非常舒畅的活动,因为双飞做的事情大多数时候都会把自己人搞得很惨,总像一些蠢蛋一样。为什么那样,我想问题应该出在双飞集体做出最初选择的时候。在去欧洲时,我们选择了住帐篷(没得选择);以前我们选择了穿女人的衣服,就蠢蛋一样地变成了一些丑陋的形象。更早,我们选择了在别人吃饭的开幕式上唱卡拉OK,毫无意义地献出high的样子…这就是“最初的选择”。在每次双飞做事的开始,要把最大的热情集中到同一波段。瑞居计划在我看来算是在“最初的选择”上让自己好过的,所有事情建立在让自己好玩的基础上,这是不是满足一个特别低的渴望,依然很双飞吧?!

  1. 2.       尝试描述自己目前的艺术创作状态?你觉得个人创作与双飞共同创作有何联系?

杨俊岭:目前仍在过滤,画些小画,一切的一切都在思维中搅拌。

双飞创作的有些想法/方案是属于双飞的,用在个人创作中未必能将作品做充分。

个人气质并没有在个人作品中体现出来,而是能在双飞的创作中体现出来。

双飞集体创作可以规避个人的缺点(比如思维的局限性)。

对我而言,个人创作与集体创作没有体现出特别的联系,觉得个人创作不如双飞共同创作那么能表达自己。

李富春:目前在义乌200平米地下室的工作室“蜗居”中,紧锣密鼓地创作中,仿佛不受任何干扰地在军事般的地形里创作秘密杀人武器。问题是军事化效率和地形的信号缺失造成与大众化消费存在滞后,与外界的密电是我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艺术上的联系应该联系到创作个体的内心,语言上的联系应该联系到创作个体的敏感性,单和双的联系应该联系到当下中国上下文的语境。从社会语境而言,艺术家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的有效性要看社会的语境恰不恰当,我们这代人说上一代人说的话,我觉得就不太恰当。我们在最敏感、最单纯的时间段里和这个时代的当下包裹得最紧,这样说出的话才可能最真实、最有力。同样,这个社会也需要这样的人去用属于他的语言“唠嗑”。有了最真的语言之后,才要想着往哪儿放,这个“哪”是指艺术。艺术同样有语言,是语言就得讲上下文,艺术语言讲得恰不恰当,我自己也没谱,因为艺术语言是在发展的…

孙慧源:我现在做一些与“程序绘画”相关的东西,有与水墨和架上结合的平面实验品,也有动态的多媒体持续不完成品。这些可能和我从今年开始做各种曲风的电子音乐有关。虽然“艺术作品”的输出不多,但我希望能保持一种对新事物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这对自己今后的艺术创作太重要了。我不要求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艺术创作,但我相信每件有意思的事情都会影响我的生活,也就会影响我的创作。所以我更多地寻找和摸索各种事物、各种媒介,仿佛扮演各种角色,试图把它们带给我的刺激感甚至把它们本身mix(混合)到一起来,最后再加上自己的二逼气质进行创作,就像做音乐一样。

我会加入双飞进行创作也是因为双飞一直会给我这种刺激感,有意思的事会发生,会有各种角色让我扮演。而且双飞更多时候对于我来说是个载体,很多可笑和可怕的想法可以输出到这个载体上,就像你要射了先想到的是身下这个女人的脸上而不是自己的脸上。

黄丽芽:我自己目前是一种被生活拖着走的状态,工作拍照,换点钱。很久没做作品了。起初我对双飞在一起做的东西持怀疑态度,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但是大家不会说。后来做多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双飞的东西不能从一个很正统的学院思路来看,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艺术体系来看。我想通了这点之后,再在一起玩时就可以把双飞的一些气质通过转换或者潜移默化带到自己的生活或者创作中,也挺好的。

王亮:个人的创作关注细微和莫名其妙,与自己的身体有着联系。目前的创作状态有点随意,就是想起什么就干什么。和双飞共同创作的联系,说不好,一个人是一,九个人可以是九,也可以是八或七,甚至是零。

张乐华:我个人的创作在经历了一段可恶的迷失和退缩之后终于缓了回来,抱着一种从深陷里拔出来重新磨洞的心态,开始以绘画为主做作品。

我自己的艺术和双飞之间的关系要从两方面讲,生态和理念:

1)生态上我很明确,我是要做艺术家的。双飞的工作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不管外界或别的双飞成员是否觉得这只是件不靠谱的事儿。至少现在,我认为艺术就是要认真地去做不靠谱的事儿,所以我会对这份工作担负我可以负的责任。

2)理念上,我想双飞应该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成员有不同影响。哥几个都可以从双飞里得到有趣的体验甚至灵感,这种体验是一个学艺术的孩子会产生共鸣的,这种共鸣带给自己的不一定是很直观的“我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了”,还能提供给自己不一样的观看角度,这是很珍贵的。我甚至觉得这是不学艺术的人求不到的。比如,就算双飞做了一件看起来和网上雷人雷事如出一辙的作品,但其出发点不同、行动目标不同,所以自身获得的体验也不同。我们在国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待了4年,我很相信老耿说的是对的:“学了艺术,真正的作用是让你有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世界。”

我个人最近在创作上与双飞是趣味相投的,说不定以后也会完全相反,但我想这都是有了互动之后的结果。

林科:自己目前的创作状态是一种很没条理的混乱状态,缺少工作室,变成流浪艺术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做了不少展览和作品,作品在展览之前产生,迅速地被展览消费。一直是这样的状态,现在是非常迫切要改变的时候。

个人作品与双飞的联系,我也不是很清楚。双飞在我看来就是共同经历更多的事,产生更多的经验,所以只要双飞是个不停下来的事,个人就会有动力一直在所谓艺术这条忧伤孤独的道路上继续。

李明: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是给自己“突围”的准备吧。

顾灵:“突”的是什么“围”?几个月的时间,大概用来做些什么?你会遵守一个大概的时间计划,还是边做边看 ?

李明:我试图边做边看来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法”。“突围”只是我对自己接下来这段时间的工作假设出来的一个形容词,显得积极、警惕些而已,就像一个残疾人面对健康人时候主动显现出来的正常状态。

我希望个人创作和双飞创作最好不要有任何联系,“双飞”成为我们个体所要面对的“陌生人”最好不过了。

顾灵:希望不要有联系,但是否真的就没有联系?如果有,这个联系是怎样的?

李明: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完全的断层不太可能吧,气味是特别难摆脱的。“希望不要有联系”是希望在双飞的公共和私人间制造出距离,那意味着我想要的是在双飞的合作上更加理性,这只是我的愿望,不知能否达成。而“陌生人”的感觉可以理解成“突然而来、未曾被消化的经验”。

  1. 3.       对双飞的开始保留怎样的回忆?怎么开始建立双飞?

杨俊岭:双飞第一次集体出现是在上海莫干山路“不问路在何方”的展览。双飞是先有团队精神、团队文化和共同趣味,后有的名字。最初的双飞是由几组松散的同学聚在一起转变为亲密朋友,大家有兴趣一起玩、一起讨论、一起生活。双飞成员有共同喜欢的餐厅、酒菜、老板娘、服务员及专用交通工具。大家喜欢选择廉价但一样的服装出现在公众场所(比如很土的10元一件棉布背心,还会在上面画画),这也是后来大家在各种活动及开幕上的原始造型。大家都喜欢说群体自己发明的流行语,比如“给笨”就是“极品”的意思,只要有美女经过,大家就会用这个词。时间久了,兴趣和志向都有了共通性,大家一起做了几次展览,都觉得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并一起做作品,将玩乐拿来参展比较有意思。“双飞”由此诞生。

李富春:大学毕业共同参与个体创作与讨论,出于个体对艺术的热爱。

孙慧源:开始时无非是大学几年一堆人一起做展览,做了几次就剩下这几个傻逼还在做,于是这几个傻逼整天吃吃喝喝,干什么都在一起。毕业展之后,这几个傻逼一拍脑门就给这个团伙起了个名字叫“双飞”。之后,傻逼们突然又一拍脑门说一起做个团伙展览,里面没有个人的单独作品,去某个地方玩一圈最后在展厅呈现一个无比牛逼混乱的现场。曾与当时国内某著名艺术中心多次洽谈,无果,该计划最终流产。Orz可是没钱的傻逼葫芦娃们还是想这么干啊,半夜里去了离家最近不用花钱的杭州动物园,去了钱江大桥小岛,去了楼下正在装修的银行…此处省略十万字。话说这次的瑞居多少算是圆了梦。:D

黄丽芽:始于毕业后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我住在平房里,大家去碧水豪园林科的房间聚会。那时候我、林科、李明、杨俊岭,天天在一起聊天,吃饭,玩,有种很不安分的意思,总想做点什么好玩的事情。后来李富春、崔绍翰、孙慧源都搬到附近了,人一多就有了后来的抢银行、占领小岛、夜闯动物园,以及后面的一系列带有指向性的创作。但刚开始做时,纯粹是荷尔蒙刺激的,就是一块玩高兴就好。我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真正建立双飞的,后来做事情默契有了,分工有了,实施前会有个讨论,用个什么道具、方式,有时候还会争论得很晚。我觉得双飞的建立是从有了成员间的争论开始的,争论意味着大家在乎这个事情,这点很重要。

王亮:所谓的“开始”在我的记忆中没有那么清晰,大家是同届同班的同伴,经历共同的学习,虽有些许爱好习性的偏差,但都共历了4年的七七八八,也许更为关键的是,在做当时的作业也好、作品也好,我们几个表现得更为积极。经历了一些展览和活动后,貌似就剩下我们几个爱折腾和参与事儿的人了,就此大家更为默契。毕业后,栖居滨江一区周边的“繁华市井”中“吃喝玩乐”。

张乐华:我们都应该承认双飞的建立和“比翼艺术中心”的关系很大。每次被问起我们和“比翼”的关系时,我们大多否认这种“攀亲戚”。而我现在不得不说当时几个节点:

1)  我们这群人原先在系里不是玩得最好的,并不是最积极的。只是毕业前后,张培力老师请来了“施勇和徐震”及“杨振中和陈劭雄”两组艺术家给我们带毕业创作课。当时他们对艺术的看法在交流中影响到我们,是之前在学校没看过的一些社会因素。在半懂不懂中,在接受与冲撞中,有些之前不受肯定的受到了鼓舞,有些人在经历了磨损后决定不从事艺术行业。于是毕业前我们这几个人开始慢慢聚到一起,处于一种惺惺相惜吧,都相互有吸引力和产生前途未卜感之后的主动相互帮助。

2)  几个人一同做了几次展览后,我们也并没有要集体创作的念头,只是想在一起。毕业之后呆在杭州的那些人租便宜的房子住到一起,一起玩一起做假乐队一起到上海的一些艺术圈活动作秀。从这时开始,我们体验到一群人在一起就豁出去了的感觉。

3)  邵一在杭州组织“小制作”的活动,让大家都很高兴,气氛带起来了,由此维系了创作状态,还自发组织“小制作”。2009年初,我们想到去比翼找徐震谈,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展期。当时我在比翼做事,双飞其他人从杭州来上海。经过几次交流,徐震对我们能否做出质量存有疑虑,一开始是对我们做群展的组合方式及理由存在疑问。后来他们在杭州聊出“我们做一个展览,没有作品,就自己在展厅里做一些事情,凭感觉制造出气氛,做一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再来跟徐震谈,他仍然不置可否,也不认为这样的“方案”可靠。后来我们就考虑自己能不能从平时生活里先“做”起来。我之后去杭州找他们玩,就有了“夜游动物园”、“抢银行”。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有“集体创作”的意识,在这之后大家反倒不再觉得“到比翼去展览”有多重要,也没人再提起。

