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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in Shenzhen

创意在深圳:活力与潜力 文 / 顾灵 译 / Fiona He For English 本文已收录入燃点第三期杂志中(2016年春季刊) 就在香港被鄙作文化沙漠的时候,深圳甚至还被香港鄙作文化沙漠。珠三角的广粤、潮汕、客家与闽南都自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与风俗文化,鹏城的历史虽同样可追溯到清末,但目前1500万人口中只有100万是原住民,这同深圳的“商场=商圈”、中国最早的主题公园“世界之窗”(汇集了全球经典建筑的模型)共同构成了其担上珠三角文化沙漠的理由。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深圳的文化或许同近三十六年的中国一样,虽无历史,但开创新的历史本身成就了其自身的城市特性。“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样的移民鼓励口号意味着深圳的开放性与多元化。自1980年深圳成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以来,这里就是中国城市化的试验田:从早期的工业、航运到近年来的科技创新与互联网产业,深圳都是创业者的聚集地。 深圳南邻香港、北接东莞、东毗惠州、西望珠海和澳门,面海多山,绿化覆盖率极高,空气质量优,是一座非常宜居的城市。深圳人口流动率逐年递减,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在深圳定居,其中不乏讯哥(腾讯员工)与度娘(百度员工)的组合。不断增长的新兴中产阶级成为了深圳定居人口递增与稳定化的中坚力量,而这也或许意味着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增长。深圳的公共文化机构不算少,从福田市民中心及周边的深圳博物馆(1988年开馆)、深圳市工业展览馆、关山月美术馆(1997年开馆,中国首座非营利性公共国家文化事业单位,正在展出第二届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及正在筹建的深圳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和当代艺术馆(简称“两馆”,预计2016年底开馆,受命担任当代艺术馆策划人的马永峰仍在等待政府确认采购馆藏的预算),到位于罗湖的深圳美术馆及南山区华侨城正在闭馆维修的何香凝美术馆、华美术馆与OCAT当代艺术中心。坐拥美丽绿林山景的OCT华侨城创意园聚集了大批建筑设计事务所和创意商店,每周末举办创意市集,还有艺术家滕斐创办的旧天堂书店和B10演艺中心(每年举办爵士音乐节)。华侨城作为深圳的几大龙头开发集团之一,也在北京、西安、上海等多座城市构建起了当代艺术机构网络,而深圳的OCAT当代艺术中心在黄专的指导下,始终以专业学术性的展览与研究作为核心,协同专注设计的华美术馆成为当代艺术与创意文化在深圳的主要据点之一。 深圳仙湖植物园(图片由Luigi Laurenzi提供)/ Xianhu Botanic Garden, Shenzhen (courtesy Luigi Laurenzi) 随着工业退化,深圳市政府近年来通过扶植文化设施建设来探索变“经济特区”为“文化特区”的可能。然而文化消费群体并非靠一朝一夕的政策、建设、金钱投入就能立竿见影地看到效果,失败的或悬而未决的先例比比皆是。深圳的移民杂糅文化也意味着它难有所谓主流的审美趣味或艺术形式。这或许正是它极具潜力的地方,其多元性意味着新的文化可以在此产生,公众对文化的认知与想象或许同其他更有历史的城市不同,而未必基于美术的传统。深圳缺少高校是它的另一个软肋,除了深圳大学的艺术与设计院校,及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立校的深圳艺术学校(但其教学重点是音乐、舞蹈,而非视觉艺术,著名钢琴家李云迪就毕业于这所学校),几乎就没有专门的艺术教育机构。遍地开花的却是大量早教机构,从幼儿创意培训到各类实验学校,从中也透露出创新教育在深圳的广阔前景。 深圳在2008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设计之都”称号后,一方面,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大力强化深圳“设计之都”的形象,将国家级的设计展览、展会放在深圳,将设计作为关键的文化发展领域,而深圳也确实是一个“心离党很近的地方”(央企很多,据说太子党更多);另一方面,由政府支持的市立设计博物馆(正在规划中的就有两所),同招商蛇口与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合作的蛇口设计博物馆等公共设计机构都是对上述政策的实体化,并且离不开无数次呈报给各级政府、领导的红头公函。由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承办、自2005年连续举办至今第五届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UABB)也是政府活化不同园区(从华侨城到浮法玻璃厂再到大成面粉厂)的有效手段。随着设计、创意、建筑在深圳的深化与扩展,越来越多的旧厂房改造创意园区项目开始在此遍地开花,尤其是南山、前海与蛇口,大量后工业建筑面临着改造与功能重新规划,而其定位通常都会是创意园区。