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谁看？写给谁看

/顾灵，原载于《艺术时代》2015年第40期「当代时间」

“Journalism is printing what someone else does not want printed: everything else is public relations.” George Orwell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的结尾这样写道：“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他们写作动机的最隐秘处，埋藏着一个谜。……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梳理我既往的作品，我发现总是这样，只要我缺乏政治目的，写出来的就是死气沉沉的东西，那就无非是一些层叠堆砌的形容词、毫无意义的语句、辞藻华丽的段落，以及通篇的假话。”对这段话的理解大致有两点：写作者写作多少受虚荣心驱使，只要写了出来，自己大可欣赏满足一番；然而仅止于此是不够的，若要写出“真话”，则必然怀抱政治目的。

随着不同学科领域的日趋专业化、以及学科领域之间的日趋交融，其间的分隔亦日趋模糊。就艺术创作而言，艺术家与策展人似乎越来越被要求成为某种通学家，上知哲学、政治，下通工程、物流，视觉呈现日趋服务于概念阐述而非创作主体。在这样的创作语境中，艺术评论的服务性与消费主义日趋明显。艺术评论在诞生之初即为诠释艺术创作而体现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当艺术创作本身成为概念诠释，则艺术评论的角色易与媒体宣传的功能混为一体。艺术评论若无发表媒介，不论是杂志、报刊、网站，抑或美术馆画册、艺术家图录与理论文集，则难以自立。于是不同的发表媒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写作的属性与意义，且多属传播意义。美术馆前言墙或导览手册的写作服务于参观展览的观众，艺术杂志的写作服务于艺术家或艺术机构，其中大多数写作具有类似新闻的时效性，待相应的展览一过，或艺术家进行新一阶段的创作，则全部过时为文献资料，至于其参考价值，则暂无评判标准。随着微信订阅号所涌现出的一大批原创小众帐号，纷纷贡献着精致而有一定深度的内容，然而其面临的挑战同样也有各路大号的抄袭，与持续生存的商业挑战。而追求每日几万乃至几十万点击的猎奇、追星类帐号，则仍旧遵循着建立榜单与标题党等套路写作，“喂养”着读者。

然而与新闻不同的是，艺术评论少有追索事实真相的（当然这里仅限于当代艺术，关于古典乃至现代艺术的写作仍有探案式对事实真相的追索），即便仍有人坚信不论艺术创作还是写作都与所有创作一样，旨在追寻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普世真理并将之视觉化。本文开篇乔治·奥威尔的引言指出：“新闻（Journalism）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想付诸梓刻的印行：其他一切皆是公关。”新闻界挣扎于渐行渐远的传统记者报道与当今借社会化媒体迅速生产而消逝的泡沫化信息之间。美剧《纸牌屋》的成功进一步向我们揭示内容生产的消费主义，遵循商品根据顾客需求而生产的逻辑，各类内容创作也渐趋呈现出献媚的姿态。一如内容帐号为商业客户度身定制逼格高的软文类内容一样，这一现象已然可以在艺术体系中观察到，年轻艺术家多有效法当今广受市场欢迎的明星艺术家的创作，更有甚者，某艺术家将不同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提取出关键词，分别从媒材、媒介、方式等角度加以概括，编就一本艺术创作的《葵花宝典》。不过，和《葵花宝典》一样，“欲练神功，必先自宫。”那么我们阉割了的又是什么？是定义主体性的自由。

出版于2014年的《如何写作当代艺术》（How to Write About Contemporary Art）的作者Gilda Williams以艺术学生与艺术从业者为对象，撰写了一本事无巨细的当代艺术写作指南，并根据文章体例与风格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且以当今知名艺术作者的文笔为参考，收获了不少“必读”的赞扬。批评家兼小说家Michael Bracewell如此评价这本书：“它会成为对批评写作感兴趣或展开研究的任何人的标准文本，它关乎令我们焦躁不安的‘关于艺术的写作’”。似乎令笔者更感到自然的是这份焦躁不安，而非标准文本。如何做某件事固然有基本的法则规矩可循，然而就像告诉一名小说家如何写作，与告诉一位钢琴家如何弹奏一样，除了习得技能之外，还应铭记Jean Cocteau曾挂在嘴边的“可说的说得太多，不可说的说得不够”的常态吧。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沉浸于某篇乐曲或小说所带来的感动与启示之中的情景：听朱晓玫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演奏者与谱曲者和演奏与录制现场的空间虽然遥远，但仍会一遍遍按下重拨键，将耳朵暂时锁进这旋律的围城。又或，在村上春树的《1Q84》中，主人公青豆听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听出了其中所蕴含的与其命运息息相关的进程感。不论艺术评论是否要将自己作品化，如果寄望其作为一篇写作而独立存在，那么其独立性同样来源于一切创作的初衷：自由地表达，试图传达甚或调动情感，与揭示某种不可见，或许点燃欣赏者的启示。

从这层逻辑上来讲，好莱坞影片或通俗小说似乎比艺术做得更好，而艺术正忙于建立自给自足的市场体制，并向各路涌来的盲目或希望是富于远见的热情敞开怀抱，或为了自身系统而陷入一种茫然而又小范围的、工具性的指向性写作。回过来看，各类媒体关心微信阅读量的热忱、与对发行后杂志的阅读率的一无所知，加上作者应需写作的量化投入，都在呼吁创作的真诚。尤其是在互联网发明以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作者与媒介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创作媒介与传播方式、 资本权力与机制管控越发严密的当下，并非单单为了“生产出新的、更多的来”的创作更弥足珍贵，对艺术写作而言更是如此。让我们回到奥威尔关于对为何写作的自问，如果我们想要写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展览，或一件作品，我们仍是作为一个人与之发生关联，并借助个体经验，以及直觉和文字的敏感性，综合出某种整体感的经验，与读者对话。可以说，这个经验与通过其他媒介所获取的经验应当是平行的，正如理性分析脱离不了感性参数一样，然而这样的过程需要包含交流与沟通的意愿，最好将可说和不可说的同时包含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