4)  有了这个开始,各种机会和帮助就自然而然地找来了,有比利安娜请我们做展,有老耿当时自己给了我们一些钱,要求我们继续做出来给他看。这些钱催生了很多小录像,还贴我们吃饭的钱。当时大家刚毕业都没工作,太惨了:我是在上海做老师,他们几个在杭州听说都没肉吃。老耿是真正默默帮助到我们的人。

林科:我想对双飞的前传进行补充说明:不管其他的双飞葫芦兄弟同不同意,我都要说双飞的前身其实是“滨江F4”(杨俊岭,李明,康旭盛,林科),他们住在杭州滨江,总是拼一辆黑车去上学,下课了还一起回家,创作时总是互相帮忙,还总在一起吃饭,真是班里好兄弟的代表。相对其他小帮派在班里不怎么集体,“滨江F4”显然是势力最大的,后来“张乐华+孙慧源”小组、“王亮+黄丽芽”小组、“崔绍翰和校园名人”小组、“李富春与骨灰”小组,都纷纷投奔滨江这一租房价格较低的城乡结合部,成立艺术创作互帮互助小组,于是就有了双飞。

我对双飞的最初回忆应该是为了纯粹的好玩而做事,成立TUB俱乐部、土比乐队,我始终觉得那个时候共同的波段是好玩,至于发现就交给我们伟大的“天赋”去完成吧。

李明:浪漫、美妙、高潮迭起的高中生荷尔蒙状态。关于如何建立双飞,非常复杂,交织了在新媒体的教学体系和杭州本身的生活状态及不断发生的沪杭展览活动种种因素。在谈“双飞的建成”时,我的角度和外人的角度应该不会一致,我站在外人的角度,想知道双飞的建成史是为了“深入了解”,而我则觉得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它还能活多久?还会给大家多少期待值?团队成员是否还相信艺术?我之前很不准确地写过一段文字,关于“双飞的故事”,类似于一段生活的记录。我把它贴在这儿,看完可以大致了解:

“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叫‘双飞’,双飞的成员们每次回答都不一样,甚至想不起上次的回答,更不会关心大家如何统一口径。这种行为很可能会被误解成双飞的某种表演习性而被冠上不靠谱的帽子,只有大家心里才会坦荡荡地给自己一个问号——为什么叫双飞重要吗?‘双飞’这词一入耳就不正经,让人浮想联翩之后还要道貌岸然地说声:‘不要歪想,是比翼双飞的双飞’。这样无聊的故作正经的冷感正是双飞成员聚在一起时所拥挤出的对话产物,大家时时刻刻都在有意无意地挑逗对方的神经,尽管对方是同性,两名调情者丝毫不介意第三者的加入,甚至更多。当成员全部进入嗨点时,双飞的小宇宙便彻底爆发了,神经敏感到顶峰,亢奋的身体、无意识话语如垃圾般涌出——尽管它已是情绪替代品。小范围语境的不断更替,生活瞬间在表演和非表演间来回摆动,大家亦真亦幻地喝酒、聊天、行动、思考或集体沉默后大笑。话语和行动在这样的氛围中即便再复杂也逃离不出单纯的性格了。双飞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他的性格就是单纯冲动。

记得大学请艺术家来做老师,第一季是徐震和施勇,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教学方法大大地激发了我们的热情,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方案交流和作品筛选,最后在香格纳上海空间做了教学成果展示。双飞成员当时都参与了,模糊地记得从那时起大家就开始聚在一起活动了。小分队、小分队地穿插着玩,到第二季杨振中和陈劭雄来辅导我们,组织了“查房”和“走着瞧”两个活动:一是在一家青年旅社里做展览,每个参加艺术家一间客房;二是每个艺术家一辆三轮车,游走在城市里展示作品。大家的热情在本回活动中到达顶峰,之后便开始各自忙着准备毕业创作。期间,有的同学开始找工作,有的离开了杭州,希望继续创作的人很多都搬来了滨江,大家在这里开始正式地团伙聚集。早期的‘滨江F4’(林科、李明、杨俊岭、康旭盛)就在那时成立,之后汇合了李富春、黄丽芽、王亮、孙慧源等人。双飞成员如水浒英雄般充分发挥了年轻人没钱有身体的优势,无数通宵夜游、街头恶搞,粗俗不是本意,随性而动。中途幸福地得到老耿的仗义支援,使得大家短时间大声展。目前,双飞成员分布在祖国南北:王亮在河北办事处,杨俊岭在北京办事处,张乐华在上海办事处,李明、林科、孙慧源、黄丽芽、崔绍翰在杭州办事处,李富春在义乌办事处,还有双飞特别客串康旭盛在上海做卧底。他们随时都准备着为双飞艺术中心卖命。”

  1. 4.       在共同学习生活的日子里,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是怎样的?共享着怎样的情感体验?

杨俊岭:美院期间,我、林科、李明在一起比较亲密。李明和我是同一宿舍的,住对头,通过李明认识了林科。后来下乡期间一起玩耍,搞作品。从2006年6月1日下午开始拍摄每年一次的“六一下午”,那是一个自由浪漫的小聚会时间。

双飞成立后,大家玩得更热闹,产生明星幻觉和流氓气质。每次展览前夜以继日地讨论、制作和布展,活动上的兴奋过度。在杭州、上海、北京的每次聚会吃住都在一起,讨论圈内圈外的八卦、悲欢离合。

双飞在一起时也会有冲突,激烈的言论。首先我们自我认同又彼此认同,各自对双飞的每次活动或展览提出看法,针对每个细节从个人角度出发发表观点,展开聊天式的讨论,上下横竖左右七面八方的想法和观点被提出、否定、延续、探讨、深入,以一点旋转出更多的可延续性方案,最终得到愉快的结果。当然也有没结果的时候,探讨不出来,就变成聊天、打牌、赌博、喝酒。

李富春:关系很好,享受共同大众消费的体验和情感。

孙慧源:与其他人关系挺好的吧…这给问的…“原来的我小心眼,又有社交障碍,自从在双飞以后,神经也大条了,社交也不障碍了,连鸡鸡也变大了!”FML(发霉了)…所有成员里我和黄丽芽、王亮从大学第一天起住同一寝室,天天跟着两个哥哥后面饭堂打饭。从大一开始和张乐华鬼混起来,随后骗了两个小女孩与我们一起搬到外面同住变成室友。期间又与社交王子崔绍翰和阳光美男李富春交好。大三后的几次展览与李明、林科和杨俊岭熟悉。毕业期间所有人都搬到了滨江,之后都可以记录到双飞正史里了。现在老杨去了北京,乐华回了上海,王亮回了老家,形成了全国以杭州为中心、以双飞大厦为中心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期间王亮生孩子,丽芽结婚,富春去义乌,老杨结婚,李明准备结婚,科比常回家看看…直到昨天林科搬到我家阳光房住,传说中的双飞大厦终于虚空了。

大家的关系其实有些微妙的,一堆半直男待时间长了嘛。有些大打出手过,有些抱头痛哭过,有连女人也一起睡过,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跟双飞的感情比起来都算个屁。

黄丽芽:与其他人关系还行。我是需要独处的人,不能天天碰面,当时租房子也是单独租的,我受不了隔壁就是认识的人。我们最近吃火锅、赌博什么的,对了,李明上周从我这里夺走了滨江赌王的称号。

不论双飞能做成怎样,感情对双飞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作品好不好不要紧,要紧的是十年以后大家能不能聚在一起做事情(今年双飞二个活动我都没有参加)。我觉得双飞每个成员都对双飞的未来有个期待吧,每个人的期待应该都不一样,比如五年之后做件什么事情,或者十年之后做件什么事情。这会比较好玩。

王亮:就我个人而言存于心底的,就是双飞几个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或在饭饱后或在便道边也或在某棵树下…反正可以是任何地方。这里的“说话”是指“正式地说话”,包括“正式”谈方案、“正式”扯淡。因为说不清我们在讨论问题还是扯淡还是在游戏。

张乐华:一起学习和生活其实都敌不过一起做坏事。双飞成员个性都不同,私下里相互看不惯的也不少。但一群人一起做过那么多烂事挫事,想没感情也难,无奈。

林科:我在大学时一直只和“李明+杨俊岭”耍,并建立了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常觉得遗憾的是:在学校就有双飞该多好,多浪漫。历史不能假设,或许大学时大家都还没有被改成非常相同的模子,四年的新媒体学习在我们那些非常好的老师努力下,形成一种“自己人”的感觉并日益明显。共享的情感和体验就是双飞作品中你能感受到的气质,这种情感体验作为我自己来说,也是我人格分裂的一种模式。

李明:大家都是好朋友,有时某几个人会阶段性地搞基,又阶段性地停止,周而复始。双飞的情感取暖游戏要比双飞的创作更有意思。

  1. 5.       在过往创作中,贯穿始终的是对大众和低俗文化的消化和扑面而来的嘲讽幽默,这一风格的来源是什么?在过去三年中怎么发展?

杨俊岭:我们就是大众的一部分,也是低俗文化的传播者。我们喜欢幽默,也许幽默后自带嘲讽。来源也就是我们自身,我们来自这一层面,但风格也仅是我们这一阶段的一部分。与生俱来正在发扬光大中,一般都在饭桌、牌桌上发展,自身挖掘、提取、混合社会现象和流行文化。从我的角度看,不是发展,只是一个体积的多面展现。

李富春:来源是“厌倦和向往”。当下就是发展,没有预设的未来也没有总结过的过去。我们自己总结叫反醒,别人总结叫认同,我们更希望是艺术上的认同。

孙慧源:本能!双飞成员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吃喝拉撒会放炮之外还会对大众和低俗文化有机地消化和东躲西藏扑面而来的嘲讽幽默。双飞成员的二逼气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逼气质哪里来?大众和低俗文化呗。过期长毛的二逼东西吃太多了,各个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又只会见风使舵阴险毒辣奸诈小人般地自嘲,这叫从群众中来,到自己肚子里去。之后发现光TM(他妈)自虐也不行,不爽,墙头草不能老吃窝边兔子,于是试着寻找不同目标下手,这一步叫从自己肚子里来,吐到群众中去。有时有意的看准时机、一举两得,有时无意的、扮演角色、正中下怀。于是练就一套举世无双碉堡双飞组合拳。

黄丽芽:刚毕业时,大家都比较贫穷(当然,现在还是贫穷),选择住的地方是个杭州乡下滨江,房租比较便宜,都是外来人:妓院,盗版商贩,混混等杂人。我们平时就在附近生活着,环境可能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吧。刚开始的那些作品都发生在滨江及附近,随机、即兴,做了一段时间,后来觉得要有所准备,无非就是多讨论一些细节,多给出些可能性。今年都发展到欧洲了,感觉挺好的。

王亮:不确定。

张乐华:所谓大众文化这些,在一开始是没有被预想的。初衷是“做一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当然这种“什么都不是”会比较针对艺术行业,因为我们还是学艺术的。只是我们这些“创作”的出发点和现场是基本生活,指哪儿打哪儿,也养成了“私生活里很低调,聚在一起很高潮”的习惯。以前自己对社会上的主流文化从不关心,或者说心存抗拒,在这之后反而成了没头没脑地扎进去:K歌、乱舞、游戏,大家都像是在逆生长的状态。如果要把这些进行归纳,我想有个关键:“做自己所恨的,把它变成对的”。这是一个国外艺术家的话,我看完觉得太有意思,因为我们自认清高而曾经抵挡那些,动漫、娱乐、网络低俗,而后又彻底摆低自己,无所顾忌地进入这些广泛传播的文化形态里,并看着自己喜欢并演绎的那些东西。

林科:不确定。我这个过敏性体质的人到现在还没找到自己的过敏原到底是什么呢…这种归纳总结的问题还是留给愿意评论双飞的人来定论吧。在过去的三年,从自发玩笑的开端到后来总想双飞该怎样怎样,最后使用的都是找不到策略的策略。作为当代艺术的创新力,双飞应该能让那些他们本能在做的事情成为这种新方向的实验和炮灰吧,不管你相信什么,它都在那里。