倚靠着珠三角发达的制造业,以及淘宝上对西方经典设计的拷贝生产供应链,设计的原创性或将在深圳未来的这些创意园区中得以孵化,正如近年来为科创而生的种种孵化园一样。 除了上文提及的几家美术馆,深圳的艺术生态并不及设计蓬勃,甚至在深圳人看来,设计从不属于“美术”(即便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学术体系才把设计从美术中分离出来)。不过我们仍能找到不少艺术社群与聚集地,包括中国最大的艺术媒体与印刷商雅昌在深圳设立的艺术中心、聚居在古建筑群落中的观澜版画村与附近新开的中国版画博物馆,还有梧桐山艺术家群落、大鹏新区艺术工作室聚集区,以及筹备中的安托山民间收藏博物馆群。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大芬油画村,这座毗邻沃尔玛超市、门口脏水横流、横纵长巷密布的城中村聚集着百余家零专业绘画基础的作坊,这些本干着与绘画完全无关营生的村民在发现画假的名画可以赚钱之后,一批接着一批投入“艺术创作”中。从世界各地飞来的订单将大芬村的假凡·高、假莫奈,甚至假“中国当代艺术四大天王”出口到天南海北。这些隐姓埋名、以小时计费的“画工”锻炼出了一系列规模化的绘画方式,比如流水线量产(不同的人分步骤画)、两手开工画点彩派、在画布上数码打印原作之后再手工描画颜色和机理等,不一而足。在这里还有一座大芬博物馆,一件件经典名作的优秀仿制品被大张旗鼓,甚至饱含自信地展示在大芬自己的博物馆里。 不过,深圳的艺术家并不多,除了来自武汉的李燎和来自杭州的双飞艺术小组成员孙慧源,少有艺术家选择在深圳常驻。蒋志虽在深圳设有工作室,但平时住在北京;李景湖虽在深圳任有教职,但主要住在家乡东莞。尽管深圳与香港、广州之间的交通十分便利,但其实深港、深广之间在艺术层面的交流非常少。广州有着自己的高傲,作为中国三大城市之一,其各方面的体量规模都在深圳之上,而如博尔赫斯书店、维他命艺术空间、时代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活跃在当代艺术界的机构都只对深圳保持着某种观望态度。在香港西九龙文化区 M+ 设计博物馆这一庞大项目一再拖延的同时,深圳以“中国制造”的速度生产文化机构,但两者面临的挑战截然不同,后者需要担忧的是内容,需要培养的是公众。离香港很近经常被深圳人(其实是所有人)视为一种优势,正如蛇口码头的广告牌上写的那样:香港连接着珠三角与全世界。然而深圳作为大陆的窗口,也对港人具有一种吸引力,从蛇口跳海并自愿“移民”香港的那一辈人的后代如今站在对岸回望深圳,甚至来到深圳工作。我们观察到由于香港的高昂房价,不少香港人选择在深圳生活、在香港工作。政策提供了这种两地往来以便利,而这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深港市民之间越来越多的交流。只是这种交流尚未在艺术界形成体系,不过已露出了一些苗头,例如卢迎华在离任OCAT前策划了梁志和的个展,并提出深港艺术需要多交流的希望,或许这一愿望可以在来自香港的新总监刘秀仪手中继续实现;再如香港高校的艺术专业不乏来自珠三角的学生。 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把最新一届透纳奖颁给了建筑师组合Assemble之后,或许我们也该检视艺术的边界,以及设计、建筑、创意所承载的潜力与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迸发的活力。在“中国制造”试图向“中国智造”转变的过程中,深圳的创客文化提供了样板参考,以矽递(http://www.seeedstudio.com.cn/,创立于2008年)为首的创意实现平台及其旗下中国首家骇客空间“柴火”都为设计者的创造和创业提供服务,聚焦新媒体艺术、嵌入式平台、物联网、智能家居、便携式仪器等领域,成功的案例包括大疆无人机与阿尔法机器人(两者甚至登上了今年中国春晚的广州分会场舞台)。创客运动在深圳带动了一大批孵化器平台,吸引了大量来自海内外的创客投身这场被《经济学人》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盛会。矽递团队在2012年成功引进“深圳制汇节”(Maker Faire)并连续举办至今。瑞士导演 Juerg Neuenschwander 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秘诀:勇气和智慧》(Chinese Recipe: Bold and Smart)正是指向创客文化。深圳本地有不少研究当地特殊城市文化的团体,比如由美国人类学学者马立安创建的关注城中村的握手302非营利机构,以及她和她的团队为挽救城中村被开发商强制拆迁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华强北的山寨作坊、盗版电子产品卖场以基于侵权却又不无创造力的生产方式实践着中国特色的“智造”,V&A 甚至将琳琅满目的山寨手机收录在了其参展UABB的策划项目“无名的设计行为”之中,而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也是其参展方之一。 今次 UABB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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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us Art Center: R&D First, China’s Own ZKM Next?

