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假与艺术：三亚，中国的迈阿密？

三亚艺术季，2015.12.17 – 2016.3.17，海南三亚百花谷

/顾灵，原载于 燃点

“如果摊出一张中国地图，像中国环保部标记雾霾的分布一样去看中国当代艺术的地缘划分，或许会发现除了雾霾重灾区与当代艺术重镇基本吻合之外，就势力范围，霾已经在十年内悄然无息地涂灰了大片疆土。这些亟待开垦的处女田，也就包括今天的三亚。……当纽约人厌倦了切尔西的画廊区，想去海滩和阳光下享受艺术时，他们有了迈阿密。三亚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迈阿密？”  作为评委之一，田霏宇在上一届“华宇青年奖”的画册中以雾霾为喻评价了中国当代艺术中心化的局势，并将三亚与迈阿密作了比较。

与迈阿密相似，除了跃入海中或晒晒太阳、玩玩沙子，来到三亚亚龙湾的人们对沙滩生活的指望或许不过是吃吃喝喝。距沙滩仅几百米的三亚百花谷就是一个餐饮、购物、娱乐于一体的休闲消费区。然而如果要论三亚的主顾，则远及不上迈阿密。它或许是一些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在国内海滨度假的首选，也有不少企业选择在这里的高级酒店举行各种会议。而对这群主顾而言，出乎意料地，这儿还在举办第四届“三亚艺术季”（Art·Sanya）与第三届“华宇青年奖”。对于那些明了巴塞尔艺博会为迈阿密带来了什么的人而言，或许自然会对三亚艺术季打上一个问号。

在北京、上海两大当代艺术中心之外，其他城市的艺术活动也越来越多。不过在去中心化的表象之下，实则是中心区的人对非中心区的一种中心化。三亚艺术季也不例外，其在地性始终缺失，而其参与者，多是当代艺术中心区的核心人物，就连入选艺术家名单及其作品也多是熟悉的。

笔者在2015年12月18日颁奖典礼当晚才到达三亚，错过了典礼，只能从微信朋友圈刷屏补课，并侥幸抓住派对唱K的尾巴，和表演嘉宾左小祖咒喝了一杯淡而无味的啤酒。第二天早起，赶在“思想交锋”讨论会开始之前，看了一遍散落在百花谷多处展厅的2015年华宇青年奖入围艺术家群展“青年的尺度”（听说有艺术家调侃着要把标题改为“青年的耻度”）。

在这座弥漫着热带风情的建筑群中，到处悬挂着蒂凡尼蓝色的展览海报。主要的三个展厅之间相隔一段距离，路过的风景不外乎小肥羊火锅和星巴克咖啡。海风还吹不到这里，但棕榈树和隔壁酒店的泳池表明着这片休闲区的身份。步入展厅，多少有些临时感，不规则的展览空间，同一艺术家的作品聚集在一起。灯光也无从奢求，赶工痕迹外露，保安一如既往地对参观者保持警惕。稀稀拉拉的游客经过时好奇地张望着。

三亚艺术季诞生于2012年，由山西华宇集团与三亚市政府共同支持。以华宇集团董事长赵华山的收藏为主体的张大千纪念展与“千手观音祈福三亚”大型舞剧演出周构成了首届艺术季的全部内容（华宇在山西还创立了以近现代书画为主要收藏方向的山右美术馆）。赵华山之子赵屹松相较其父对古典作品的青睐，更看好当代艺术的潜力与影响力。因而在受命接手三亚艺术季之后，这位喜欢海子的诗的年轻人专门邀请前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担任第二届的艺术总监，在张的提议下诞生了首届“华宇青年奖”。从央美、国美的院长到尤伦斯、OCAT的馆长再到著名艺术家、评论家，奖项的评委奠定了评选的基调。前几届10万至20万不等的奖金在中国艺术评奖届不算是小数目，现已解散的无关小组、在国外屡屡参展的李燎、中国新媒体艺术出镜率最高的徐文恺、首届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得主关尚智都曾是华宇青年奖的获得者。

