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Huang Canran

黄灿然:翻译即捕捉意识的声音

/ 顾灵

* 本文节选原载于《艺术界》2016年中法文特刊《一语山》,感谢编辑贺婧与汪汝徽

黄灿然(b.1963,泉州)在香港《大公报》做了二十五年、大概一千五百万字的新闻翻译,直到两年前离开,搬到深圳洞背。新家三面有窗,风充盈着房间,窗外的山与海就像永不停滞的影像,随意一望即是电影长镜头的一幕。书,在桌上,地上,椅子上,架子上,水斗边,仿佛成了这片居室空间丈量的尺度。一盏墙角的日光灯长亮着,底下是布满文件的电脑桌面,两个烟灰缸插满了烟头、好似怪异的盆栽。堆得半人高的大部头字典伴于左右,瘦削的黄灿然戴着眼镜,弓身敲击着键盘,演奏出翻译的音乐。

A:读书时,遇到倒装的句子就觉得好喜欢啊,那种文字。特别欣赏,事实上有点西方了,但是当时完全是没意识,也不知道这是外国来的、翻译来的,就觉得那种倒装句特别好,只要是倒装句,就“哇”,这个节奏特别不一样,很享受。

Q:和读一般的通顺的短中文句子不一样。

A:我来广州暨南大学读书后开始写诗,写诗的时候特别注意那些有点奇怪的组合。我称之为“异质”,差异的异,质量的质,就是对那种异样的、陌生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我去《大公报》的头半年到一年,就很有意识地去翻译非常长的句子。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好长的句子,我会造七八十个字一个句子的、但是读起来又完全没有阻碍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是很兴奋的,这跟我当时看倒装句的感觉一样。

Q:那是因为很长的句子有一种节奏?

A: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好过瘾。我这个瘾在文学翻译方面就完全没能管得了,在文学里面我不断把刚才说的那种东西放大。新闻翻译给了我很好的意译训练,而且养成了勤查辞典的习惯。有些词,在英汉大辞典可能占两页、三页,那么你搞不明白的时候就要每个例句都扫描一遍,可能要花好长时间。

Q:不论新闻还是文学,翻译都要求准确。

A:新闻的要求不大,准确、明白、易懂。但是在文学里,我通常的方法是基本上它是什么样的我们就翻它是什么样的。文本翻译的问题就是太多人以为自己很有鉴赏力,可以写一些很好的中文或者大家认为好的中文,结果却远远低估了原著作者的能力。也就是避免搬弄文字。

Q:其实珍贵的是去保留它原来的那个意志。

A:对,没错,它最重要的就是那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看不同的情况,但是在文学、艺术里那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觉得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想象力、理解力,他们比你聪明。如果你以更大的层面来说那种文化、介绍、翻译,你要看读者的成熟度怎么样,他们可能会提要求,比如说诗歌要更贴近原文,最终简直就需要逐字逐句的直译他们才过瘾。

Q:那这里面有一种信心吗,这个信心是我确定我把握并且捕捉到了原作者的意思,是吗?

A:这不是信心的问题,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所以要勤查辞典。但另一方面是理解力的问题,这是一个终生的问题,就像我在《理解翻译》(载《上海文化》2013年3月号)里说的,需要修炼。

Q:人对自己主体的意识以及理解会越来越深入,或者讲浅白一点会越来越多理解自己。

A:对,理解自己,知道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Q:在翻译的时候你要面对另外一个主体,所以这会帮助翻译时去理解作者的主体吗?

A:对我来说翻译是达到真理的很重要的途径,跟理解世界是同步的。我做了那么多翻译还是会不断地犯错误,这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纠正自己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过程。它有一个最终极的真相,这个真相呢,在不同层次、不同抵达,无论是方法也好,观点也好,角度也好,还有本身的耐性啊、热情啊,所有的这些都在影响着我们抵达最终的真相的那条路。另外,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修炼,无论什么事情,什么世俗的烦恼也好,情绪的烦恼也好,你只要坐在这本书面前翻译的时候,你所有这些就像你立马静坐、打坐了一样,你要进入进去,因为里面是很具体的工作,有很具体的问题要解决。

Q:您曾提到会去鼓励一个文本被多次翻译,被翻译成多个版本。

A:我自己就能弄出好几个版本,因为任何文本事实上只是你的切入点而已,因为越是好的东西就越经得起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翻译。

Q:就像视觉或观念艺术里,不同观者的感受、解读即是对作品本身的再次创作。

A:事实上,每一次阅读也就是一次翻译,读者也在翻译啊;这么说起来,原著里就是翻译啊,你描写你看到的一个形象,那你把它写成文字,本身就是一个翻译,对不对?好了,你把它翻译过来之后,人家在看的时候,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有些人没感觉,有些人有感觉,有些人还会发现另外的想象,那么这些都是不同程度地在翻译,对不对?所以这是早就存在的,只是原来很少人谈,现在比较强调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而已。那么把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译成中文,一上来你觉得很不能接受,但经过一段时间它就行了,这表示这个东西在我们汉语的潜能、潜质里存在了,而你把它翻译过来、大家慢慢习惯了,它就变成了引申的文化的一部分。

Q:而那些相对而言比较难理解或者所谓对读者理解有一定挑战的东西,它会要求你跳脱出一个相对比较常规或现实的既定的思考模式,然后文字扮演了这样一个激发者的角色。

A:一个译者呢,我想他第一件事就是忠于他自己的方法,然后呢,他同时又接受他自己命运,对啊,你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都可以。就像创作的时候你愿意怎么写都可以,你负上自己的责任,还有你的命运。

Q:译者仍旧不可避免地会带着自己的行文风格。

A: 比行文风格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声音在里面,如果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者,作品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你能不能把这个声音给带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又回到了鉴赏或者说理解力的问题,一个不听古典音乐的人,你让他听古典音乐,他没听到声音却听到噪音,你也没办法。

Q:语言本身像是连通了某种连接。

A:语言跟我们的心灵有时候就像电光一样,一刹那之间点中了你自己原来的思路,你原来的心灵的某一个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你在看任何书的时候都有可能遇到一句半句的话,那一句半句的话、甚至可能一个词,立马就把你整个都开窍了,这是语言的魅力。翻译隐藏着最多这种机会,它能刷新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为什么?我们已经有感受了,而且我们用中国话说了好几十遍了,但是你读到一个翻译过来的词,在相同的语境它用了一个不同的词,你立马就知道这个意思原来是这样,而且这句刚好是表达我那个意思的。那么这样就涉及到翻译的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是说语言的问题那么简单,它刷新了我们对生活、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说,语言在某个时刻它的确已经不是文字了,也不是一个概念,它立马像一股气就跟你的身体连通了,你立马得到飞升、启发或者说突然悟道,就像这样的。

* 2016年8月18日,访于黄灿然深圳洞背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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