by Gu Ling Translated by: Katy Pinke From Randian 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研发先行,中国未来的ZKM? 在M50(上海莫干山路50号)的两家香格纳画廊空间中间,是一栋入口常黑的砖墙建筑,面积近千平米,分为两进,总体呈规整的长方形,屋顶有着老式的高挑横梁结构。这家名为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hronus Art Center,简称CAC)的机构成立至今一年,是一家致力于新媒体艺术实验、研究、制作、展览及教育的非盈利机构。 何为“新媒体”,其定义在过去10年间或已发生不小的变化。就上海而言,从龚彦策划的“身体·媒体”大展(2007年),到同年开创的上海电子艺术节在连续举办三年后夭折,“新媒体”这一名词被引介给本地公众和媒体。然而之于“媒体艺术”,“新媒体”究竟新在何处?其与电子艺术所指是否相同?与数字艺术又如何关联?录像是否属于这一门类或应独立研究? CAC或将扮演重要角色,投入媒体艺术的相关研究与制作工作。三位创办人中李振华与胡介鸣均身为艺术家;但前者更常以策展人或艺术总监身份出现,而后者则始终坚守一线教育岗位。第三位系网庭创办人兼老总张庆红。作为专业高清投影仪制造商,网庭近年来对艺术行业的支持不容小视:从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UCCA)的徐震个展到上海OCT艺术中心的杨福东个展,从乌利·希客的CCAA十五周年WOW数字文献库项目到柏林Momentum同CAC联合主办的“PANDAMONIUM又一次发声”录像艺术展,网庭的赞助触角遍及多家一线艺术机构及其项目。 这对于CAC的成长而言不失为有趣的发展策略。网庭公司作为CAC目前的唯一出资方,其面向艺术的姿态也和CAC本身颇为接近:探索、研究、合作,与此同时自然更少不了观察商业开发的可能性。然而就其对机构体制甚或所谓艺术生态环境的搭建野心来看,网庭与CAC的合力将极有可能实现艺术向商业的输导,机构为艺术家提供的研发平台也将向潜在的商机敞开怀抱。 张总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坦言:“艺术与商业之间的转换需要一个平台,CAC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支持艺术家的研究与制作,同时研发其衍生或延展的系统,将之运用到商业中,成为产品。然而,届时产品与作品之间的划分与界定,仍由艺术家的意志所决定。如果商业应用存在伤害作品理念的风险,则由CAC协助艺术家把关,进行遴选与把控。反之亦然,网庭透过CAC的工作,或可发现一些作品所包含的潜在商业价值。” 至于如何评判商业价值,张总所坚信的前提是“具备社会价值”:“我做生意的判断原则是:一件事只要具备社会价值,必然就能将之转换为商业价值。”这一理念既已奠定了CAC的“输血系统”:“我们之所以能够保障CAC的非盈利运营,就是依靠网庭的‘体外供血’,而非要求CAC‘体内造血’;不然一不纯粹,艺术创作的意义与动机就会遭到质疑。” 在了解了CAC的财政状况后,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来看待其机构本身。CAC的运营总监颜晓东指出:“对新媒体领域的艺术家而言,他们对机构所提供的技术支持的需求相较其他的艺术家要高得多,很多项目单凭艺术家个人或许难以完成。