李明:活动的时候并没有针对性地考虑大众文化,但肯定也不是误打误撞,就像你想到“阿富汗”就会想到你该想到的,想到“朝鲜”就会想到你该想到的。我觉得这里的“你该想到的”成为了一个惯性记忆,它仅仅是记忆给你的经验而已,你并不曾体验阿富汗或朝鲜的生活,但你拥有一个大家一致拥有的词汇和感受或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定义。双飞艺术中心已经被“山寨、粗糙、低级趣味、二逼、大众/低俗文化”的消化所定义,这些词用在双飞身上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太正常,双飞太普通,它不过是这个社会环境催生的一个缩影。双飞是不是应该制造一个“突然点”的词语来?所以,所谓“来源”就会非常非常虚。三年前,这些活动像是双飞成员拟定的游戏,大家很新鲜,拿到一些钱,可以开展一次相互取暖的冒险活动,于是表现出一种生猛威武的所谓的社会参与感。游戏总有玩腻的时候吧。要更新游戏的。游戏感强烈对在一起的九个人是最合适的方式。

  1. 6.       尝试描述双飞共同创作的合作方式?你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杨俊岭:分工合作和自愿承担,及先到先得的优良传统,不在场吃亏的作风。我扮演较猛的角色,有时表现很强硬,带点流氓气息。

李富春:集体讨论、集体行动、取消个体。所谓“取消个体”是指我们没有领袖,没有代表,没有最好、最差,没有个人做得最多、最少的差别,没有谁说话是最好使,没有个人作品的讨论(双飞确定以集体创作示人之后)。但我认为对个人作品的讨论是相当重要的,这才是维系共同艺术创作的基础。我常是说“坏话”,骂人的角色。

孙慧源:早期创作(主要是录像)以自发玩乐为主,一种是一起玩出来的,如果有记录,整理后就可以算作品;还有一种是在轻松的背景下,有人(想法哥)提出一个他认为有意思的主意,大家大致都觉得还有点意思,讨论下细节就马上实施了。后来的创作主要是项目型或展览型,有策展人或机构找到双飞中的一到两人(联系哥),传达合作项目意向,联系哥再传达给其他成员,成员讨论、出主意,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想法哥,所以这是个漫长而没有效率的过程,各种想法罗列,然后再筛检,最后把筛检后的叠加、丰满和修剪,出来一个大家基本都认可的方案。但记住,这个方案永远与最后成形作品相差很远。

开始做作品阶段,先有人(道具哥)采购相关材料,租借器材,材料经常是边做边准备,需要拍摄的项目基本是我们自己拍摄,有时固定的几个(拍摄哥),有时又是轮流拍摄。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于是有场务哥、化妆哥、会计哥、捣乱哥…所有事情一般是自愿认领,联系哥负责协调。项目结束后还会有剪辑哥和打印哥;拍摄MV还会有歌词哥和音乐哥。

我自己在不同项目一般会当不同的几种哥,外加一个总会当的怨妇哥。总的来说,我是前后期想法+技术支持、中间捣乱或解决具体问题、全场怨妇的角色。

黄丽芽:双飞的合作方式基本上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吧,每个人有想法都可以提出,提出就有可能被枪毙。有一段时间大家状态不错,就是争取每个人至少想出一个大家都觉得可以做的方案,那段时间双飞做出了不少作品。我在双飞里的角色比较边缘,但我是一个一定要给出我个人想法的人,即使我给出的建议很少被采纳。(都是投票的结果吧)

王亮:双飞这些年的“合作”共同创作没有太明确的“方式”。问题来了,共同解决;展览来了,有几个人先几个人凑起来说说方向,找找共同感兴趣的,人齐了摆出来,再一起聊。开始行动了就分工协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其中尽全力做好自己能做的。我不太适应镜头,就宁可做“背景”了。

张乐华:我个人觉得自己是双飞中后勤工作做得最多的,往往在表演和出风头时我并没太多亮点,只是配合。李明、林科、李富春、孙慧源、黄丽芽这些是从长相到行为本身都满惊奇的人,杨俊岭、崔绍翰、王亮也算是一入镜头就是雷点,我算个可悲的正常人。只是我的天生急性子和母性情结,促成了要为双飞接生的习性,经常是前后的联络工作、介绍工作、过程中的分配工作等都得着手。大把的时间花进去,常常觉得很不划算也累,但都在事情促成之后获得了满足感,这是不参与其中工作的人体验不到的。当然有可能,以后某一次觉得腻烦了就不那么母爱了。

我觉得自己的创造力、惊喜程度不够,但梳理和归纳能力还自认可以,做完的事情总在想:生成出来的意义何在?偶然发生的亮点来源于什么?之类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想清楚双飞的价值问题。

林科:合作方式,像我之前说的,“最初的选择”到了一个共同波段,就做了它,不管它怎样,完成它,而且还有制作费可以玩,非常难得了。我在双飞中扮演非常不起眼的角色,这在双飞的图像中就能发现,我总是躲在角落里,做一个失败者的角色,最大的内容也只是过程中那些非常体验化的双飞事情本身。

李明:我对双飞的共同创作方式很质疑,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肯定合作得有问题。我指的是一个活动开始之前的理性计划筹备工作。但有个特别棒的点,即兴状态催生的东西总是很鲜活,并且每个人都很投入。当然,我目前没有能力改变这些。我不认为双飞适合角色扮演,双飞是一个很糟糕很业余的“戏剧班”,有段话非常适合这个问题:“如果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都会有效地确定一种情境定义,我们就可以假定,在互动中也许会发生抵触或不信任这种定义的事件,要不然就是对这种定义产生怀疑。当这些破坏性的事件发生时,互动本身可能会陷入一种混乱窘迫的停滞之中。据以推断参与者反应的一些前提假设变得站不住脚了,参与者发现自己陷入一种情境曾被错误的定义,而现在又无任何定义的互动中。此时,自我呈现不被信任的个体也许会感到十分羞愧,而在场其他人也会感受到敌意,所有参与者也许都会变得不自在:进退维谷、失去镇定、窘迫不安,深切地体验到那种面对面互动的小社会系统瓦解时所造成的混乱。”——《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在这个团体中,任何角色扮演都将被动摇转换,只有给钱做活动的角色会一致续约。

顾灵:比如是否会出现这样的状况:A要做成A,B要做成B,C要做成C,D说,就做成A+B+C吧,最终呈现的是一种混搭状态,是所有人的各种情绪气质都杂糅在一起,互相影响: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状况。你说的“动摇转换”,作为观者似乎无法判断。

李明:比你举例的要复杂,事实上你说的就是双飞的常态,这反而是在“保护一个情境”,把A/B/C/D相加最终呈现一种混搭状态不正是好好先生的劝说结果么?这是一个安全稳固的结果罢了,可以闻到无奈的情绪。我们可以一起来质疑这颗紧急避孕药,它导致内分泌失调、提前经期。我说的那种内部商议时的混乱崩塌,有时连风向标都没竖立起来就各自跑路了,A说要做成A,B说出某种化学符号,C沉默不语,D已在爱情疗伤了…

  1. 7.       你是否觉得双飞的创作正陷于瓶颈?如何考虑建造一个“升级版”的合作模式?

杨俊岭:瓶颈分别来自生活与合作环境,为展览赶作品的瓶颈。我们讨论过激励机制和计划机制,就是在分工中多劳多得,约定一年做几次活动。我的生活有些复杂,上班、艺术家、双飞。在双飞目前的模式下,希望能提前产出作品,将作品做成熟,而不是等展览,同时要合作一些可被市场快速传播、消费性的艺术作品。应建立双飞J金会支持双飞创作活动。

李富春:有,和大家讨论过,不了了之了。

孙慧源:瓶颈无非是所有艺术家都会有的关于重复性的问题。这很正常,而且花时间做肯定也不是真正的问题。怕是瓶颈中还有个滤网吧。很实际的问题你知道,双飞已经有三个成员结婚,第二个小双飞也马上要出来了,其他成员也有工作家庭各种原因而不能像原来一样每天待在一起。很多项目有些成员参与不了,时间长了,我担心有人会自己感觉参与不进来而不参与,最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参与了。结果是九边形的网络两三个顶点松散了以后,其他的也都扎不紧了,希望不会这样就好。

一种是我称为“双飞长期秘密任务”,成员私下誓血,颁布一条密令,规定一个时间如半年或一年,每个人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个任务可以是训练一个特殊技能,也可以是一项见不得人的使命,最后再整齐划一地组合到一起。难在于完全松散的情况下保持自觉。另一种就是有机构能出足够多的钱够我们所有人完成“双飞公路片计划”,外号“双飞古今神鬼大战僵尸无敌乱伦公路片”,去陌生的地方做一些计划中和计划外的事(俗称旅游)。

黄丽芽:双飞走得很好啊,我觉得没什么瓶颈。我们可以摒弃掉一些学院派的艺术系统去看双飞,双飞就是一个存在,存在那里,他们好像一直在做事情,今年去欧洲了,明年好像要去西藏拍公路电影了。个人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升级模式没想过,我觉得按照正常感觉走下去就可以。

张乐华: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了,双飞在重复模式,自己已经开始有些厌倦,别说观众了。要升级,对于个人来说很难,对九个人组成的一个个体更难。和李振华聊出一个可能性:既然双飞没有头,大家都是主,那就应该每个主都发挥能量,应该形成制度化。比如,规定每年有一至三个固定的时间组织活动,这个活动分别由某个成员来组织,那他就要以“某某+双飞”的名义登场,由他主导整个活动的理念,大家参与讨论,每人都参与。举例:“黄丽芽+双飞艺术中心”要进行一个公路片计划,他是张罗者,联系主办方,分配任务,控制行程计划。如果林科实在遇到状况说要回温州嫁人,就要给大家个交代,人离开留一个物件,比如为每个人定制一套戏服,上写“好吧”二字作为自己参与元素,或者同意担任后期剪辑工作,立下说法,得到黄丽芽同意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这样的方式,一是强调个人气场,尽管双飞成员很多人不站出来,但其实自己有想法有模式,缺真正的机会让他完整地操控和输出;二是解决制度问题,双飞不能少数人支撑。

除此之外最关键的,其实是双飞的输出应该具备前期工作,也就是日常劳动,它应该是融入生活的状态。再举例:假设我们约定明年四月要做一个活动,大家见面玩,玩一个大家都有念头要去碰的东西,比如一场运动会。那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根据计划我们在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一个项目的学习,比如武术或高尔夫,半年足以让自己从零学到半专业,因为现在的一切信息都流传很广,学会一个技术很容易,通过视频学习技巧和范儿,买一些器材武装自己。半年后举行一个综合运动会展示技巧,这时我们的“特点”和“技巧”就有更足够的基础去发挥,自己又从中得到了好玩的东西,人生的跨界不再是奢望。这个例子我和大家都说过,不是个好例子但算个方向供参考,说白了就是找个理由去玩,再把玩出来的新元素用回到“创作”里。双飞的“创作”是不怕没效果,只怕自己厌倦了同一种方式。

林科:如果能看到瓶颈,是不是瓶颈已经开始不存在了,至少是要开始发生变化了,新的合作模式…可以先不谈如何分工,因为在我们心中总有个大概的印象,谁适合做什么,就由谁来负责和承担一些事情,这是种相对安全的方式。我觉得抛开这个安全模式未尝不是件好事,但前提是大家都要保持一种始终很给力、很感人、很卖力的行动力,不管你做得是多糟糕的事儿,还是特给力的事儿,那都是在努力啊。从感情上我们就能接受这样的合作方式,有点傻气,苦笑着含着泪创作出感人的艺术作品。

李明:以前我们成员在游泳池开组织会时老这么说,有一次我们把会议地点搬迁到星际战舰上面,那个鬼地方很吵,特别暗,有种特别的气味,像是从庞大的花瓶里冒出来的农药味儿。回家时我想:“瓶颈”可能是外星人给的一个新词汇,它巧妙地把“别人看你的标准”转化到这两个字上面,让你自己觉得你卡到瓶颈处了,呼吸困难。总要经过这个部位的吧,调整下情绪,不要堵死就行了。大家每次都讨论“升级版”合作模式,做出来再说吧,现在说有点假大空。

顾灵:关于升级版,有些具体的构思、想法吗?你之前提到双飞的共同创作肯定有问题,指活动之前没有一个理性的计划筹备工作,那是否在升级版中会考虑一些理性的规划?这又会与即兴创作的鲜活产生怎样的冲突,如何去平衡?

