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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 Created, Left

我们该如何续写艺术家的精神? 原载于《集锦》(New York Times Life and Arts中文版)数字刊issue50 艺术史,大概就是人对文化的「痕迹」反省的历史。 张培力,艺术家 如果说当代艺术在中国初生的早年间,绝大多数艺术家都缺乏自身作品的保存与复原意识,而且相应的机构和行业生态也尚未成长起来,往往造成对继承艺术家创作遗产的困难。那么时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在艺术市场表面的极大繁荣与快速商业化的同时,如何在艺术家仍处于新兴的、有待扶持的阶段就形成对其创作的保护与支持,如何编织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进的合力,则是在“艺术家的作品如何修复与留存”这一看似个人层面的问题之外,关涉到艺术行业的生产与流通机制如何应对艺术随时间产生价值变化这一更深远的规律,而西方艺术体制已在过去数百年间持续构建并形成了可见的理论、策略、系统与法制。显然,责任不仅在艺术家,更在整个艺术行业。 3月16日至3月18日,《Life and Arts 集锦》特别策划《来到过,创作过,留存过|Came, Created, Left》系列专题,深入探讨在当下的时代,当一位艺术家离开时,我们可以做什么从而留存与继承艺术家的创作,还原与重塑艺术家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 专题的最后一篇,我们与艺术家丁乙、张培力,画廊主房方以及机构泰康空间聊了聊他们是如何从各自的角度去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的。 或许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艺术在身后的去向。比我长一辈的艺术家、和我同龄的艺术家,平时我们也会聊起这个话题。想必现在比我们年轻的很多艺术家也早就有了相关的意识,也会有各自的办法。看国际上,其实关于艺术家的作品,会有专门的一个组织,很多是基金会的形式,或是别的形式,来持续地运作。这一方面是从价值的角度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能让作品继续为后人所欣赏、研究,能继续有展出和交流的机会。家人自然是继承上会考虑的最亲近的关系,然后已经在代理、合作的画廊、机构等等,也会有一部分作品流通、收藏。 那么我主要的考虑可能是其他还有哪些作品也好、档案也好,可以被妥善地保管,然后持续地公共化,使它们成为一种公共的知识。国内由政府出面来去建某位艺术家的专门的美术馆当然是凤毛麟角的: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等纪念馆,又或关山月、何香凝、刘海粟、程十发等美术馆,对仍属新兴事物的当代艺术而言,或许尚属可望而不可求。我目前也还在摸索、学习可能的机制与办法。 关于艺术家的创作遗产,主要是“能保留什么?”和“由谁来做?”两个问题。就像录音之于音乐,这是继记谱法之后对音乐作品保存与复原的伟大发明。而我现在只能想象,将来是不是有一天,当代艺术也会有这样的突破。在那之前,可以确定的是,百分百的还原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要在尽可能保证资料完整性的前提下,让观众得以最大程度地接近原作的理念。图片、录像、实物、文字,这几样东西缺一不可。在过去,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图片留下了,实物如果艺术家不要,就销毁了。但现在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就要留存下来,即便只是留存一个局部。 至于“由谁来做?”,艺术家在创作生涯初期往往因为缺乏资金与场地条件无力保存作品,那么展出机构、尤其是不从事作品销售的非盈利机构,可以尝试带着保证资料完整性的考虑去拟与艺术家签订的合同内容。以前一般是两种做法,一是销毁,展览机构提供销毁凭据,如果未来这件作品又在拍卖会或哪里出现了,那就是这个机构的问题,可以追责;二是作品当时的材料费、制作费由机构来出,展出后由艺术家保留,艺术家有储存和再次展示的权利,一旦这件作品售出,艺术家再把作品中的材料费、制作费返还给这家机构。这些都是要签订在合同等法律文件里的。 现在我有一个新的提议,就是机构来代为保管作品,并约定保管期限,至期满时与艺术家另行协商;保管期内,艺术家或画廊如售出该作品,则须向机构返还材料费以及保管费,从而反哺机构的投入与良性运营。这是出于国内大多数非盈利机构资金捉襟见肘的现实的考虑,也是为了实现我们前面说的资料完整性。 国内的画廊行业跟西方比还是相当年轻的,乐观地说,一切都才刚刚开始。