就我们的观察,这类机构在国内比较缺乏,而CAC恰希望能够打造成为这样一个平台,以系统地支持艺术家的创作,协助其实现构想与观念。因而展览不仅是为了展示,同时也作为探索、实验、研究的过程,并在展览之后,有价值的结论得以通过出版物或文献的形式记录下来并流通起来。” 回顾CAC自Raqs Media的开馆展“补时”至今,从David Elliott策划的“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录像展到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邵志飞(Jeffrey Shaw)和胡介鸣双个展,展览的期限明显拉长了。李振华在介绍CAC的展览规划时,不仅强调了项目本身的前沿性,同时也提到了与观众的关系:“我们在选择艺术家时,仍会主要面向基于视觉领域的艺术家,因为我们必须考虑作品是否会被接受;比如,如果作品太过观念化,想必观众会很难接受。所以我们不想特别着急地做展览,或赶忙要把机构的品牌打出来;我们选择的策略恰是专注研究,展开具体推敲,并综合考虑诸多领域的需求,来打造专业性。”每年一到两个展览的规划策略同样体现出“研发先行”的机构宗旨,尤其针对此次的双个展,项目自2013年7月启动之初即聘请了两名研究员,分别针对两位艺术家进行深入研究。不过据研究员之一的陈玺安表示,研究工作仍是以文字为主。且根据了解,CAC尚未建立自己的技术团队,实验室亦只存于蓝图之中。为艺术家提供创作支持的系统,尚在起步阶段。 然而这种支持,显然已经体现在资金投入上。颜晓东向笔者透露了几个数字:“就此次双个展来说,两位艺术家仅硬件上的投入就超过五百万元,胡介鸣老师的后续项目仅测试版本的制作经费就高达几十万元。项目整体的投入还无法进行精确估算,因为胡老师的后续项目的正式版本经过讨论将在瑞士的尖端铸造机构生产制作,估计要价不菲。”李振华兴奋地补充道:“那是全球最顶尖的铸造机构,其基地配备各种高精尖实验室,比如针对无氧、无重力环境下所做的打磨实验;或针对材料转换的探索,例如(从外观上)将蜡做成大理石等。这种研究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凡事均要求高质量的机构,我们可以充分地信赖他们。”然而问及该创作在商业上的潜在延展性时,张总则坚定地澄清:“CAC作为机构,它首先考虑的就是项目或创作的艺术性,即是否有意义。至于可否延展或商业开发的可能,不是CAC的事。” 除却展览项目之外,CAC还开设了与荷兰V2_机构及英国伯明翰大学合作的双向驻地项目,着重面向年轻艺术家。在此,机构作为平台又打开了一个国际化对接的端口,其公开申请与内部推荐的并行机制同时保障了驻地项目的开放性与品质。 如此看来,CAC是否会成长为未来在中国的ZKM呢?目前下结论自然还嫌太早。机构的永续运营,财政来源的多元化,收藏计划,在线文献库等等,都有待构建与时间的检测。尤其是关于收藏,媒体艺术的美学或许相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更依赖媒介关系本身。那么暂且待CAC第一轮的研发成果于不久面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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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Auction Group in China?