李明:不,你理解有些偏差了,活动前没有一个理性的计划筹备工作只是过去某个时段双飞的工作方式,在那时不一定是“问题”,因为那种方式才呈现出现在的面貌。现在是在反省,大家都不愿意重复。“升级版”并不意味着考虑有多周详,面貌有多清新,只是一个总结后的新开始。比如,是否可以审视一拥而上的“第一感觉”?这种第一感往往具习惯性。或者是否还需要群魔乱舞的表演?这些人物一出现就给观众一个定义了。

  1. 8.       如何想象双飞的未来?你会做些什么来达成这一未来?

杨俊岭: 双飞的未来是双飞在生活上都是美好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玩乐、聊天,在艺术界甚至更宽广的领域被人认识并得到认可。双飞有经纪人来做活动的相关事宜。

双飞成立“双飞J金会”,基金会可延伸多个内容,如双飞美术馆、慈善、产品和文化传播。双飞要学习更多知识,在不同领域进行尝试和探索,可能涉及音乐、生物科学、航天事业、烟酒行业等。我们需要一定的“权利”,这一权利可以方便双飞做事。我会自我完善,传播双飞精神。

李富春:未来是“中国的富二代”。我要成为最牛逼的艺术家之一(为了恢复我的个体身份而最)。

孙慧源:双飞未来应该是影视、音乐、艺术、时尚、体育跨界的超级明星!所谓Allstar全明星。我会每天看肥皂剧,每天去卡拉OK练歌,每天在家画简笔画,每天发自拍照去微博,每天捏握力器。囧

黄丽芽:双飞的未来,好沉重,我平时不喜欢计划很久的事情。上面我好像说到了一点,就是争取能在几年或者10年之后一起做件什么好玩的事情,这种事情可以不是作品。我会想些这方面的小点子。

王亮:想象双飞的未来就是一起走下去,该变的时候就会自然地顺过去,我是这样想的。更为美好的就是大家生活上可以更美妙点。

张乐华:未来是个不靠谱的东西,何况是艺术。我一直认为艺术家不应将精力摆在权力地位上,那些事是暂时有效的;只有默默地在劳动才不怕甚至期待重新洗牌的契机。对所谓未来只有从感情角度出发的念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都有一群朋友,这些朋友能玩一起是缘分。我是个念旧的家伙,无论以后大伙是不是在一个领域做事,神经上都会有牵引的。这样的想法在有些人看来很幼稚,觉得拿感情作为合作纽带是很烂的理由,以后会因为利益纷争而反目什么的,我只想说无所谓。老人总是告诉年轻人未来要发生什么,其实人要的是经验,不是什么好的坏的结果。

话说回来,人的感情最终也是靠物化的东西来维系,要谈论的正事还是操作和发展上的。既然双飞大伙没有人表态说自己以后不做不参与,那劳动的方向和目标也是该想想的。钱是首当其冲的因素,我们总是因为没有钱而做不好事,也常因为做不好事而没有钱,几万材料费对于快奔三的我们来说是不能假以生存的,那双飞本身的事情能否赢利,如果现在不能,以后的赢利计划是什么?之前杨俊岭和崔绍翰热情洋溢地探讨过如何发展公司制度啊,如何建立品牌边缘产品啊,这都让我一头雾水。似乎我不善于想这个,但我有期待他们的这种潜能随着我们继续做下去而激发,毕竟这是一群不到三十的壮年。每个成员的个人打造尤其重要,我觉得大家在一两年里一起努力把第一桶金赚出来,靠卖作品也好、靠做活也罢,比如每年能赚个8到10万了,那抽出5%来做双飞基金,我们就不用整天熬着求别人的材料费了,也不用什么事情都靠体力解决了。除了玩,还能把玩的东西做成可以买卖的“艺术品”或logo小商品等等,那之后事情会越变越顺。

作为我个人在这里的作用,也得看自己的变化来调整,只要一直在关心,总是有办法的。我只能说在我自身拥有热情的时候做到给力,同时鼓舞大家。当我遇到低谷,也有兄弟来持续发动。双飞最终是一个什么具体东西,我还真不好说,也不愿意说,它的可能性还在初步阶段,因为它的成员自身的可能性也在初步阶段。

林科:双飞的未来在我看来更多的应该是成员生活的部分,艺术方面是双飞要生产的事,而我希望的未来是双飞成员们总是生活在一起,一个浪漫温暖的大家庭,生活更有质量。他们总待在一起,或生活在一个大别墅里种花种草养老,每天party(派对)!我能做的就是:好吧,晚上一起玩德州吧。好吧,晚上去你家吃饭。好吧,哦,行,有空。怎么说?哦…不用带东西来啊?太饱了。

李明:你想?还是我想?你想会是一个正规的“想象模式”,我想会脱轨到“意淫模式”。为了保重自己的脑部健康,我就暂时不启动“意淫模式”了。接下来的活动和计划里,我会选择性地做我认为双飞该继续的东西,以下是我想对团队成员说的心里话:我希望大家一起打造一场新的游戏,既是属于团队的九个人,意识、行动都可促成一些新规则,添砖加瓦的农民可以多说话,没砖瓦的同志们多给点态度,视对社团的工作量给予服从评估。加油!

关于对谈的疑问:

孙慧源:我现在对整个访谈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不是很清楚这个访谈的用意,梳理到最后给其他人深入了解双飞用呢 还是要你和李大厨帮助双飞讨论和解决双飞内部运作发展的问题?还是有其他的?当然,我想这次访谈出发点肯定是积极的。而且我也猜测两者作用应该都会有,但是两者进行和呈现的方式肯定不一样。双飞非常需要有人帮助我们梳理一下,对外更主要是对内,但是我现在还是看不出这次访谈的方式会对双飞内部(每个成员)产生多大的作用。如果现在大部分人都给你回信的话,应该不难看出每个人对双飞的态度还是挺不同的,访谈结束后会有什么变化先打一个问号,一对一,或者一对一对一的方式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也想象不到。

我只是站在双飞立场上自私的觉得应该利用这次访谈机会,能让大家都铺开来适当透明的讨论,更切实的解决一下双飞自身的问题。因为有你和李老师在,我们自己才有可能提出、讨论和尝试解决很多之前“无法讨论下去”或者“根本不想讨论”的问题。

顾灵:你写的最后一段应该是这次讨论的出发点和愿景。我们也会试着去寻找“无法讨论下去”或“根本不想讨论”的原因与相应可能的改变。

一对一然后三人一组的形式是李大厨提出的,本意是想避免聚在一起谈时会出现你们原先自己一起谈的混乱状况(互相搅合然后不了了之)。我觉得这种形式作为初期是对的,每个人独自地清晰明了地给出个人的看法(目前包括你有四个人回复,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不同)。在完成一对一对话后,我们可以做初步的梳理,再以向整体提问或提出可能的途径然后大家来讨论的方式(就不再是简单问答了)。

我们当然非常希望这件事可以有实际的效果,对双飞,也是对双飞的观众以及双飞所在的这个环境。

李明:我的回答也可以是发问式的吧?我有些质疑一问一答的互动模式,看看这些文字,每一句后面都添加一个“ ?”(疑问号)。所以我们的交流游戏会从一个回答问题的起点开始,一开始的设定便有点狭窄。我觉得我解决不了这些疑问号,因为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一直在发生中。

顾灵:当然可以是发问式的。其实可以把所有的问号都删掉,提出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可能展开去谈的点,并非固定死板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交流游戏是对谈,提出的线索可以当作一个扶手,围绕这个比较容易说起来。之后可以是对话式的,展开的深入讨论,都行。

李明:我其实很怀疑对话的模式,它总让人觉得这些对话要反应出来的面貌是什么?要给谁看呢?要达到什么效果么?会成为一场思维训练?,我也老觉得不敌对不碰撞就得不到真正的意见和观点,但不见得大家都认为这是游戏。

顾灵:我最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不是见面而是文字往来;我个人很喜欢写字,觉得很奥妙,简直像造出另一个空间来。文字的回应也不会像说出的话那么随意,也不像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还可以改,可以自己在写的时候反复整理思绪。这是选择文字的原因。

说实话目前我也没想好最后的呈现会怎样,也不知道大家的回应怎么相似或怎么相反,但是我相信最后不是一片冗长看不到头的对话陈列,而是带声音的文字,在告诉读者双飞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做?想做什么?怎么做?的同时,并列我和振华的想法。

首先给双飞看!然后给读者看。视内容而定看有没有印刷的机会。

Round Two

回答先后:王亮、李明、张乐华、李富春、杨俊岭、林科、孙慧源

提问整理:李振华、顾灵

访谈时间:2011年12月27日-2012年01月19日

圣诞节双飞的部分成员来 M50会谈:李明、李富春、林科、孙慧源、张乐华。主要讨论了个人创作与双飞团体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的共同创作形式:

  1. 双飞可以提供一个空间来供大家发展个人不会发展的创作想法,所以可以根据个人创作,聚集集体的力量来扩大或深化某一个人的既有创作;如此,既帮助了个人,同时也体现群策群力,最后作品的归属有待讨论;

王亮:提供空间应该是个好的条件。有时间、有条件发展个人想做或不想做的创作想法起码可以激发和拓展作品的输出。作品的归属要看作品的出发点和作品线性发展的结果了。

  1. 双飞带有品牌的性质,一个只得到部分成员认同的想法或展览/活动契机,依然以双飞的名号出现并实现,即使其他成员反对;

王亮:这个以前双飞部分成员已经或多或少讨论过了,假如是以双飞名义开展的活动,人员的全部或者部分人员的参与都应是双飞的。

  1. 提出基金会或俱乐部形式,每个成员交出资金,以共同的资本来创作作品或实现方案;

王亮:双飞部分作品在创作中都已经以成员集资的方式来完成作品。

  1. 对艺术家职业化的追问,只以双飞的气质来生活或创作,同时产生与双飞作品间的关系;

王亮:这种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是大家默认和习惯化了的,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所带出的双飞作品。每次作品在产出前大家也讨论了诸多方面,并且尝试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5. 最根本的问题:创作的方向,是否有可能深化某些相对固定的创作主题、针对话题/问题逐步深入地线索式思考、提问、实验与创作?或是从活动形式出发,不局限于展览系统本身,而是可以发散开去。此时媒介与面向公众(甚或将公众引入)的形式会如何?

李富春:你总结得挺好的,我比较倾向第一种方式,针对创作方向,对固定主题、问题逐步深入的线索式思考、提问、实验与创作。我们现在都把问题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没集中关注在一个创作主题,就像我说的,我们没有讨论我们各自的作品一样。

王亮:创作上应该分开来看:一种是有活动主题在前引发双飞的创作,一种是邀请了双飞并未限制作品的方向,还有一种是双飞内部自己想做某个主题后大家一拍即合。

关于李振华提出为双飞发起这场对谈的出发点与所依靠的评判标准?

