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翻译即捕捉意识的声音

/ 顾灵

* 本文节选原载于《艺术界》2016年中法文特刊《一语山》，感谢编辑贺婧与汪汝徽

黄灿然（b.1963，泉州）在香港《大公报》做了二十五年、大概一千五百万字的新闻翻译，直到两年前离开，搬到深圳洞背。新家三面有窗，风充盈着房间，窗外的山与海就像永不停滞的影像，随意一望即是电影长镜头的一幕。书，在桌上，地上，椅子上，架子上，水斗边，仿佛成了这片居室空间丈量的尺度。一盏墙角的日光灯长亮着，底下是布满文件的电脑桌面，两个烟灰缸插满了烟头、好似怪异的盆栽。堆得半人高的大部头字典伴于左右，瘦削的黄灿然戴着眼镜，弓身敲击着键盘，演奏出翻译的音乐。

A：读书时，遇到倒装的句子就觉得好喜欢啊，那种文字。特别欣赏，事实上有点西方了，但是当时完全是没意识，也不知道这是外国来的、翻译来的，就觉得那种倒装句特别好，只要是倒装句，就“哇”，这个节奏特别不一样，很享受。

Q：和读一般的通顺的短中文句子不一样。

A：我来广州暨南大学读书后开始写诗，写诗的时候特别注意那些有点奇怪的组合。我称之为“异质”，差异的异，质量的质，就是对那种异样的、陌生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我去《大公报》的头半年到一年，就很有意识地去翻译非常长的句子。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好长的句子，我会造七八十个字一个句子的、但是读起来又完全没有阻碍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是很兴奋的，这跟我当时看倒装句的感觉一样。

Q：那是因为很长的句子有一种节奏？

A：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好过瘾。我这个瘾在文学翻译方面就完全没能管得了，在文学里面我不断把刚才说的那种东西放大。新闻翻译给了我很好的意译训练，而且养成了勤查辞典的习惯。有些词，在英汉大辞典可能占两页、三页，那么你搞不明白的时候就要每个例句都扫描一遍，可能要花好长时间。

Q：不论新闻还是文学，翻译都要求准确。

A：新闻的要求不大，准确、明白、易懂。但是在文学里，我通常的方法是基本上它是什么样的我们就翻它是什么样的。文本翻译的问题就是太多人以为自己很有鉴赏力，可以写一些很好的中文或者大家认为好的中文，结果却远远低估了原著作者的能力。也就是避免搬弄文字。

Q：其实珍贵的是去保留它原来的那个意志。

A：对，没错，它最重要的就是那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看不同的情况，但是在文学、艺术里那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觉得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想象力、理解力，他们比你聪明。如果你以更大的层面来说那种文化、介绍、翻译，你要看读者的成熟度怎么样，他们可能会提要求，比如说诗歌要更贴近原文，最终简直就需要逐字逐句的直译他们才过瘾。

Q：那这里面有一种信心吗，这个信心是我确定我把握并且捕捉到了原作者的意思，是吗？

A：这不是信心的问题，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所以要勤查辞典。但另一方面是理解力的问题，这是一个终生的问题，就像我在《理解翻译》（载《上海文化》2013年3月号）里说的，需要修炼。

Q：人对自己主体的意识以及理解会越来越深入，或者讲浅白一点会越来越多理解自己。

A：对，理解自己，知道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Q：在翻译的时候你要面对另外一个主体，所以这会帮助翻译时去理解作者的主体吗？

A：对我来说翻译是达到真理的很重要的途径，跟理解世界是同步的。我做了那么多翻译还是会不断地犯错误，这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纠正自己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过程。它有一个最终极的真相，这个真相呢，在不同层次、不同抵达，无论是方法也好，观点也好，角度也好，还有本身的耐性啊、热情啊，所有的这些都在影响着我们抵达最终的真相的那条路。另外，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修炼，无论什么事情，什么世俗的烦恼也好，情绪的烦恼也好，你只要坐在这本书面前翻译的时候，你所有这些就像你立马静坐、打坐了一样，你要进入进去，因为里面是很具体的工作，有很具体的问题要解决。

Q：您曾提到会去鼓励一个文本被多次翻译，被翻译成多个版本。

A：我自己就能弄出好几个版本，因为任何文本事实上只是你的切入点而已，因为越是好的东西就越经得起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翻译。

Q：就像视觉或观念艺术里，不同观者的感受、解读即是对作品本身的再次创作。

A：事实上，每一次阅读也就是一次翻译，读者也在翻译啊；这么说起来，原著里就是翻译啊，你描写你看到的一个形象，那你把它写成文字，本身就是一个翻译，对不对？好了，你把它翻译过来之后，人家在看的时候，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有些人没感觉，有些人有感觉，有些人还会发现另外的想象，那么这些都是不同程度地在翻译，对不对？所以这是早就存在的，只是原来很少人谈，现在比较强调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而已。那么把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译成中文，一上来你觉得很不能接受，但经过一段时间它就行了，这表示这个东西在我们汉语的潜能、潜质里存在了，而你把它翻译过来、大家慢慢习惯了，它就变成了引申的文化的一部分。

Q：而那些相对而言比较难理解或者所谓对读者理解有一定挑战的东西，它会要求你跳脱出一个相对比较常规或现实的既定的思考模式，然后文字扮演了这样一个激发者的角色。

A：一个译者呢，我想他第一件事就是忠于他自己的方法，然后呢，他同时又接受他自己命运，对啊，你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都可以。就像创作的时候你愿意怎么写都可以，你负上自己的责任，还有你的命运。

Q：译者仍旧不可避免地会带着自己的行文风格。

A： 比行文风格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声音在里面，如果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者，作品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你能不能把这个声音给带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又回到了鉴赏或者说理解力的问题，一个不听古典音乐的人，你让他听古典音乐，他没听到声音却听到噪音，你也没办法。

Q：语言本身像是连通了某种连接。

A：语言跟我们的心灵有时候就像电光一样，一刹那之间点中了你自己原来的思路，你原来的心灵的某一个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你在看任何书的时候都有可能遇到一句半句的话，那一句半句的话、甚至可能一个词，立马就把你整个都开窍了，这是语言的魅力。翻译隐藏着最多这种机会，它能刷新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为什么？我们已经有感受了，而且我们用中国话说了好几十遍了，但是你读到一个翻译过来的词，在相同的语境它用了一个不同的词，你立马就知道这个意思原来是这样，而且这句刚好是表达我那个意思的。那么这样就涉及到翻译的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是说语言的问题那么简单，它刷新了我们对生活、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说，语言在某个时刻它的确已经不是文字了，也不是一个概念，它立马像一股气就跟你的身体连通了，你立马得到飞升、启发或者说突然悟道，就像这样的。

* 2016年8月18日，访于黄灿然深圳洞背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