From Randian For English 文 / 顾灵 译 / Fei Wu 可能是中国最好的拍卖协会…… “叮呤咚,叮呤咚……”然后把一个“微信”群的提醒关掉了。这个群需要经常删人,我就被删了又加进来。删人和关掉提醒的原因是这个群很热闹。热闹的原因是这个群的名字和它实至名归的内容:中国最好的拍卖协会。 “拍协”由一名拍卖师主持,负责介绍作品、介绍艺术家、叫价、限定拍卖时间、设定起拍价;起拍价通常是零或10元,但通常不一会,叫价就会上千。拍品的上拍随时随地,限拍时间经常是每日晚间10点或11点,原因是拍卖师其实是个上班族加妻管严。不过,说闲话、唠家常也时有发生,大家在群里联络感情直至深夜亦是寻常。群里的人物群英荟萃、鱼龙混杂,艺术家、策展人、画廊主持、媒体评论人、当然还有各类专业和业余藏家不等。 拍卖师杨俊岭是双飞艺术小组的成员之一。“双飞”组建于2008年,由9个年轻人组成。他们在坚持自己艺术创作的同时,以集体形象出现于各种场合,比如生活中的公共场所、艺术展览开幕等。微信拍卖所得,最初主要是为了筹集双飞参展军械库艺博会的路费,最终也竟然差不多够用。此外,拍卖所得的固定比例也将投入双飞基金,与来自其他前辈艺术家的捐款一起,支持双飞今后的艺术项目与创作。由此,循环链逐渐清晰起来,只是不知会持续多久。 Screenshot of the auction in progress (photo courtesy of Doublefly) 微信拍卖截图(双飞艺术中心提供) “You Won”, Space Station (Booth 560), Focus China, Armory 2014, New York (artworks)(photo courtesy of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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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quired Taste?

From Randian by Iona Whittaker translated by Ling 后天培养的品味? 王兴伟个展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中国 北京市 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内 )2013年5月5日—8月18日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有言:艺术评论者必须表明其价值观。这句话听来明白,实则不然。在格林伯格身后出版的一本题为《自制美学》的书中,他对当时的艺术评论现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格林伯格声称,有价值的评断应基于实在的审美体验,对他而言,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继而强调这类评断是“直觉所为”,而对该类直觉的定义,则必然仰赖所谓“品味”。他坚持,这类价值评断对“艺术的贡献”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如此开篇,是因为我一直都不乐见王兴伟的绘画。但是最近看了他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大型个展、草场地0100001画廊的手稿展及杜尚回顾展中他的一幅作品之后,我对其绘画有所改观。不过在大举表扬他之前,我想先就“喜欢”和“不喜欢”展开一下。对格林伯格说来,“艺术首先、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关于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仅此而已”。褒扬与贬斥都是有效的或感染人的。好比读者反而更欣赏那些咄咄逼人的采访者——这类采访者自然也会受到被采访者的白眼;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将精力耗费在贬斥而非褒扬某人某事。我们总将别人的错误记得最快最牢。消极事件比积极事件对人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会更为深刻——也许正如人性本身。 Wang Xingwei, “Untitled (Flowerpot Old Lady)”, oil on canvas, 117 x 91.5 cm, 2011 王兴伟,《无题(花盆老太太)》,布面油画,117 x 91.5 cm,2011 但从不喜欢到喜欢的转变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和曾为其所不喜的事物之间有着某种特别的关系。艺术评论家Peter Schjeldahl建议读者“追问”那些他们厌恶的作品,他相信对艺术的评断经常是从本能的不喜欢转向欣赏,反之亦然,那些头一眼就爱上的作品回过头来看时往往发现差强人意。 艺术家Edward Ruscha索性把好坏艺术家归纳为人们对其的反应,前者是先怀疑后赞叹,后者则是先赞叹后怀疑。这类喜好转变取决于“后天培养的品味”。那些不过分执着追求这类品味的人大概会更顺其自然:“逐渐变成”或“成长为”(有品位的人)。观察其他领域,如已逝哲学家Peter Goldie相信,某些品味是需要去主动追求的——比如假装自己真的喜欢某件作品直到真的喜欢(来自他所作的一场题为“牡蛎和歌剧院:如何后天培养品味?”的讲座)。 欣赏王兴伟的作品,可以说就需要这类后天培养的品味。他的作品可能还不值得赞叹,但最起码能让人明白。