李振华:我没有帮助他们什么,也不存在对他们的目的。双飞的工作对我来说主要是在试验艺术的时间线索上有着一种特别的联系,如同70年代的星星,80年代的各种团体,90年代的后感性。我很珍惜这种团体,观察他们也有些时间了,才约他们工作看看。作为策展人的专业当然希望了解更多,预设了一种不了解作为工作的前提。在工作方法上,我希望一直可以保持追问的状态。我很关心的双飞这样的团体未来可否如同他们的老师那样,融入教育,或是支持如他们一样热血的青年,现在设置的框架很好,成熟了,希望我也能尽一份力。

张乐华:双飞是否有可能在以后融入教育体制延续工作,对双飞集体而言,我不置可否;对自己而言,我持相对否定的意见:我对教育本身有悲观的想法(当然也许在年纪大了以后会转变)。我觉得教育的开始就代表了自身进步的终结,中国的教育体制总是让老师这一职业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是当代艺术本身这个在世界范围内都缺少继承性的行业。就看在中国美院的体制下,新媒体系的教育实验无果而终,当代艺术创作的实验教育现在成了被规范化的媒介启蒙课,更让我对教育没什么期待。我自己在本科毕业后做了3年高中美术老师,我体验到学校的“神圣”感会带给其中工作者“蜗居”般的自满。我当然会愿意鼓舞热血青年,只是我怀疑自我的热血经验是否值得去传承。知识分子群体实则是一个永远靠着以下犯上再给自己立下牌坊、再等着被推翻的更替型人群。我很矛盾,因为自己成为教育者却又要举起盾牌的感觉。

对李老师的质疑没什么意思,最多是某个年轻艺术家陷入“局面”之中对“利用”的多疑而已,在我看来“利用”总是无辜者使用的词汇,不如“共谋”好。

  1. 1.       关于双飞最近的项目“瑞居计划”,参与者的感想如何?如果没能参加,你的关注让你觉得,这和双飞之前的共同创作有何不同?

李振华:回答中出现了蠢蛋、宏大叙事、不确定、临时、低俗等问题,可以被怎样解读?

1)           双飞自我身份的识别?

李富春:说到身份我就想到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用的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且别人还会根据你的特点给你起上几个绰号,除了大名之外就可能会产生很多可以识别你身份的代号。自己本人凡是认可不认可的都要知道那绰号是在说自己,别人叫的时候你得有反应,要不就不好玩了。这些名字除了大名之外起得往往都很本质,这个本质哪来的?是你做给别人的事留给别人的印象,你是艺术家,还是搞怪秀,还是艺术工作者,皆是被外人总结后的绰号,这些绰号从侧面印证了自我的身份。

张乐华:我认为双飞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和以前“池社”(由张培力、耿建翌、宋陵等人于1986年发起并成立的一个艺术团体)这样的艺术家组织不同。我们共同生产作品,这从2009年第一次在M50做“不问路在何方”之后就统一了意见。而且从一开始,双飞的行动就出于一个艺术本身的问题:“做一些什么都不是的艺术”。这样简单的出发点源于那时的一些老师和朋友,像老耿(耿建翌)、邵一、沈立功等。他们从当时《没事》展览后的讨论里总提到“怎么样让作品没有‘作品感’”,这样的思路对我个人的影响到现在还有。我觉得对在中国艺术环境下的年轻艺术家来说,这是一条牛逼而纠结的思路。

杨俊岭:啊,双飞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份仅仅定为艺术家,但还想享有艺术家的权利。艺术家的权利是什么?我认为是一种以自身的知识、行动、表演、角色扮演而产生的超越平常状态的特殊状态。这种状态故意转化成“作品”让别人看到此时的我们。我们喜欢这种权利。如果没有人主动看,我们也会主动给人看,很贱的那种,不知道这是什么状态。如果我们接受媒体采访,比如电视访谈一类的节目,我们可能会害羞、紧张。但是我们会很贱地把我们的东西给别人看。这就是奇怪的双飞。

李明:2009年大家有次讨论,提到把“双飞”塑造成单个的强烈面貌,大家各自的独立的身份在进入团体工作时都要屏蔽。后来发觉属于大家想象的“双飞”感很难营造,各自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使得“双飞”情境很难维持。

林科:在建立双飞之初,我们有一个对自己生活状态的归纳,就是“土比精神”。因此我们有土比咖啡俱乐部和土比乐队。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时产生了一种“土比精神”的默契。我对“土比精神”的个人理解是一种洒脱,放得开,没有那些社会中条条框框束缚的自由精神。比如我们穿奇装异服的时候,抱团的感觉最容易把这种自由放大。因此当我们在做蠢蛋或自嘲的时候,却藏有一种底气,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二逼青年可能就是这样。所以就有了挑战各种条条框框、破坏这些安静无聊现状的时候。

孙慧源:应该是一个能在多领域活跃拥有各种功能和广大粉丝群的半人半机综合体;目前有人认为它只是一个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一般活跃、只会拍山寨录像和照片的二逼艺术小组;如果只看双飞做过的事情,更像是一个试图摆脱艺术圈束缚、做着不像作品的作品的艺术家。双飞还可能是一个品牌?一个机构?一个公司?一个CLUB?一个路边小餐馆?

2)           创作目标的准确性

李富春:只要有了“目标”,那么准确就是毫无疑问的,只有中靶和脱靶两种可能。如目标是移动的,那就大大降低了中靶的概率。

杨俊岭:我们有创作目标的准确性,但还不够明确和统一。创作目标的准确性本身说明创作有了针对性,但这个针对性对于一件作品和一次游戏来说,作品和游戏本身更令双飞愉悦,也就是过程的快感。我们会认为这种创作目标的准确性是有问题的,从而鄙视或逃避准确性,从而使观者并未切身感受到那种严肃作品或创作准确的作品所带来的精准信息和对应关系。比如我们在巴塞尔住帐篷,到了威尼斯就住家庭旅馆,这种事件关系,在准确性上去评判,是有问题的。国内有人认为我们在巴塞尔住帐篷,到威尼斯也要住帐篷才“对”。这个“对”是什么?是“操”、“牛逼”的意思?我不认同。我们住帐篷是因为的确没有钱,到威尼斯住旅馆是觉得出国一次不容易、想看展览,就这么简单。对于我们来说,住帐篷很爽,住旅馆也很爽。很多人认为双飞目的性不强、或不明确、或不狠,是双飞今天没有大红大紫的原因。也许吧,如果我们找到这种准确性,怕你们受不了。

林科:我个人认为双飞以往作品呈现的创作目标并不是准确的,这种准确性只在方案产生的阶段存在,在我印象里,双飞作品的出发点都是与自我生活发生矛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该这么做的时候,才会产生的创作初衷。然而所有作品呈现的目标其实多半是模糊的,有一种取悦所有观众的成份倒是一直都十分强烈地存在,低俗的点就在这里,强烈的效果一直是双飞所追求的吧。

孙慧源:准确性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是都不准确的,或者从成员个体的角度评判准确性的意义何在?一直以来每次活动的创作目的都集中在几个人兴趣点的交集上,或多或少,这次ABC,下次DEF,于是每个人的评判规则也不同。如果就瑞居计划最后的呈现来说,我觉得仍然难与之前的双飞身份拉开,但我也不认为是种倒退。

3)           是否有对自身的反思?

李富春:有,我的反应过于强烈,为集体做的还不够多。

杨俊岭:对自身的反思肯定有,反思我们真的很不错,但又真的很不靠谱。我们其实是知道我们不要什么,而不太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或者知道想要什么而并未表达“准确”,但在每次作品上,我相信我们表达准确了。过去持续性的三年对于作品的输出和活动的控制已经相对成熟,而我们现阶段的状态又说明双飞作为非全职艺术家,容易失落和涣散,作品产量质量很难保障,需要更鸡血的精神和脸皮。

孙慧源:双飞其实很脆弱,内心很脆弱。做了很多作品和活动,需要理解和支持。当然能有作品卖出去会是更令双飞倍受鼓舞的事。双飞一直希望有伯乐愿意与双飞一起成长,在某些方面帮助双飞(其实帮助双飞的人挺多),但我们还是没有期望的做得那么好,对于“责任”我们并不熟知。

反思是每次活动结束后都会有的,但往往反思多数停留在思上。比如瑞居计划,我觉得不确定的持续影响了最后的呈现;或者说,如果从一开始都很顺利,金钱时间充裕,安排合理,最后可能是个相当相当精彩的呈现:又变成意淫了。于是这种反思和意淫带到下一次创作中,各种类似的不确定又出现时,作为团队去面对还是有些失魂和一如既往。不得不否认这些是双飞一直以来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假如都不是问题了,那双飞可能就不一定还是双飞又或者需要寻找一种新的问题作为标识。

4)           双飞和个人创作的界限在哪里?

李富春:界限在作品的归属权。如果双飞采用一个艺术家的某种语言来集体创作,作品可能在再创作中产生新的语言,那么这件作品和产生的新的语言都可能归参与创作者,参与创作的人也可以通过产生的新语言进行再创作,那么这个再创作后的作品归属就是个人了。

张乐华:这是圣诞讨论的重点,延续第一个问题来说,自从双飞的作品和个人创作分开之后,界限从外观来看是很明显的。但其实双飞本身是一个多人组合,个人的意志都是群体中的一部分,个人意志有不同时间段的强弱,那我们的创作就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带动。比如,我们在2009年做的一些公共空间行为小录像,和当时李明的个人气质就很相近,因为当时他的状态很好,思路很顺畅,大家也会受到鼓动,这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最近,孙慧源做山寨电子乐,这些元素也融入了双飞的创作。这么说来,界限就很模糊。所以李振华提出“个人+双飞”的做法是很及时的。在昨天的讨论里,大家有了共识:用这样的个人主导带动双飞的方式,去促进相互间的合作关系、内部交流。把个人的可利用元素拿到集体里来玩,同时也形成真正的双飞推动个人的功能——当然也制度化地要求每个人都需给予力量。

杨俊岭:界限在依靠吧,它也许会是一种语言,也许是脸皮,也许是学术,也许是价值观。界限也是模糊的,也许《当代买卖》找一群演员演就是另一种感觉,但借助双飞艺术家身份和MV的内容,看上去挺妥的,也是准确的吧。个人是不会轻易去尝试这么大场面的MV制作,从嗨点和着眼点都是不一样的(嗨点在双飞的创作中是产生共鸣、大家感兴趣的一个层面)。如果一个人创作《当代买卖》那可能就只有一个点,双飞创作《当代买卖》是一个立体的,这就是区别。区别里面也包含着艺术家独立的身份,多重身份重叠造就这种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又是向外的。双飞集体创作有冲动、原始、集体无意识、强大的自嗨精神、明星附身状态、二逼下凡的气质。个人创作是另一片江山,有时会成为双飞创作所谓的对立面和不愿触碰的题材,形成了矛盾交织状态。

李明:每个成员对艺术的态度决定他自己的界限吧。

林科:双飞的作品气场都很强烈,我个人做的作品总是获得微弱的效果,这个界限已经非常明显了。双飞和我的个人创作几乎没有交集吧。

孙慧源:双飞的创作和每个人自己的创作还是差别挺大的,呈现的结果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开。双飞每次活动和项目因为成员参与的各种因素而有所不同,虽然呈现出来的气质会很双飞。也有人说个人创作思路和双飞的创作思路是两码事,我也不能赞同,因为我觉得只要参与到双飞的创作中来,就多少都会带入个人的意志,每个个人意志的多少决定这个创作的走向,而这些个人意志的经验基础又多是来自于日常的个人创作和思考,被放入双飞后这些又会不自觉地被反射放大。时间长了,每个人参与的因素逐渐平均化开来,焦点集中在相对活跃和意志相对强大的几个人身上,于是才有了现在的双飞气质。所以说,双飞的问题可能还是在具体的操作和方法上。一个想法产生后能持续地留在个人创作里,那它一定是个安全靠谱的想法,相反,很多危险可笑的想法会送到双飞创作里。而之前讨论的轮流个人创作带领双飞创作的模式,我觉得可能是个好办法,但也可能无效。我能预料到的主要是两个实际问题:一是具体操作和执行力的问题,在不能保证其他所有人对带领者的方向都非常感兴趣的情况下,怎样保证双飞的创作是最大效率;二就俗了点,但我还是想说,就算可以无缝合作,带领者意志过强,结果变成一群朋友帮助带领者完成一个可以进入市场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是双飞的还是带领者的还是共有的,包括假如没有其他机构提供材料费场地时,创作中涉及到的经费问题。

  1. 2.       尝试描述自己目前的艺术创作状态?你觉得个人创作与双飞共同创作有何联系?

