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Cheng Ran

本文原载于《艺术新闻中文版》 文/顾灵 程然近年来在创作中采用了许多影像以外的其他媒介语言，包括装置、文字、音乐、表演等。而他正在筹备的一部长片，将长达8小时甚至9小时，挑战观众的观看习惯，这部长片将于今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首映。他正在尝试进行的创作方向以及个中的思考是什么？ 程然和他的猫马丁。程然1981年生于内蒙古赤峰，现工作生活于杭州。 从2009年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到2011年的《热血、混血、冷血》，从2010年由艺术家李明出演的《或模仿和想象曼·雷〈眼泪（1930-1932年）〉》到2012年长时间跟拍建筑工人搭建工棚的日常微景纪录《最深的红色》，再到2013年的取材于儿童睡前故事的《在入睡之前》及刘嘉玲参与演出的告白式短片《信》，程然以其细腻、敏锐的录像语言成就了独具美感的影像创作。 而我们也观察到程然近年来在创作中采用了录像以外的其他媒介语言，包括摄影、装置、文字、音乐、事件、表演等。在上海chi K11美术馆展出的“音乐还在响，乐队不见了”开幕之夜，程然与北京实验声音组合“苏维埃波普”合作了一场名为“THE XXX”的现场表演，并以鼓手的身份参与演出。程然的个展“奇迹探踪”将于4月25日在北京麦勒画廊开幕。他的最新长片将长达8个小时甚至9个小时，并将于今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首映。在《艺术新闻/中文版》的采访中，程然讲述了他正在尝试进行的创作方向的改变以及个中的思考。 录像及灯箱装置《信》在上海chi K11美术馆展览现场 Q：听说你在筹备一部长片，可否先讲讲这部长片的拍摄情况？ A：对，过去一年都在筹备这部长片，计划会剪成9小时，或者最起码不少于8小时。与之前作品中讨论自己的苦恼、困惑、讲一些小故事相比，我希望可以改变，换一种别的方式来看待这些情绪。可行的方式即把影像创作延伸展开，形成更完整的，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的恐惧或者无所畏惧的呈现。那么在电影时长上的延伸也就有必要了，因为这明显是在挑战观众所熟悉的一两个小时的商业电影的观看习惯。除了电影本身，影片的长度和地域都会彰显出一种独立的姿态。我希望表现这种试图置身现状之外以面对这个世界的姿态。 《九小时电影》剧照，2015年 Q：正如你所说，片长的确会挑战通常的观看经验，那么你设想如何放映这部影片？ A：影片的主题是对一位荷兰艺术家Bas Jan Ader的一件行动作品所做的变体，他的原文是In search of miracles（寻找奇迹），而我将search改成course（过程），这也将是我在麦勒画廊的新展标题。如题所示，将要展出的是这部即将开拍的电影的筹备进程：分镜头手稿、场景、道具和镜头设计、调度等等，还包括了我对画外音的设计图稿。也就是说，我将电影制作工序抽象成一部5.1声道的录像。至于成片，将会在今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首映，接下来更多的工作目前希望留个悬念。 这是我第一次以相对完整的电影制作的方式工作，我们甚至还去申请了电影拍摄许可证。不过我完全没有去想票房的事，因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这和姿态有关，拍摄长片本身其实就是出自我对体制的反思。 《在入睡之前 第二部分：两只鸽子》剧照 《在入睡之前 第四部分：蝴蝶与花》剧照 Q：说到这儿，我很好奇影片的内容，你前面提到与人的恐惧和无所畏惧有关？ A：其实准确地说，是一部关于探险的影片。近两年我在阿姆斯特丹的驻地，可以说给予我一种进一步打开创作面向的信心，能够放得开摆脱自己的常规和经验。我觉得目前我的能力已经能够掌控一部电影的制作，而这种尝试本身对我而言就是一次探险。影片取景的地点，则刻意远离了我们平日所熟悉的城市，去四川的雪山和广州的海边进行拍摄。我想讨论的是自然的和人的精神之间的一些东西。影片会由三个故事组成：一名百年前攀登珠峰失踪的英国人，一名横渡大西洋的荷兰人，及一艘离开城市出港的渔船上被自然吞噬的人性。这三个故事各自代表一个冒险的选择：投身自然。 虽然影片尚未开拍，但我已经为了踩点出行多次。我们去雪山的时候，沿着四十五度角的陡坡开车上到一座海拔4000米的小镇，当时已经是晚上了，山里起了很大的雾，什么都看不到。第二天我起床，从一片小窗户望出去，看到的是一片巨大的、盖满白雪的山峰。雾还没散去，就只露出那片闪着金色的光的山顶。确实，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自然的力量，它是神秘的，不可征服的，景观的，神圣的，并且可以给人带来力量。 《九小时电影》剧照，2015年 Q：讲述探险、人在征服自然这件事上成功或失败的电影很多，不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那么你作为一名录像艺术家所创作的影像，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 A：这也是我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作为一名录像艺术家，我肯定是有能力通过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显示那些可能是奇怪的，可能是微不足道，同时也许是重要的点。我有一些想法，一些小的东西，我觉得它们能够映射一种人本身的状态。而且，艺术家做影像的叙事肯定是不同的。你看Steve McQueen，他讲一个英国监狱里的爱尔兰囚徒，是去拍囚徒在牢房里捉一只苍蝇，去拍狱卒殴打囚犯后、去洗自己受伤流血的手。政治恰恰透过如此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 与学院教导的所谓应该怎么拍不同，录像艺术家可以从一些肆无忌惮的疯狂拍摄中，把一些没法讲清楚的东西显现出来。 《热血、温血、冷血》，三屏幕高清录像（彩色/有声）， 8’8”，2011年 Q：讲到展示不可见之事，我也注意到你的展览不仅有录像，也有不少的物化呈现，甚至还有音乐。 A：对，比如这次我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展出的胶片装置，就是用勾子把电影胶片挂成一排，特别物质化。我觉得这些应该出现在展览里，为此我甚至需要去说服画廊，请他们给予我做不同尝试、甚至是幼稚、错误的疯狂实验的空间。我需要这种空间和自由。 《剧本》局部，一组拼贴和分镜头电影，投影仪，特定空间装置，2015年 而在与音乐人、比如杭州的双人组合“悟空先生”的合作中，我借由音乐得到了一些视觉上的敏感发现，比如鼓面上弹跳的口香糖纸。因而不论是展示乐谱还是把钢琴拆成它原来的样子，我想要做的都是把隐形的变得有形。这样的过程中酝酿着某个不可知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或者说状态，正如我拍小孩弹钢琴的录像《初级钢琴曲》（2014），它和约翰·凯奇的代表作《4分33秒》一样时长4’33”。然而，小孩生涩地熟悉音阶、体验全新发现的时刻，亦是我所见的精神形式的闪光点。当然这样的点的出现，仍需要特定的年代、年纪和轻轻的伤感。撰文/顾灵 《漫无主义者》上海chi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