虽然画廊行业会不断面对由市场波动、互联网经济等带来的诸多挑战,但其作为艺术家经纪人和市场孵化器的两个关键角色我认为是不会变的。即便是在艺术家身后,画廊还是可以继续扮演这两个角色,以长期可持续的心态与方式,一方面巩固提升艺术家在艺术史中的形象,另一方面实现其作品的保值与升值,这跟艺术家在世时可以说是基于相同的原则。 “艺术家离世会带来作品的升值”,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虽然艺术家过世后意味着不会再有新作品的产生,但同时,艺术家不在场也会导致其影响力面对更多挑战。从遗产代理的角度看,艺术家拥有足够多和足够好的作品,且在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画廊才有更好的机会展开遗产运作。我目前正在参与朱新建的遗产委托运营事宜,也在与一些年事已高的艺术家及其亲属进行沟通。一般来讲,在艺术家有生之年,形成规范的遗产代理模式,对于形成长期的多赢格局有很大好处,也是对艺术家本人意愿最大的尊重。归根结底,长期的合作必须建立在稳固的相互信任之上。 我平时会积极地学习相关的系统和知识,也会密切关注拍卖行、即二级市场上的动态。拍卖行毕竟是艺术市场中相对透明、公开的交易系统,也是艺术品定价的重要平台。当然,对艺术家遗产的运营,也脱离不开运作人对相关法律、规律和整体行业的了解与调动。我可以推荐一本书,是拥有多年艺术家遗产管理顾问经验的Loretta Würtenberger写的《艺术家遗产:为艺术家、运作者与继承人所写的指南》(The Artist’s Estate: A Handbook for Artists, Executors, and Heirs,2016)。它同样反驳了我之前提到的“艺术家离世会带来作品的升值”这一误区。 事实上,身后作品价值一路走低的艺术家要比升值的多得多,可那些故事并不像梵高传奇那样为人们津津乐道。在现实的艺术体系中,适用的法律框架、明晰的金融模式以及如何调和市场、美术馆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平衡,都需要专业严谨的工作。 泰康人寿是国内最早开展当代艺术收藏的金融企业,至今已初步建立起一个颇具美术史意义与规模的艺术品收藏系统,其中不乏相关美术史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作品和代表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它于20年前、也就是2003年创办非盈利机构泰康空间,把这里作为年轻艺术实践者思考与创作的平台,也积极参与构建中国的当代艺术生态。随着工作的开展与深入,也缘于泰康对艺术史学研究与书写的旨趣,泰康空间在2015年成立了文献与档案中心,希望通过累积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为机构提供学术支持,也希望以此建立一个面向更广泛研究者的档案平台。 目前泰康美术馆也正在筹备中,从实验性的空间向美术馆这一面向公众、强调体验的机构转型,泰康也始终感到文献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和当下进展的不足。空间也好、美术馆也罢,它不能只停留在展览展示的单一功能上,它的研究能力对于其长期的发展和国际上的交流对话不可或缺。 而研究不可能空穴来风,势必需要依赖大量的资料。作品和作品相关的图文档案只是一方面;对还原历史上的重要艺术现场和交流而言,同时活跃在国内与国际艺术界的策展人、研究者等关键推动者们,往往具备比艺术家更强的档案意识,其所收纳、归类的各种各样、各个时期的书籍、通信、印刷品等等,如果能汇聚在一起,必然形成一个令人非常兴奋的研究资料宝库,而且也可以极大地丰富机构对艺术家个案的研究。香港的亚洲艺术文献库(AA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泰康相信国内有不少同行也具备这样的意识,并希望与大家共同付诸努力。 采访、撰文:顾灵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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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Days in Shanghai