李振华追问:

1)           创作的来源,以及双飞所有个体认为的创作和作品之间的关系。

李富春:创作的来源,有人是生活,有人是网络,有人是电影等等,每件作品灵感来源可能都不一样。关系应该是:先有灵感,然后再有动机,然后行动,最后可能总结为“作品”。

张乐华:创作的来源在一开始就是“就近原则”,和很多艺术家刚开始尝试创作一样,找家里的或者邻近的事物作为题材。银行、理发店、画材店、饭馆、江中小岛、动物园,都是近则走走就到,远则打车起步的距离,这样的距离让人感觉“进可攻退可守”,灵感完全可能发生在吃喝住行之中,实现也可以是立即的事情。“创作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其实我明白这个问题的切入点其实是我们的行动和最终呈现之前的过滤问题。不得不承认的确做得不够好,甚至根本不考虑。一是懒惰,二是我们自己在以双飞名义生产的时候,总是尽量回避精良的布展,希望那是一个随性无形的状态。而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呈现也许反而阻碍了信息的传达,或许我们的语法水平需要改良培训了。不知道顾灵和李老师有没有可推荐的典范来启发我们。

王亮:就个人而言,主要是细微处的较小波段感的萌发,以及一直以来个人身体身份的追问。就双飞所有个体而言,九个人的个体创作都有各自的方向,要以言语表达有些吃力,但见到作品我们会很清楚地分清是谁的,就像双胞胎在直系亲戚或朋友眼中那样容易分辨。

创作的来源可以是半夜睡不着觉时的一个想法,路边的一个场景,网络的一个事件,别人说的一句话,发呆时某一神经搭上某一神经。

杨俊岭:创作和作品是鸡和蛋的关系,创作是鸡,是卵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艺术家最有魅力的一种状态;而作品是一个结果的状态,是保留艺术家这种魅力的一种物质化形态,作品本身也就独立了,成为了载体,会代表艺术家发声。这时艺术家就进入了下一个创作状态或间隙期,又当鸡去了,有时还会看看这个蛋,会产下跟这个蛋有关系的蛋。

李明:我更希望是公共的场所方式。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聊公路片计划,及去东南亚旅行,我想这才是更适合双飞团体的方式——能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同时把生活工作混淆,模糊状态后,开始熟悉地进行讨论,即兴地建立这一段时间的共同工作方式,往往会很默契。并且,其实双飞对电影和演绎有很高的热情,双飞需要这样的机会,当这一切回归到展厅的时候,会有许多“操作性”的问题降临。分散的成员很难在短时间内应付这些。我想大家应该一起讨论下,一旦结果是一次展览、展示,而不是日常活动时,我们应该如何把日常活动更好地转换到展厅里?

林科:创作的来源应该是大家共同遭遇的境遇,双飞的处境,我们需要对这种共鸣来对应地做些事情。而作品往往是在这个出发点之后的一种摸索实验的过程,受到一些习惯性方法论的影响,导致了最终的作品呈现。

孙慧源:个人创作至今没有一个固定来源,只能笼统地讲,基本来自周围环境和经过过滤的新鲜事物,所以到现在也很难说清楚一个清晰脉络,也只能是归入时间阶段性的一个个节点,每个节点扩散出去则是一个个的生活切片。也可以简单地这么说,阶段性的一些兴趣点引发一些思考,一种是有好的想法可以让你大致预见结果的,还有一种是只能先慢慢摸索,边做边想。不管哪种,中间会习惯性调入一些“二”的神经,直接影响接下来的创作。以上皆可称作创作,甚至包括只是停留在兴趣点阶段的思考,这些大部分可能只有自己清楚是什么;而那些可以被具体媒介传递的信息才可能成为作品。

2)           要看清双飞被影响的源头,甚至包括这种相互取暖的状态,可以谈谈学生时代。

李富春:互相给予信心。当个人不够强大的时候,信心很重要,如果个人信心满满了可能就不要集体的取暖方式了。

张乐华:相互取暖是很重要的。毕业后我们遇到惨淡的“经济大萧条”,这让大家很懵懂地如临大敌,觉得要面对一个清心寡欲的时段了。其实我们本来也没在中国的艺术经济泡沫里滚过,所以也不知道什么叫低谷。真正的取暖应该还是源于之后的具体操作上,共同在经济和智慧上打造双飞,也获得自己可得的资源,这是良性的循环,理所应当地给予和索取,就不会最终导致某些卑微的结果发生:如果作为艺术家最终无法依靠自己的意志来存在,而要死命拉着自己曾经参与过的集体计划作救命稻草,甚至要谋求名利上的霸占,那实在卑微。有人说我们这样的集体迟早因为利益的纷争而反目成仇,什么兄弟都是虚名。说的人舌头烂,但对于我们来讲也需要有这样的预见性,否则一代代人没有进步了。

王亮:影响双飞的因素很多,有师生间的,当然也有国内外各个阶段的美术史的,也有当代艺术的影响。毕竟在校期间我们这个专业是开放式的,面向各个方面。提到“相互取暖”的状态,这绝对也是相互影响。

杨俊岭:双飞被影响的源头是:双飞首先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不喜欢什么,看清了什么;然后才有了选择要什么,喜欢什么。双飞看很多网络恶搞,觉得很牛逼,看到jackass也很带劲。而学院模式下产生的作品,大多是被我们集体拿来嘲笑和调侃的东西,我们其实也很奇怪,这种嘲笑和调侃那么自然、放松、幽默、带劲。我们站在某某作品前,用极不专业和不专心的方式去解读作品,去消解“它”的严肃性,这都是本能的反应。也许会被人认为是自视清高的表现,但实际上不是。我们也会在有些作品的某些方面赞不绝口或自惭形秽!虚心学习,屡教不改。这些是双飞被影响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一起做事会很方便,打车会很便宜,集体占便宜,集体耍流氓,面对邪恶势力不屈从的忠贞气势影响了双飞。我们有一定共鸣,相互扶持,一起讨论方案,站在彼此的对立面去判断和衡量,以达到大家共勉。我们一起写论文阐述自己的观点,讽刺和赞成对方,久而久之形成了依赖性,有了新方案和想法就会拿出来说一说。

林科:在学校毕业之前,徐震、杨振中、施勇这些上海艺术家来给我们上创作课,影响非常大吧,训练把自己抛到更大的艺术圈,有一种似乎和之前建立的一些艺术态度有一种断裂的开始。基本上大家都被打击一通,留下这几个信心还没有完全被浇灭的家伙,这些大部分都是后来双飞的成员。那个时候上海的这帮艺术家也是总在一起抱团,我想这也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变成一种不自觉的模仿。从模仿到带玩,经历“小制作活动”的毕业再深造,同时也度过了金融危机的资本环境时期。我想不到用什么来表达这种心情,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艺术。其实环境是非常不允许你做这样无意义的事情,这帮人现在还这个样子,他们完全和他们的同龄人脱节了,他们同龄人该做的事情、在做的事情,双飞的这些人似乎都没有参与,而是这样被自己搞成了异类。

孙慧源:我不知道我上面那个问题是不是说跑了,双飞被影响各个成员自身的影响而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创作上时,其实应该和上面说的个人创作来源和过程差不多,只不过在双飞很多大家相似的点被极度放大了,乃至一个很小的生活切片,连所谓“二”的情节也被集体放大化。所以这种影响更多是成员之间相互的,而不仅仅是外部的。至于相互取暖应该从刚毕业后的双飞初期开始,当时所有人都把自己设定为一个艺术家或者准艺术家的状态,又刚好碰上经济危机,外部展览不多而自己的闲暇时间多。大家生活在一起,吃喝拉撒都在一起,除了玩乐外,就是想办法做创作和做展览。那段时间也是把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从同学、朋友无形中拉到了更深的层面。而现在,我觉得双飞更应像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狭义上的集体,她属于我们每一个真心爱她的人。好的局面是双飞每个人尽力贡献和汲取各种资源各种努力给她,一直壮大;每个人也可以从她这各取所需,这样的循环只会让大家都各自强大起来,哪怕不是在艺术体系范畴里面的、至少是内心的强大。

3)           作品的延续性,主要从作品媒材和内在创作思路上深入谈谈。

李富春:双飞的作品媒材是和我们的局限性相关的,如之前多为行为录像,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比录像更容易的事了,这种媒材是可以深入并且多样性的。双飞的创作思路是先聚起来,人多了有了胆子便可胡作非为了。至于做什么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同意做和都有精神劲儿做。但是这种创作思路到了死胡同,这种生产模式必会浪费大量原材料,会把我们都拖死。

张乐华:在媒介上随着个人元素在未来的加入,我们可以做的就更多了,艺术内的艺术外的媒介应该去开发。如果说做MV是对一开始录像创作的延续,那这样的作品我们也算做足了。而要从中提炼出来的思路还是蛮醒目的:从“就近原则”开始,我们已经喜欢在公共空间里产生自身散发出的荒诞和傻嗨,改变了发生对象后,有时地点成为展览现场或其他景观等等,气质还是没变。但出于“就近原则”的后遗症,我们后来对这“艺术体制”的敲打实则无意为之,无非是因为聊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就顺利诞生了歌词而已。一直没变的是,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做一些“失败的艺术品”。我个人觉得我们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傻”“蠢”是一些需要好好归纳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制造一个很雷很傻的搞笑MTV,背后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和网上其他的一个很雷很傻的搞笑MV的动机区别在哪。我们在用一种模仿和趟浑水的做法来身体力行地实现我们想要的反讽或忧虑等目的。

王亮:作品媒材在自己看来不是有局限的,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更期待有好的突破。媒介和材质是满足作品而说话的,哪个适合,哪个贴切,哪个更能表达作品就自然是哪个了。这也是为了满足创作的需要。

杨俊岭:媒材上我们经常使用自己的身体,我们认为自己很重要,身体的信息能传达给人:双飞是谁,双飞的气质。而录像、摄影、绘画等大多扮演着载体的作用。每次讨论都有这样的权衡:别人做和双飞做的区别。所以身体是强调双飞的一个特质,紧紧围绕双飞本身,向这个世界发问和发出信号。

孙慧源:先回顾双飞三年多来用过的媒材,基本全都是录像和各种照片,然后是少量的配合展览现场的绘画、现成品和布置。因为归结双飞之前的计划项目多是行动式的,身体力行地出现在公共的、私人的展示现场。而要使其成为能够被继续观看的“作品”,录像照片无非是最简单直观的办法。录像中除了大部分行动记录外,两个MV加一个还没做好的MV看起来好像更直接地针对艺术体系说话,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说我们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这个艺术体系。虽然看起来我们做过很多突兀于某些社会、公共、日常的事情,但大都是隔靴搔痒型。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是我们可能真的不很关心所谓的社会,与大多数看客不同,我们可能会对感兴趣的一些小小调侃一番,然后高高挂起,绝对安全;二是网络上完全不缺乏相关的信息,多到可以让人麻木,网络营销和病毒式传播也催生出各种乱七八糟搞怪搞笑的人物和视频。所以可能针对艺术圈说话反倒是最安全的一件事。我们只是拿捏日常各种现象和问题,二二地过门给艺术圈,于是看似MV这种本来极为平常的形式被外界看成双飞的主要手段了。但我觉得在媒介上双飞还是有很大周旋余地的,比如MV我觉得可以继续做下去,一年一部;又比如计划了很多年的公路片计划,必须以影像为主吧,但我不知道到最后是电影(剧情片)还是纪录片、歌舞片、超长MV还是什么都不是。接下来如果以个人兴趣轮回意志做计划,有可能还会有更多其他媒介参与进来,甚至是一些双飞及其成员之前很少涉猎的领域。针不针对艺术圈不重要,或者干脆做与艺术不相关的事(至少可能和中国的所谓当代艺术不相关),双飞都可以是一个在多领域的山寨实验者和二逼拓荒者。双飞牛逼在她不是个有实体的人,她是个有能量出入的ghost(鬼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双飞当作一块试验田,射入不同能量看她能不能以不同姿势潮吹。因为到头来双飞做过的事情肯定还是会被拿到艺术圈说事。

  1. 3.       对双飞的开始保留怎样的回忆?怎么开始建立双飞?

