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ghai Youth

2015年5月21日周四,早9点到晚8点,瑞象馆的象铺,《上海青年》放映

知道《上海青年》这部片子,是从唐狄新和顾佳艳在富阳的婚礼回来,我和先生没有等返城大巴,而是坐了上午艺术空间的邓叶明和于吉的车,同车的就有吴梦。

认识吴梦似乎也已经有好几年,但一直没有什么专门的交流,之前在美术馆就杂志媒体联系过,后来有一次赵川老师在朱家角有演出,那是冬天,排练需要油汀,但场地本来的油汀好像不好用,于是我们借了一个家用的油汀;再之后就是几场草台班的演出。

车上一路差不多三小时,吴梦和我们说了不少她拍摄《上海青年》的故事,她讲得很投入,我们听得也很入神,之后就心里一直记挂着,包括前阵子《艺术新闻中文版》邀我写一篇有关“艺术家拍(超)长片”的文章里也提到了这部影片。(这片文章的原稿见附)所以斯悦微信叫我来这个放映,单位里请好假就答应了。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我大概将近两年来参与《燃点》杂志的”非营利空间”系列的写真,因而采访了几位独立空间/组织的创办人/运营人,其中也包括赵川老师和草台班。不过采访约了,也见面谈了,但稿子一直没有写;起初还只是拿发稿时间来推托,后来就真的觉得没法写出来,还需要更多素材、深入研究以及持续关注;同样的情况还有马修和Bank。把这看作辩解也好、无奈也罢,我还是感觉挺对不住赵老师的,感觉说了大话。

好了,废话说了那么多,开始切入正题。

一部八九小时的片子

周围空间的Jeff和明明,下午挺晚才进来,坐了差不多20分钟就走了。舒浩仑老师在第一个茶歇时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长的片子,很难有人能看完吧;未必需要那么长的。”没错,通常商业片、甚至一般所谓文艺/实验电影的长度就在2小时左右;还记得卡梅隆的《阿凡达》剪成3小时就有很多人喊“太长”,那么更何况这样一部八九小时的片子。不过据导演之一高子鹏说,起先是剪了一个13小时的版本,后来又尽力压缩才有了目前的这个长度,已经舍弃了很多的镜头。十余年的拍摄期,我们可以想见素材之多,而从如此多的素材中节选出八九个小时已经是在高度地遴选。即便影片中不同人物的讲述、甚或同一人物的多次讲述经常显得重复、相同相近的意思反反复复地颠来倒去地讲,而观看的一种本能反应可能会是粗暴地觉得“重复的内容不必要多次出现吧”,但逐渐地观者也能够意识到导演希望通过这长时间的、甚至意思重复的片段多次出现来表现出这些人物的“状态”:影片本身的“超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些上海知青“超长”支疆与维权的象征,而人物的重复叙述也达到了一种近乎“洗脑”的效果,这恰恰也就是这批上海知青被”洗脑“的实况。

对“青年”与“知青”的定义

五四青年节的“青年”与知识青年的简称“知青”,在中国的语境中都包含着一层政治及意识形态含义。“青年”这个词古代可能是从“青丝”来的,形容人头发还黑的时候,那就是年轻了。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二四:“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却对“青年”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一种定义。这一定义从描述上看当然没有错,然而有问题的或许是“力量”二字,这股“力量”恰恰被看重并超负荷地“利用”了。以“文化大革命”与“上山下乡”为例,青年对理想(信仰)的需求(追求)、其坚韧的可塑性、其敢于尝试及冒险的勇气,都是这股力量的要素,也恰是被利用的条件。而讲“知青”大概无法绕开“知识分子”,对大批“知青”来说,知识不仅包含这个词自身的定义、或手艺(技艺)、更是其所来自的一种文化甚至生活背景,一种已经养成的“城市”生活方式,这或许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下了乡”之后大呼“上当受骗”的内因,而这种生活方式及其潜力(正如当今我们所处的社会)也许恰是当时的党政府所试图扼杀的。

“上山下乡”与“离乡进城”