无论如何,他在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大型个展与0100001画廊举行的手稿展同时举行,充分展现了他的活跃思考与高效画工——王兴伟的铅笔与笔刷扫过多种多样(或称零星)的对象,从企鹅、杜尚、社会现实主义、自画像、毛泽东、行李箱到死亡、艺术史、足球、纳粹与夏日划船。同一艺术家同时举办多个展览通常没什么好处,但这次却显然有益于观者对作品的体验。 Wang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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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Public Resources:Interview with Qiu Zhijie

  Qiu Zhijie, Chief Curator of the 2012 Shanghai Biennale From Randian /Ling Gu Translated by Inge Wesseling 重新构造公共资源 ——2012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访谈实录 新上海当代艺术馆(PSA, Power Station of Art)随处可见的橘色作品围栏上醒目地标示着PSA的logo,它是对其所在建筑的简化临摹,极易勾起观者对泰特美术馆的联想。同样是发电厂出身,」作为上海美术馆二度迁址后的当代部分,坐落于原南市发电厂的PSA同刚搬入世博中国馆不到一年的中华艺术宫(China Art Museum Shanghai)隔江相望。中华艺术宫馆长李磊称艺术宫主要展示中国现代艺术,其中包括7座现代艺术大师个人主题馆与相当数量的精品馆藏;而PSA则以零馆藏纳2012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主题展为其开幕展,并以蓬皮杜馆藏借展作为明年年中的后续计划。 在所有工作人员惊异并感叹PSA及上海双年展组委会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内打造出一场双年展,甚或更为具体地说、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将展场从工地与战场如变戏法般整出过九成的参展作品,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PSA副主任李旭是上海双年展的元老,24年前自中央美院毕业后就开始在上海美术馆工作,先后参与多届上海双年展的筹办,他的团队为此届双年展贡献了不少实操经验。而本届双年展总策展人邱志杰同联合策展人张颂仁、鲍里斯 格罗伊斯、晏斯 霍夫曼共同确定展览主题“重新发电”,并将主题展分成“溯源”(Resources)、“复兴”(Revisit)、“造化”(Reform)和“共和”(Republic)四个版块,以及“城市馆”、“中山公园计划”等多个延伸项目。笔者日前采访了两位策展人,他们各自探讨了其策展构想及双年展体系等多个方面的话题。 邱志杰(b.1969,中国漳州): Qiuzhijie.com 生活工作于北京及杭州。创作媒材及方式多样,包括水墨、行为、录像、装置、现场等。其作品经常将传统技艺观念化,检视中国政治历史与当下社会现实间的百转千回。任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教授,总体艺术工作室主任。他入围2012年Hugo Boss艺术家大奖的短名单。他是2012年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 阳光落在PSA七楼露台的木头地板,邱志杰拖着书包坐进旁侧的阴影里。他不喜欢晒太阳,点燃一支又一支烟,掐下一段又一段烟头,塞进废弃的一次性塑料杯里。透过杯子的阳光投在他的影子上,其侧面的轮廓正在说话。 问:展览筹办中的许多仓促问题是否都该归因于当初野心太大? 答:展览总是永恒的艺术。若从一开始就以完美主义对待,那想必开幕之日会遥遥无期。我对此届双年展最花心血也最抱期待的是“城市馆”和“中山公园计划”,因为这其实是在做体制构建的工作,只有把体制先建立起来,才可以有接下去的发展。“中山公园计划”是关于民族,“城市馆”要超越国家主义。当然,还有“圆明学园”,它开了国内双年展教育的先河。这些其实也都可以不做,但我们都需要在一开始就做起来,把框架搭起来。现代传播集团的邵忠与上海双年展签订的赞助合同不只今年这一届,所以就算下一届策展人换了、不是我,但他/她仍可以在这次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赞助商,资金问题我到时也可以帮忙解决。因此我认为野心很大是没有错的。不过我们的确吸取了不少教训,都可以在以后的实践中改善。 问:这次三位联合策展人的角色和作用? 答:其实最开始邀请他们的考虑是,我认为自己一个人的视野总是不够全面的,因此希望他们的加入可以将视野打开得更全面。但实际上,他们这次起到的作用不过只是提名艺术家,所以每个人提五六十个艺术家,我都得一个个去研究,非常辛苦,但也很值得。不过后来筛选的时候非常头痛,无论把谁删掉都要得罪人,搞得现在展厅的布置上还是显得比较拥挤。如今回头想来,其实这届双年展也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做法,就是只选比如十个艺术家,让每个人尽情发挥、把每个人做透。这也也会很精彩。所以是有不同的办法,我现在觉得有些后悔。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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