李振华:这一问题可以延伸出:

1)           关于场所和空间的讨论,对地点的看法和空间上的策略。为何选择展厅和展览方式,而不是更公共的场所进行传播?

李富春:其实起初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先在公共场所传播,说白了更像是一场特定场所行为;之后我们又用同样公共的方式把记录的录像放到网络平台上传播。但在处理我们和艺术圈的关系时,我们还得站出来亮明一下。

张乐华:我想做了几年艺术家,应该让出力的目标更明确了。如果是画廊那就该力争交易,美术馆就该极尽效果。展厅应该是我们的根据地,但不该局限在其中。展厅之外的空间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仍旧可以做那样的,但应该更完善地考虑整个局面。比如在之后的操作中,“林科+双飞”的组合,林科希望大家以生活速写的状态进行大批量的绘画创作,那我们就要计划整个进程,除了一段时间内的创作,我们要去找一个乐意并善于接纳这样作品的画廊来操作,共同在装裱细节、布展方案、价格制定等问题上做尝试,让它们好玩也好卖;比如“孙慧源+双飞组合”,那也许我们会做成一场小型DJ和现场舞曲之类的演艺,新的领域要开拓,找酒吧、自我造型打造、设备、宣传等等陌生因素就需要像真的一样去做,而不是像过去放一山寨炮就走了。这样的操作在我的想象中更刺激,但也更困难,毕竟是行业外。2012年可以尝试一二次来获取经验。

王亮:双飞的好多作品均在公共场所完成,也就是前期的效应是开放地、社会化地传播。而之后面对展览或活动则是盒子式的环境。对地点上也曾尝试其他的环境。公路片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美好愿望,是我们的想法和喜好。但至于盒子内和外的问题,不是关注的焦点。

杨俊岭:展览和展厅大多是已经准备好的、有框架的,我们的介入更为简单。而之前所做的也都是艺术圈子化的展览,介入公共空间已经在作品创作过程中体现了。整个展示和介入更公共的场所,需要驾驭,我们也正在逐步走出去,比如有进入酒吧的计划。

林科:没有想到更好的方式吧,毕竟是很多人在一起,需要统一的时间,或者说还不是时候。

孙慧源:展厅和展览的方式当然是我们最熟悉的地点和方式,操作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节外生枝’。而其他公共场所我们之前也尝试过,可以说和‘艺术圈’基本没关系的场所和方式。2010年10月在杭州银泰百货前与青年时报合作的表演活动‘不完全阅读’,观众真的只是商场散客和晚上遛弯的路人,居然我们配合声光电装神弄鬼地表演了差不多一晚上。显然这个活动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选择更加公共的场所一直以来是我们设想和努力的方向,一些想法都基本脱离常规的展览形式,或者把在展厅展览这种方式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包括公路片计划,如果只说传播途径的话,公路片最早设想是完成后能上院线,或退而求其次,带着片子去各种农村城市小影院、录像厅、礼堂、活动室做放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网络上,包括以后所有的项目,这也是在不熟悉其他场所、领域时能采取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有一个计划可以在这说一下,2011年秋本来是要在杭州(或者上海)做一次活动,作为新MV的现场版发布,想找一个夜店或者酒吧作为双飞专场派对的场所,里面有之前做过的东西,也有一些现场布置,自己放音乐自己跳舞,在沪杭老家扩大各种年轻粉丝,但是最后还是因为领域相对陌生等原因没有操作起来。

2)           影响过双飞的艺术家所给他们的刺激在哪里?

李富春:不知道在哪里

张乐华:刺激,有些艺术家喜欢刺激别人,有些也喜欢保留,与年龄有关吧。徐震喜欢刺激人,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版的艺术创业者形象,模式的来源还是西方,气质是典型的内地广告公司老板,爱骂人、好噱头,他的生产模式以及自我更新的意识是我们最初难以读懂的。他是少有的本地艺术家里不是美院出身的,对美院存有爱恨交加的心结。2008年来新媒体系给我们上课,和施勇搭档,施勇是捧哏的,以徐震的意志为首。他们当时死磕地希望打开我们本身的潜在创作能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上海社会艺术家的处事理念,对于我们当时是很生硬的理解,几乎是这几年慢慢靠体验才在消化和想明白:当时他想灌输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艺术对于一个要进入运行的体制并维系自我生存的人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它和其他行业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是什么?…当时他们灌输得有点急,我们接受得也急。但我想,只要有心,他们的一些经验都会在实践中有所体会,有些不适合自己的观点缺曾强加给我自己,也在摆脱。一个艺术家的模式有很多,我们从上海艺术家身上受到的所谓刺激,艺术上主要就是一种游击队精神,而在为人上是低调本分,有点不像文艺工作者。其他影响我们的艺术家暂不提。

王亮:毕竟双飞是九个人,这九个人的作品还是有每个人的不同方向和层面。也就是大家都有着自己喜欢的艺术方向和不同的艺术家,也受着这些艺术家及作品的感官和神经刺激。汇集起来就是杂糅后的效果,也许大家提及的不多,但也相互渗透了。

杨俊岭:往往国内看到的都是反向影响,这种影响告诉我们,这样的或那样的我们不感兴趣,我们不要。国内有些刺激也是装展、作品制作、宣传、包装、策略上的。影响双飞的艺术家往往是时尚界、音乐界、电影界的平民艺术家、山寨艺术,刺激挺多的,有好多都挺生活化,前卫的状态也会激发双飞创作。网上二手的国外艺术家,给的刺激还是对工作和生活状态的羡慕嫉妒恨。

林科:我不知道刺激在哪里,因为在我们周围始终伴随着各种艺术家给我们的刺激。这是每个个体的日常经历。

孙慧源:影响过双飞的艺术家可能很多,相比较那些远在天边的‘大牌’和‘无名氏’,还不如说是正面交涉过的国内艺术家。这其中,相比较那些灌输和演示给你如何在‘中国当代艺术圈’玩转职业化的‘公司老板’(暗指徐震,是没顶公司的老板)和‘企业总管’(暗指施勇,是香格纳上海画廊的总管),还不如说说张培力、耿建翌这两位对每个成员都影响很大的艺术家。除了对双飞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外,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虽然大部分时候不是直接的,但我们已经学会转化。在对双飞的态度上,耿建翌多数时候是个鼓励者,而张培力多数情况是作为批评者。有时候需要两者结合来看,确认双飞是在做“对”的事情同时也能看清双飞当前的瓶颈和寻找接下来的突破口。除了各种支持外,其对待艺术的态度和方法以及人格魅力也一直影响着双飞。

3)           录像机录的作用?

李富春:可以后期制作,比第一现场更有趣些,可以传播更广些,可以再寻到脉络。

张乐华:从记录作用到摆拍作用。

王亮:双飞前期的一些作品录像方式较多。其实更多是大家想把某个想法做出来,那录像机的本性就发挥了。而到了呈现作品时,看起来是录像的形式。双飞也有一些其他媒介的作品。

杨俊岭:录像机是一部可记录的舞台窗口,我们会在录像机拍过时突然被激活。录像机起着与观众产生关系的神经中枢的作用,是我们的话筒,是事件的亲历者和讲述者。

林科:录像机录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像李然说的,你们很多年以后一起看到现在拍摄的东西,应该会特别开心。我觉得他作为家庭录像的功能应该就很棒。可以帮助我们回忆起大部分会被遗忘的时光。

孙慧源:不录的话,行动和很多创作很难找到更合适的载体,而且录像作为载体传播时也是相对方便和直观的。只不过一直以来我们没有一台自己的机器,做过的东西什么机器都用过,质量参差不齐,又没有摄像师,每次都是自己人轮流来,导致最后效果并不好,也被认为是双飞气质了。

李明:录像机不仅仅是记载的工具,它要成为双飞隐形的成员之一,即使即兴,也能像朋友一样帮大家作证。

  1. 4.       在过往创作中,贯穿始终的是对大众和低俗文化的消化和扑面而来的嘲讽幽默,这一风格的来源是什么?在过去三年中怎么发展?

李振华:关于双飞被定义的追问:双飞从一开始被定义,作品就有着特别熟悉的快感。可能这就是被定义的来源吧。看过Jackass[蠢货]和模仿秀就知道双飞形式的来源。直到「当代买卖」的出现,在成熟中透着一种屈从和伤感。可能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双飞开始有针对艺术圈的嫌疑,开始准确起来。从巴塞尔到瑞居都有着这样的逻辑和气质。我很期待双飞的突然感和与社会接壤的行动,这正逐渐成为对艺术体制的自觉。双飞在该情况下如何自省?

孙慧源:和Jackass还是差挺多的,他们猛,我们从来都是弱弱的。记得双飞刚开始活动时,2009年初我们扮成女人去上海跟徐震要比翼的空间想做双飞的活动,在说了一些计划后,他打击我们说别做了,jackass早都做过了,而且比我们猛得猛。那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听说jackass,当晚网上找来看了一晚上,觉得做的事情差别还是挺大的,没关系,于是还是继续做下去了。

“针对艺术圈的嫌疑”其实是从2009年的“不问路在何方”MV时就已经有了,只不过那时更哀伤一些,包括杨俊岭同时在北京拍的外传MV“游戏中的潜规则”。

顾灵:针对艺术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圣诞讨论中被提出过,当有团体成员认为双飞在做边缘的事时,这个边缘针对的是谁?所谓针对艺术圈,艺术圈又是谁;如果站在针对艺术圈的立场,如何做到保持不同,但同时又如何处理与艺术圈的现实关系、尤其在操作上?