上海七日 From Randian 今年秋天,上海的艺术节目令人目不暇接,几乎有了中国当代艺术中心的感觉。九月上演的艺博会圣战(上海影像艺术展,博罗纳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西岸设计艺术展,艺术都市展——还有艺术家石青在《激烈空间》自行组织的“上交会”)。以及数不完的画廊开幕(没顶画廊,从北京乔迁上海的阿拉里奥,德玉堂,香格纳,艾可,艺术门,Leo Xu,M50艺术空间,还有Mao Space的两处空间等)。更少不了第二届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Art021)的回归。上周末,上海无疑迎来了又一波展览与活动热潮,上海双年展与上海民生二十一世纪美术馆(M21)的同步开幕,以及多场相互撞车的讲座、研讨与表演。我们在此带您领略上周以来的热闹景象,并随后奉上深度报道。 周三(11月19日),作为序幕,比利安娜·思瑞克策划的《正如金钱不过纸造,展厅也就是几间房》在奥沙画廊上海空间开幕。尽管有圈内人士揶揄道:“那么偏,我只有去乔志兵艺术饭店的时候才会顺道经过看看,”但开幕式上一样人头济济,有冲着奥沙去的,也有冲着策展人去的。参展艺术家名单不短,展览旨在深入反思策展实践与展览史。如波兰裔英国艺术家柳思雅的作品《上海。散落的展览史》通过照片、地图与上海某所美校的地砖复制品重新检视了当今上海的历史展览场所。参展创作均以多样的方式反思展览史,其中不少是中国艺术圈的熟脸(从“老一代宣言派”的余友涵,丁乙,张健君等,到年轻一辈的胡昀,李然等);也有国外艺术家,如来自菲律宾的亚森·班淖的数字作品《危险地带》与南斯拉夫艺术小组IRWIN,后者编造了一个臆想国家NSK设立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如今还想再设一个放到北京)——狡黠地利用政治符号主义来暗示东欧国土边界的变幻莫测(《重探NSK北京大使馆计划提案》)。 周五(11月21日),M21开幕,上海于是又多了一家美术馆,坐落在浦东原世博园区的法国馆。建筑立面呈网状结构,内部空间呈螺旋上升,被包在一个长方体的外壳中(而非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那样内外皆为螺旋型的建筑)。于是,由此造成的封闭感可能会引发幽闭恐惧症,或让你感觉是在沿着一条隧道走。 策展主题“多重宇宙”对作品的甄选似乎尽可能的宽泛,于是你会在这儿找到各种各样的作品——也就是说,主题将松散的不同创作拉在一起。在这座大型的白立方里,池田亮司的《雷达(上海)》是在一面1170 x 2200 cm的超大屏幕上所呈现的散点星座激光扫描装置。这件作品暂时提示我们,当代艺术经常凭巨大的规模来引发观者的敬畏感(这种因巨大而产生的敬畏感或许让身处于当下全球联通中的人有了边界正不断缩减的错觉)——而在中国,规模的宏大却似乎可以遮蔽一切——不论在当代艺术,还是古代妄自尊大的皇帝们。 参展作品大多切题但说不上出彩,少数的例外则包括 : 宋冬的《一壶开水》的文字介绍——接着,艺术家亲临现场表演了这件作品。杨振中的《请坐》是一件倾斜地面的装置:一旦坐上那把单人沙发,它便开始慢慢向下滑,直到静止;然后当你站起来时,它会随一套机械传输装置再移动回顶端。这是艺术家对机械装置的进一步探索(从按摩椅开始),不过作品隐隐透出一种不对劲——这种不对劲也许亦笼罩着整场展览。 同一天晚上,艺术圈接着赶往位于浦东陆家嘴的震旦博物馆,或位于浦西法租界的阿拉里奥画廊(高磊个展),一东一西,分身乏术。震旦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中国古典艺术——场馆本身的装展质量堪称完美,灯光、展陈、作品说明牌的每一处细节都做到了赏心悦目,更别说展出的珍品杰作了。通常,将当代艺术混在古典艺术中展出很难讨巧;因为所谓的对话往往看来就是格格不入。然而这一次,植入古典的当代创作几乎成功了,缘于策展人乐大豆挑选了相对安静的作品,并非常明智地加以布置(如李淑睿的作品沿着窗户放,或刘建华的白纸雕塑正对着佛像。) 周六的主角当然就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的上海双年展(然而比利安娜.思瑞克也在同一天下午举行了《上海展览史:1979-2006》新书发布会,艺术家张健君与施勇到场参与了对谈)。上海双年展当然值得一篇深度评点,但所有人都会有个第一印象。可以肯定的是,它又不可避免地沦为了一场临时抱佛脚的赶工之作,免不了拼拼补补、毛毛剌剌,这在中国已是常态。不过这次的赶场随着策展人的德国口音而露出前所未有的国际范儿——安塞姆.弗兰克是首位策划上海双年展的外国策展人。刘窗的《窗》受到了一致好评,灯光投影增强了回忆的浓度。反之,来自Peter Ablinger和Winfried Ritsch的装置作品《实事求是或:怎么教钢琴中文》则被诟病放错了地方,伫在入口处的高挑空间中央颇为碍眼。 主题“社会工厂”聚焦所有形式的工业与生产(有时很直接,如赵亮的《黑脸,白脸》),唤回了中国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革命躁动与政治化艺术早年的光辉岁月。乍一看,不少木刻等历史作品显得扎眼。而绝大多数作品需要花时间深度阅读,因而不是在开幕式一晃悠就能了解的。侯俊明的《父亲》组画讲述了一系列动人的父亲故事(可惜只有中文)。尼可拉斯·布斯曼的作品《新闻蓝调》令人莞尔一笑——一组人围坐在一起将报纸上的新闻吟唱出来——荒诞而优美。陈滢如的《屠学表》以手绘图表将臭名昭著的各大屠杀按照宇宙美学排列,引人忧思。此次双年展还例外邀请了一名音乐策展人——一对弹唱艺人在现场表演陕西民歌《信天游》,内容则是根据艺术家在陕西北部的行旅改编;但除此之外,佳音再难觅——颜峻的作品只能说是对听觉的折磨。 