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Randian

by Iona Whittaker

Translated by: Gu Ling

来日之拾？

遗待来日：来自中亚的当代艺术

拉萨尔艺术学院 (新加坡1 McNally Street 187940)，2013年10月24日-12月10日

看到一场超逾了它自身内容的展览、并在其展现的语境中泰然自处，是件令人满意的事。“遗待来日”即是这样一场展览——此次展览由拉萨尔艺术学院前院长查尔斯•梅里韦瑟（Charles Merewether）策划，汇集了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优秀作品。

由新加坡政府支持的当代艺术在2013年题为“如果世界改变了”的新加坡双年展中体现了其扎实的软实力，展览从头至尾贯穿了一股乐观的情绪，摈弃国家馆的形式，力图呈现东南亚“亚洲多样化”的概念，将全亚洲尽收囊中。

但正如展览标题“遗待来日”所暗示的那样，这个展览似乎与新加坡双年展的主旨背道而驰。在被问及策展初衷时，梅里韦瑟对此坦言道：没错，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旨在戳穿双年展的精神。借用新加坡双年展的主题来说，中亚也是一个“世界”，它在1991年苏联1991年正式解体后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该地区人民依然生活在后苏维埃的阴影中，自1940年以来，一直在分崩离析的民族文化与企图暴力统一，却一再破灭的苏联同化政策之间苦苦挣扎。多年的改革重组仍无法改变不均衡的局面，在废弃的各种乌托邦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是摇摇欲坠的楼房、被推翻的领袖像、相关的自由（匮乏）与依然生硬的中亚景色。在这激烈动荡、变动不居的政经形势里，文化与经济根本无法持续性地服务于人民；那么近些年，来自这些地区的艺术家又是如何塑造其文化的呢？在开幕式后的一次访谈中，梅里韦瑟指出：“未来是个巨大的问题。”他在展览画册中如此作结：“该项目隶属于对长期以来青黄不接状况的整体描绘，位于过往的遗产与迎接未来之间。还在等待……”

Exhibition view
展览现场

我们敢肯定地说，参展的12位艺术家及艺术小组的背景与大多数新加坡的居民大相径庭。于是作品之间的相互启发也就仅限于相互之间的差异、不相熟悉与“他者化”，他们对视觉或感知的表现方式也不在日常接触的范畴之内。我们在此无需压制偷窥癖的欲望：展览之所以成功，不仅在于它如一扇通往它处艺术环境的窗户，更在于其通过南腔北调、东西质感强化成为沉浸式的体验之境——时而令人震惊——隐约透露出其背后的历史沉重感，激发着观者想要继续探究的欲望。

有些作品的在场感很强，如Erbossyn Meldibekov的《共产主义山峰》（Communism Peak, 2009），一连五个扭曲的金属盆倒扣，组成绵延的锯齿形山峰——暗喻帕米尔山脉的某座山峰曾先后更名六次，服务于不同政权的宣传话语。在展厅中央，Georgy Tryakin-Bukharov的雕塑黯然屹立，这组由回收木料与工具制作的装置题为《野马》（Mustang, 2003），汇集了诸多掷地有声的手写宣言，每个零件都揭示出作品的前世今生。由互不连接、已被废弃的工具和材料组装而成，既是对审美之生的描绘，亦是对功能不再、实用之死的缅怀。

如梦如幻的叙事，现场间游移不定的影像作品真实而沉默，讲述着记忆和风景。Almagul Menlibaeva的《Kurchatov 22》(2012)是对苏维核实验基地（位于塞米巴拉金斯克）漠然却感人的刻画，它既是对历史的纪录，亦唤起了人们的反思。在Menlibaeva的《河中之梦》(Transoxiana Dreams, 2011)中，戴着萨满式狐皮面具，四条腿的半裸年轻女子遇见了在咸海搜寻新渔场的老教父。自1960年代苏维埃时期，河中一度肥沃的土地就开始干涸，并由此导致船队解散。作品将情色神秘与颇为冷酷压抑的现实非同寻常地融合在一起。

录像《Zukhra》和《Gulchehra》则由Saodat Ismailova于2013年创作，以强有力的视觉语言描绘了女性，后者的双屏装置中，一屏追随着一位年轻女子，在寻常的居家环境中做着白日梦，一屏追随着在其失踪后找寻她的人们（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变并命名）。这些朴素优美的画面同那些引入更为宽泛语境的作品形成对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Gulnara Kasmalieva与Muratbek Djumaliev创作五屏影像装置《新丝绸之路》（A New Silk Road, 2006），，时长9分钟的片中，巨型卡车沿着尘土飞扬、地表开裂的道路行驶；有人单枪匹马掠过古今之间那令人诧异而迂回的碰撞之隙。

回顾这些作品可能会引发如下问题：一类艺术作品生发于审美或创意，另一类创作则源于特定历史或社会渊源，其中既包含与未知之地事实的邂逅，也包含着想象。Ebossyn Meldibekov与Shailo Djekshenbaev的摄影即属此例。梅里韦瑟补充道，现如今在政局变换中，在公众场合拍摄的人像老照片也同样经历着变化，某些照片中的纪念碑和雕像已经被移除、改变或彻底消失。（《家庭相簿》，“Family Album”, 2007–9）。Djekshenbaev的镜头记录了偏远地区的平凡生活，如家乡吉尔吉斯斯坦的婚礼，或是一座心灵庇护所（《从南方来的新娘》，The Bride from the South, 1980与《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2007）。

也许，观者起初对这场展览的第一印象停留在其对他者的身份与处境的表现。此次展出的全部作品并不华丽，甚至没有半点装饰，然而所有作品都呈现出一种庄重，透着一份紧迫。这些诞生于危难之境的作品令人深思，尤其是在生活安逸的新加坡。而作品令人赞叹的不仅是其异国风情，水准也同样令人赞赏。尽管将其所处的环境称之为“遗待来日”，然而将这些不为人知的艺术家和作品视作未来的开端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在他们的创作并不受国际关注的当下。对于这个展览理想的展示之地这个问题，梅里韦瑟的回应为：“应该有，但却没有。” 这场中亚当代艺术展的难能可贵恰恰更让人们期待看到更多。

Alexander Ugay, ‘Bastion’, still from video, 2007

Saodat Ismailova, ‘Gulchehra’, still from video, 2013

Erbossyn Meldibekov, ‘Communism Peak’, sculptures each c50 x 115 x 40 cm, 2009, installation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