孙慧源:有些成员之所以还在纠结于双飞在做“艺术圈”边缘的事,是因为把自己已经置身于这个“艺术圈”中,而且还有可能是“圈中圈”。双飞所有人都立志要在这个“艺术圈”中取得一席之地,与其接轨,也就是完成职业化——当然是在中国语境下的使然和必然。换句话说,在中国做艺术不进入市场就很难得到承认。年轻艺术家只能相对模式化地进入体系,而“圈中圈”应该是下面李振华说的各种利益团体。严格来说双飞中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进入到这个圈中,所以双飞在做的事在其看来暂时有可能是对其进入体制、完成职业化毫无帮助的一个角色,甚至是帮倒忙。双飞是否真的能让你在这个所谓的‘艺术圈’里混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双飞会改变我做艺术的态度,改变我对价值的判断,让我接触和体验更多范围的事物,让我能做很多我一个人不敢做、没办法做的事情,这就足够了。我从双飞获得的东西不会阻碍在艺术上的追求和探索,而且这个‘圈’并不是艺术的全部,相反换个角度看就是个点了。顾灵最后的问题其实是对每个双飞个人来说的吧,因为我觉得双飞并不需要过多地去想和处理这个关系问题,虽然双飞一段时间里做的东西针对艺术圈了,但双飞做的东西不会永远针对艺术圈,况且就像刚才所说,双飞可以不在“艺术圈”。

李振华:公共的可能性和无法判断确实是问题,但是艺术圈子问题化所可能导致的狭窄确是显而易见的,这和之前出现的宏大话题狭窄解释的现象一致。我更喜欢张培力在大家都讨论中国艺术要去哪里的时候,讨论媒介手段和美学的狭窄,这让他的作品超越了时间。这也是我对试验团体担忧的根源,因为大家可以红极一时,但有着严格的时间特征。

我一直不认为双飞是边缘的,他们的主动性比任何其他团体都强。关键在于如何自我限制这种基于声名的自我膨胀和作品的泛滥。

孙慧源:自我膨胀?我不承认。

顾灵:就创作而言,作品的泛滥可能是目前可见的最大问题,广撒网而少深度。如果仅仅靠气质,那只会是一时僵化的标志性气味;而缺乏深度的、有延续性的、扩展性的讨论。

孙慧源:少深度是真的,广撒网我倒不觉得,双飞目前的创作方式有些难以深入,一个项目一般搁置太久或者完成结束了的话,下次就很难看到相关题材的身影了,只是带有相同气质。大家都会喜新厌旧而且确实双飞的工作量不够。看起来双飞是广撒网,但离真正的广撒网还差很远。就像我上面说的,双飞目前来说可能更需要铺开很多节点、跨越领域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深度可能是时间和大家的努力就能做到的。何况我并不觉得深度对双飞来说有什么特别重要,最起码从目前而言做不了很深很深,只能依靠时间和努力。或许先要解决的不是挖坑挖得深不深的问题,而是怎么挖的问题,执行力和方法的问题。

李振华:在瑞居计划中,我最终说服乐华和俊岭撤掉一个作品,主要原因不是作品好不好的问题;因为作品好不好是艺术家的责任和权利,我不能判断。撤掉的原因是作品装展的问题所导致的。问题出现可以有很多解释,而当结果呈现给观众,就需要一种节制和求精状态与自觉。在这方面,我想双飞有着很好的来源「张培力」可以借鉴,还有很大的空间。

顾灵:有些成员也提到了双飞即兴的、信手捏来的共鸣与节奏是双飞的可贵之处,然而信手捏来还是需要深入实践,如何通过内容和形式来凸显其可贵。

李振华:矛盾就在这里了,双飞没有方法的天真,和有着艺术圈对应的市侩。我觉得双飞还是要多了解培力和老耿,还要多出去看看。毕竟当代艺术的中心和发源地还在欧美,主要在美国被放大。

顾灵:前者可以自食其力,后者还得看机遇与所谓关系工作。

李振华:艺术圈在中国正走向低智化的现实,只有关系,没有在美学上追求卓越,只有很少的人保持警醒,身在其中,却不融入任何团体,这个团体不是双飞团体,而是利益的团体。

双飞怎么做还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也是作为艺术家应该有的。

杨俊岭:“双飞开始有针对艺术圈的嫌疑,开始准确起来。这样的逻辑和气质。”是什么意思?是在赞扬还是批评?在没有活动和作品创作的情况下,自省是无效的,因为这种自省本身往往都是个体的,双飞要自省的是双飞需要持续做事情的状态。双飞要在做事情中学会控制。

张乐华:谈到Jackass,是这样的:我们在进行集体创作之前并不知道Jackass。2008年末到2009年中,双飞做过几个事情:参加M50的新年聚餐会,在派对上穿成老太太唱卡拉OK;从杭州来上海玩,全部扮成女人;转型成摇滚乐队,用PlayStation的游戏Guitar Hero 在公共场合演出等等。后来我们才听说Jackass,觉得我们是在学那个,就都去看了,的确很爽,但大家也都没有多想,就还是自己管自己做了。一个夏天里有老耿的支持,做了很多小的录像作品,包括我们的第一个MV“不问路在何方”。这些作品做出来之后我们反观,觉得其实不一样:他们总是拿自残来引发笑点,而我们从不。我们的做法更像中国所有年轻人,虚张声势、隔靴搔痒,做坏事但一吓就怕,看起来义愤填膺但更喜欢事不关己。《抢银行》、《白领白痴》、《洗脚也疯狂》等等都是这一类。

谈到针对艺术圈的倾向,我想如果双飞要是能做个10年,回过来看这几个作品,基本也就是小插曲,因为这只是双飞众多脱口而出的谩骂嘲讽之一。至今我相信没有哪个成员把这个作为我们的方向,也许客观评价会认为我们做了《当代买卖》之后就有了那种趋势。《当代买卖》的诞生更轻松,2010年6月我们拍了一套作品,为了参加一个没有经费的某艺术节,想自己另找一些机构来赞助打印和装裱费,最后供他们代理。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连带出了不少酸味十足的人际关系。最后这组作品,左右你我,同意反悔,几经转手周折后,却又以那个艺术节的官方评审觉得不雅而没有参加。这些大事小节加起来让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当那个唱词“你说展览就展览”唱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笑翻了,很解气。

我想《当代买卖》只是一个独例,去欧洲和在瑞居计划里,能看到的“针对艺术圈”的做法,其实只是保持了我们从双飞还未建立时就有了的“学术性砸场”的习惯。当然,不得不承认,问题主要出在我们的做法未更新,才会被看的人有这样的认定。

要正视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每个人应该都要给出自己的看法。我个人也做过一些对话艺术体系本身的作品,比如“陈振芳画室”。浅尝后觉得对年轻艺术家来说,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伪艺术问题:第一,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未卷入艺术产业链,这样的对话基本不成立;第二,就算成立了,这样的针对并不足以成为一个艺术家革命的全部,一个艺术家需要的是自己的立场和自身的行为方式来面对不同的状况。对象锁死了的话,可能性就小得很了。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双飞在几个作品里有艺术体制的嘲讽是有问题的。由于其成员是艺术圈的,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只是不用把它作为今后的自身定位。

而这也就涉及李振华提到的所谓主动性。我们在圣诞会谈中的原话是:富春觉得我们双飞的作品是非常边缘化的。我当时觉得这句话的漏洞在于,“范围”的界定。我想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先锋,而所谓先锋必然要摆脱身处的环境局限。身边意见的来源、关注的群体,总是打造自身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但最终也能成为他们的俘虏。对于双飞本身价值的问题,我一直在力排众议,但实则有些无助。我想借助和融合更多不同领域的价值观,再来反观双飞会是一个好办法,也会在将来影响到双飞的延展。

而我说到这里、想到这里的时候,仍然是满心顾虑。双飞立足于艺术,并且想做“不像艺术的艺术”,所以我明知双飞应该通过更拓展型的做法来反向影响艺术本身,可现在的趋势是:大家随着时间的推进、对职业化的向往,只会更关心艺术本身而失去“跨领域”的野性(包括我自己),这样双飞就会失去它对个体艺术家创作的真正好处。我对这种好处的理解是:艺术成为一个行当之后,通常被职业本身所局限,会被利益和权力牵引,最终失去创造力的后患。我们从社会上那么多艺术家的身上看到了,甚至在一些年轻艺术家身上已经看到了,觉得很可怕。既然双飞是一个以制造“非艺术”为目标的艺术团队,它其实可以制造灵感和让人保持清醒。我想,应该让一个艺术家“老”得慢一点!但是如果双飞本身将目标锁定在固定的“圈子”或者“制度”内的话,那我就要逃脱它了。

所以如果双飞的成员都能想明白,双飞并不一定需要肯定和赞扬,保持争议和鄙夷反倒不一定是坏事;年轻人过早获得模糊的肯定总不是好事,至少从历史来看是这样。我们应该把谋求肯定和赞扬的工作量花在自己个人的打造上,这才是正道:坏主意拿出来大家一起做、一起承担九分之一;乖巧的事自己做,百分百。

顾灵提到的广撒网少深度,我对深度这个词的理解比较纠结。我觉得双飞本身就得很肤浅地多生产、量化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深度的需要,是在于解决我们正面对的最大问题:当我们无法生活在一起有大把时间来挥霍的时候,怎么解决每次活动的前期工作?通过今年参加李振华的两次活动,我们证实了一点:如果只用老办法,所有行动只靠现场嗨劲解决,别说观众,我们自己先厌倦了。比如在巴塞尔的时候,我们5个人之间就产生了对立,老杨由于常住北京,并不怎么参与双飞的活动,当时是处在打鸡血状态;而我虽说对于双飞的活动也积极,但是在当时,想象自己又是涂厚了脸皮在开幕现场扭扭跳跳,真的没有嗨点,也达不到现场观众的嗨点。在杭州、上海、北京我们这样做总有人认识我们,气氛不一样;到了巴塞尔、威尼斯就是冷场。可问题是,除了那样,我们也没有其他准备了。在欧洲我们为此争执、妥协,结果就是一个字:累。回了上海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怎么可以在以后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想所谓的双飞操作“体制”了。回到“深度”上讲,我想顾灵说的深度在我看来不是我们做得多深刻,而是在操作上有更多深入的工作,前期、后期都要有计划并实施,最后作品体现出来的深浅,那其实是扔给观众的事情。

当然,以上那句话不是说对于作品本身的呈现不负责任。我们在作品呈现手段上的确想得少,手段也稀缺,经常词不达意,之前也提到了这个。这是只能靠学习来解决的,缺什么营养就去补么。今年去欧洲的计划,我个人真心希望双飞每个人都可同行,为此我个人付出了不少努力,只能为没有排除掉自身那些困难而去不成的哥们惋惜。必须承认,就算此行我们由于金钱和时间的短缺,还远没有吸收饱和的信息量,但对一个从事当代艺术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好的开始。强烈呼吁双飞各位要认清这一现实:我们做的艺术源头不在本土,我们可以立志将自己的所为本土化,但不该因此局限自己的视野。我同样相信更多的游历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认清自己个人及双飞所处的境遇。

最后一个追问中,李振华可以试着把你所提到的“保持警惕”再详细些陈述,我要再明白点。所谓“只有‘关系’和‘团体’”具体怎么讲,比较模糊,我暂时回答不到点上。

  1. 5.       双飞成员都从新媒体系毕业,为什么作品出来的影像质量这么差?

李明:大多数时间我掌镜,应该是出于我比较适合扮演这个角色,首先,我喜欢做录像,对于摄像机拍摄的画面预想值的经验会稍微多点儿。其次,我并不是个好演员,我的乐趣是很仔细地把双飞即兴的画面捕捉下来,每个成员的表情、动作,观众的反应等等。

2008年的录像大多数画质比较差,是很随意的,没有刻意追求粗糙,也不反对精致。例如:出浴美人、足浴、蜘蛛侠泼水、白领白痴、舞王争霸等等,这些短片都有一种“突发感”,它需要给周围的观众带来意外、“惊喜”,几乎都是偷拍、或者是请几个熟悉的朋友端机,对持摄影机的人没有任何要求,只需要人物、地点、事情、反应,这些元素。

张乐华:我想有几个原因:本来就没想拍好,觉得拍好做作;所谓新媒体专业其实我们至今没有学过一个专业的软件教程,甚至每个人使用器材软件的心得都不一样;没有系统的管理收集,拍出来的素材经不同的成员剪辑、压缩、传输后,面目全非了。

  1. 6.       好像每次的拍摄格式不一样,是因为用了不一样的机器吗?为什么要换?

李明:廉价的家庭摄影机能强化“民间感”,我们没有刻意在画面上营造出“社会感”,但很喜欢“民间”,民间很亲切,很传说。我们希望这些画面更多能在国内的视频网络上被网民转发、批评、夸奖。

张乐华:我们没有人有高级DV,老杨有但在北京,有时候是朋友的,有时候是系里借的。用老机器导出.avi,压缩成.mpg或从DVD光盘里复制出.vob;高清的素材,我们导出就是.mpg格式了。恩…机械地如实汇报…我只能承认这是一支粗糙的制作团队。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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