周日,又一大波活动继续,然而观者却有点继续不动了,或脸色憔悴,或宿醉未醒。肖恩·斯库利的大型个展在喜马拉雅美术馆开幕,崔洁个展在Leo Xu Projects开幕,非青计划展出了王大卫的作品,王懿泉以一场表演完成了他在Basement6线上驻地的闭幕式(不过并未在Basement6举行)。黄浦江对岸,东昌电影院艺术计划拉开帷幕。 由苏冰、林薇、徐杰联合策划的“未完待续——2014东昌电影院艺术计划”,缘起于一座1954年建成的老电影院;在停用10年后,它即将在2015年初重建,成为浦东陆家嘴金融城的当代艺术品展示和交易中心。从地铁二号线走来10分钟,东昌电影院的外装与内饰仍然保持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范,“未完待续”几个霓虹灯大字在外墙上不时闪烁。十几把被拆下的旧座椅堆成高塔,小小的街心花园呼应着陈旧的建筑竞现出些微“小柏林”的气质。开幕当日,艺术家杨烨炘带领一群学生面戴写有“今天不说话”的口罩,在影院门口坐在一大堆艺术画册、图录上,静默了好几个小时。不少来自周围小区的居民好奇地前来围观:这座沉寂了10年的电影院忽然人头济济,大家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荧幕上放映了参展录像艺术家的作品以及访谈,均是关于电影院与观影体验的问答。这种饱含乡愁的怀旧意味弥漫在整个影院。德国艺术家组合COLLABORATION_创作了一首题为《我想要现成艺术品》的MTV,穿插了取自沪上广场舞的录像。开幕现场来自小珂与子涵的表演同样关乎电影院带给艺术家的记忆与感怀。 对那些身心仍然健全者,接踵而来的则是一系列公共研讨,玛利亚·林德,蔡影茜与比利安娜·思瑞克举行了《无为而为——机制批判的生与死》;同一天,《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试图本(未公开发行,仅向部分嘉宾赠阅)举行了首刊发布活动。刊物的编委:鲍栋、费大为、赵趄、岳鸿飞(Robin Peckham)、皮力、鲁明军、胡斌等出席。作为国内第一份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中文学术刊物,希望能够在打破艺术史、艺术评论、艺术理论写作之间、以及与其他各人文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的同时,也能摆脱日益固化的当代艺术历史叙事。首辑“感官媒介与认知方式的转变”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鲁明军任执行主编,设“专题论文”“当代档案”“海外回译”“展览研究”“问题现场”等栏目。鲍栋在发布会上指出:“当代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而非艺术小圈子范围的事。我们也希望将当代艺术的面向拓宽。”不过,现场一共四五十观众,圈内人物居多,目测也无媒体报道。 到了周一也不消停,首届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公布了获奖名单:苏伟获一等奖(奖金五万人民币,并赴伦敦驻地两周),Joobin Bekhrad与张涵露或二等奖。 于是,第七日,休息,休息一下。 (作者:燃点;鸣谢: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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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sia Contemporary Art Forum @ MoCA Shanghai

东亚当代艺术论坛 时间:2012年2月18日 周六 14:00-17:00 地点:上海黄浦区南京西路231号人民公园7号门内,上海当代艺术馆三楼 主办:上海当代艺术馆 主题:东亚当代社会环境中,艺术的社会性原创动力的改变;以及在自然环境、经济社会都急速变化的东亚地区,艺术家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和扮演怎样的角色。 主讲人: 椿昇(Tsubaki Noboru,日本艺术家、京都造形艺术大学教授、京都艺术家高峰论坛发起人) 金善姬(KIM Sunhee,韩国策展人) 丁乙(中国艺术家,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教授) 邱志杰(中国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2012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 王春辰(中国评论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参与论坛的艺术家: 段建宇(中)、李柱龙(LEE Juyong,韩)、水越香重子(MIZUKOSHI Kaeko,日)、许恩庆(HUR Unkyung,韩)、潘剑锋(中)、邱黯雄(中)、泽田知子(SAWADA Tomoko,日)、涂维政(中)、元性媛(WON Seoungwon,韩)     椿昇:艺术的直接民主 今天我想谈谈日本当代艺术的一个方面。