笔者的父亲参与了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北大荒10年。他来自一个“成份很差”的家庭,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笔者的爷爷,据称是当时沪上二毛服装厂的创始工程师。听已经过世的奶奶回忆,她曾经穿着貂皮大衣,挽着爷爷的胳膊出入沪上的高端饭店。爷爷被红卫兵上门批了之后短短几天内就脑梗去世了,留下了笔者的奶奶与六个儿女。奶奶生前常对我说她当时如何去码头上背20公斤的冻鱼到冰库,以供养子女的生活。我的父亲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他很聪明,手也很巧,我小时与他度过的欢愉时光大多是走五子棋和打羽毛球,他也很鼓励甚至逼迫我尽可能地多读书,如今我从事写作脱不开他的影响。他也曾给我看他在黑龙江的留言,有一张似乎是穿着军大衣、手拿来福枪的肖像照,英姿飒爽。他当然说当时的苦难,尤其是开垦北大荒是出了名的要从最贫瘠的土地里种出东西来,吃食只有土豆和白菜。他也说些趣闻,也不知真假,比如著名的在大兴安岭遇到黑熊的故事,他说他站着没动、黑熊凑上来闻了闻就走了。还有去林子里打狼,还打兔子吃。然而他其实与奶奶、与他的兄弟姐妹、与我和母亲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某种程度上隔绝了关系。就奶奶而言,父亲说主要的原因是有一年他回沪探亲,他从黑龙江把能带回来的特产都节省着带给家里,不过他并没有直接返沪,而是去苏州接他的奶奶回上海,因为老人一个人孤苦伶仃在乡下无人照料。结果,他的原话是“你奶奶无情地拒绝了,让我立马拉她回去。我一个人蹬着三轮车把老太太从苏州拉到上海,当时听了这话就火了。没办法,只能把老太太拉回去,但我心在滴血啊。”他返城之后,尽管被分配到服装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还发挥所长做了一段时间厂里五金店的经理,但他对自己母亲、兄弟姐妹以及社会的仇恨已然扎根在心中(最重要的导火索还有我奶奶反悔了原本承诺他的创业启动资金),随着脾气越来越暴躁、甚至动用武力,他没能追求事业上的发展,也与我母亲关系僵硬,甚至在我奶奶身患重疾前试图与她断绝关系。如今,他一个人居住,我们偶尔通信,他打乒乓球,领养老金,我却无从看望他、在自责与内疚中远远地念想他。

他怀有一种鲜明而入骨的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比如对同去了黑龙江插队落户的我的姨妈,由于她家的生活条件比我们家好(然而其实也就是一般的工人家庭,我姨妈在南翔小笼一直做到退休,我的姨父是一位油漆工,做了二十余年,他如今深受静脉曲张的折磨与这有毒工种脱不开关系;而我父亲在下岗之后,再就业一直成问题,几度自己做生意或做保安都因天大的脾气与骨子里的自傲而失败,于是我们成了单职工家庭),就曾对我咬牙切齿地说:“我穷,你们去找你们的富亲戚吧。”我的姨妈仍与当年的“战友”保持联系,记得她还曾回过一次黑龙江,重访当年的营地。她也当过红卫兵,和我形容当时的光荣心情,当然也少不了后来插队落户的苦难。姨妈作为家中的长女,从某种程度上牺牲了自己来保全她的弟妹无需上山下乡(据我姨妈回忆,当时的政策是每家每户强行送出一个孩子,其他孩子采取自愿原则)。她性格乐天,然而脾气暴躁,据称我表哥年幼时经常被打骂,然而与此同时,她又非常地宠溺他,为他创造尽可能丰富的物质条件。

看片时,这些知青所生活的情景,不论石库门还是新公房,在我看来都是亲切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贫穷对我而言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并不仅仅意味着悲苦。影片中的很多人,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清贫的生活与物质条件,与之相比,他们更关心“权利”、“公正”、“公平”这些“抽象”之事。清贫的生活或许是一种更为真实的物质生活,围绕着人生活之必需,而“淘宝”与购物消费文化的强势恰恰是在扩大一种“需要”的假象。

如今我们生活在“上山下乡”的反面:“离乡进城”,而这未必就是一种愉悦的过程。知青强调乡村生活的苦难,观者犹生同情的同时也应保持一种怀疑与警惕。影片中所缺失的新疆本地人群的叙述或许能够提供给影片另外的维度。在这批“城市青年”前往乡村之前,他们未必过着富足的生活,但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他们已经知道富足生活的模样,并对之或多或少怀有期待;在这批“城市青年”前往乡村之前,乡村已然生活着农民,对农民而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是千年世代相传的自然。笔者无力谈及具体政策所导致的生命磨难,但就“城乡”差异而言,伴随着阶级意识、农工商文社会人群结构的长期演化,其差异仍在不断加剧;也恰是这种差异本身,影响着生活其中的人,并被人持续分化。