如你所知,20年前日本的经济就已十分繁荣,但当时日本社会对当代艺术并不怎么感兴趣。有鉴于此,近年来其他亚洲国家开始积极地运用当代艺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工具时,日本反而被孤立起来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西方文化进入日本是与近年来日本的现代化并行同步的。这点今天先略去不提。不过还得长话短说,日本有钱人对作为文化传承的传统茶道的喜爱远高于来自西方的现代艺术。这就导致了参战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并不具备接受当代艺术的前提条件。而如今日本波普文化的代表动漫正是从战后日本的嘈乱景况中诞生的,它也成为新贵们文化消费的主要对象。由此,对当代艺术之价值的认识成了一戳即破的泡泡。 然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量热钱流入市场,艺术品被认为是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尚品。然而,日本有钱人却更重视古典艺术性而非纯粹的投资价值。于是,他们并不明智地购买了大量价格高昂的印象派绘画,而错失了将购买当代艺术作为全球战略性投资的大好机会。 中国有句古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民主化和沟通性的艺术可以成为振兴民主的催化剂。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颇具价值的财富。 这种民主化和沟通性艺术的平台之一是由Fram Kitagawa在其家乡越后发起的“越后妻有三年展”(Echigo-Tsulnari Art Triennale),这是一个人口稀少、常年多雪的地区。二年前我作为志愿者前往越后帮助当地人移除过多的积雪。这张照片中是越后地区的一座禅庙。今年越后地区的雪灾尤其严重,积雪高达4米,当地政府不得不花费高达2500円每人每小时来清理积雪。对孤老而言,这意味着在支付高昂的税费同时还得每年忍受自然带来的雪灾天气。 希望大家能访问三年展的网站,因为越后妻有确实做了许多独到创举。首先,三年展总监Kitagawa亲自挑选艺术家,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日本堪称奇迹。其次,三年展引入了许多来自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实验性、协作性项目,并将之作为当地政府公共项目的一部分,如图书馆或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这使得项目颇具时效性与远见卓识。当然这也是帮政府合理花钱的好办法,因为通常政府不会为某个单独的艺术项目投钱。 其三,三年展吸引了众多青年志愿者介入到社会系统中,前往当地探访一些年久失修、少人居住的地区。这些被称为“Kohebi”的青年志愿者群体大多来自城市,他们住在村庄空置的房子里,从事各种志愿工作,比如打扫将要成为展厅的空房子,或种树。这着实是场让人大开眼界的展览,并确实通过三年展的活动振兴了当地的社区形势。当然,悲剧总不可避免。我听说一个故事,当地的一个农民爱上了一位来做志愿者的女孩,并向她求婚;女孩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艺术作为某种超脱绝伦的体验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间挣扎。 越后妻有的成功又促生了濑户内国际艺术节(Setouchi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然而,濑户内的背景同越后妻有很不一样。濑户内已经有了直岛贝尼赛艺术站(Beness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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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yi:The Truth has a Face by LingGU, published on Art&Design magazine, Feb issu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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