离乡进城的种种问题几乎与本片中反映的问题不无二致,或许少了些许“本该”怎样怎样的骄傲。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离不开建设,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各类房地产开发,建筑工人大多是“农民工”。农民工,以及大量(或许数量上已经超逾了知青人数)进城务工人员过去几十年来及至当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除了歧视、户口、医保、福利等等之外,还有无从照顾的父老、被拆除或重建的正在飞速消失的家乡、与自己的孩子分居两地、无法照进现实的所谓“城市”梦想、以及心理问题。城市所带来的压迫感于“乡下人”而言更甚,同样在吞噬人的灵魂,造成心理郁疾乃至犯罪。

离乡进城几乎同样是国家的号召,只是舆论不再以单一的国家宣传为唯一渠道,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金钱诱惑成为了最有力的动机或目的。物质生活的改变能够轻易遮蔽道德,我们生活在赫胥黎与奥威尔1984年笔下的世界中,同时被老大哥监控并被舒适及娱乐所麻痹。

反抗精神、反抗的语言与形式

影片放映过程中,观者常会笑出声来,有时是因为被访者的用词,有时是因为被访者一再强调:“我们是真热爱党中央、热爱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的,我们坚定地信任党,相信党终将解决我们的问题。”前文提到的被利用的“后遗症”显现出来,这种坚定不移的信任还笼罩着革命儿女的光环,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奉献与牺牲精神,贯穿在几位带头知青的思想、动机与行为之中。她们惯用革命的语言,挪用革命的歌曲,书写革命的文字;从游行示威到静坐绝食,从信访到上诉,她们所采用的方式与语言,恰恰就是党政府所用的方式与语言。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被骗与失望,怨恨生长在这“大爱”之中,却不过就像一株植物上的一片坏叶,无从撼动她们深挚诚切的革命情感。这情感,也恰是影片最具感染力之处:导演将观者抛入种种现场,摆在讲述者面前,几乎希望以一种沉浸式的叙事包裹观者,并与影片的长度一同让观者在某一刻觉得“无处可逃”。在感到压迫的同时,也在猛烈触发观者与片中人物的联结。

无所不在的敏感词与“历史遗留问题”

这并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纪录片,高子鹏与吴梦并没有在影片中插入史料的分析、旁白、或试图去呈现“另一方的声音”(比如牵涉到的相关对象机构,比如影片中缺席的人物——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张维敏夫妇之女因父母将户口优先批给她的兄弟而割脉自杀未遂,然而她从未出现在镜头中,除了她父亲提到过她割脉的事,夫妻二人与其子都从未提过这名家庭成员),蓄意只呈现主观叙事与实景拍摄的选择意味着抛弃纪录片编辑性的“客观公正”而还原另一种“在场”的客观公正。

片中几位人物的先后被抓并释放,以及从中透露出的政府看似对国际媒体的戒心,或多或少都离不开两点:政府眼中的“敏感”和“历史遗留问题”。片中人反复强调记忆的重要性:“遗忘是对过去最大的背叛”,并指出“承认错误对自己有好处。”笔者联想到了香港Para Site近期展览《土尾世界》中的一部录像,全球不同时期国家或企业领导人公开致歉的片段被剪辑成了一部60分钟的影片,其中也包括德国对大屠杀受难者的下跪致歉以及美国对中东战场死难者的致歉发言。接着,我又联想到近日全国范围内因六四周年临近而风声鹤唳,不少公众活动不得不因此改期;近日笔者编辑的一篇微信文章因出现“89”两个数字而被显示“此内容被多人举报”。

这部时间误植、过度煽情的影片,是珍贵且需要被看完的(而非被用来娱乐),其芜杂的细节烘托出不安的真实。让我们假想:如果刘慈欣所描述的三体人“互相思想都是透明的”同样适用人类,那么单纯将成为普遍的品质,而世间也将不再有如此多的故事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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