“华宇青年奖”面向35岁以下的艺术家。本届由皮力、凯伦·史密斯、田霏宇、徐累及张培力五位终审评委选出“评委会大奖”获得者陶辉（五万奖金及展览项目支持）及“评委会特别奖”获得者杨健（三万奖金及展览项目支持）。本届的20位入围艺术家，每位有三五件作品展出，且都有相对独立的展陈空间；当然差异在所难免。从作品面貌上来看，大多是比较熟悉的艺术家的旧作，如刘辛夷的具有较强政治喻示性的装置，关小的素材剪辑视频与雕塑，林科的计算机桌面剧场，王思顺熔铸硬币的立名之作《不确定资本》，于吉就材料的敏锐探索所作的雕塑等；也有一些比较熟悉的艺术家的新作，如苗颖的《文明上网网上文明》，陆平原用刺绣制成的讲述艺术的鬼故事布，张如仪高度形式化的装置与平面作品等；以及一些不太熟悉的艺术家的陌生作品，如来自台湾的彭奕轩所作的环境装置《悠闲的须须》和白板绘画，王恩来用机械充气装置做成的《浪潮》，钟云舒的空间装置等。笔者留意到，入围艺术家中有多名是北京空白空间代理或合作的艺术家，还有已在尤伦斯办过个展的艺术家。

“评委会大奖”得主陶辉以叙事影像为主要的创作媒介，作品《德黑兰的黄昏》中，盛装的伊朗女人念出一段香港歌手的台词，从而反映出在压抑的社会情境中女性共有的遭遇；作品《多余的》则以肥皂剧的方式描述一家三口日常交流及其对社会禁忌的打破，从而触及到当代人的伦理困境。这些带有强烈抽离感与叙事性的短片将日常中的矛盾与张力展现在观者眼前。“评委会特别奖”得主杨健的创作装置、影像都有，在作品《世界监控器》中，他截取无关联的监视图像作为背景，制造了一种现场的混乱感，而监视者又沦为观看的对象；在《谢谢愿你有美好的一天》中，沉重的监控设备被转换成失重的视觉符号。

国内近年来由企业办的当代艺术奖项不少，评委阵容多是圈内大咖，国内外专家多有列席，奖金也普遍颇为丰厚；然而“华宇青年奖”不仅向入围艺术家提供展览平台、为获奖艺术家提供奖金，还为后者提供展览与项目的支持。然而，上一届“华宇青年奖”评委之一、已停刊的《艺术时代》前主编康学儒曾在画册中写道：“今天，艺术评奖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因为评奖恰恰是艺术之外的机制所需要的，评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这样的活动。”  尽管并非这么简单，但也不能说这不是事实。众多艺术家、评论家、策展人、机构总监汇聚一堂，必然能生出一些展览、项目来，不在场的画廊或许已然在背后蠢蠢欲动；得奖艺术家所获奖金及展览、出版支持也是非常实际的支持；入围艺术家都多了一次展示和宣传的机会。

从雅昌到皮埃尔·于贝尔，从艺术新闻到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纵观这诸多奖项，对青年艺术家的关注与推动贯穿始终；然而这种关注与推动，是否在庆祝仪式之外，仍能保留当代艺术内在的批判性？在庆祝的表象下，是资源的置换，是权力的确认，是市场的流动；还是对艺术评价体制的探索与更新尝试，是构建支持新兴艺术家着手突破性创作的平台，是发出不同声音的渠道？在不同资本力量拿出几万、几十万作为奖金的同时，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投入到了活动组织、晚宴、交际、媒体、差旅等一个市场营销活动所需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通常的做法，只是艺术家和评委有时都会被置于一种公关嘉宾的角色。而此种评价方式的滋长或许也将导致年轻艺术家主动的创作趋同倾向。

如2015年CAAC艺术评论奖的获得者于渺在接受《画刊》采访时提到：“有时候我想，某些年轻人真的没有混过社会，不知道普通百姓是怎么过日子，也不在乎当代艺术的气泡外面的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人生经历扁平，作品就只关注自己和艺术小圈子，相当封闭。” 或许评委们也察觉到了这一现象，因而特地在颁奖第二天举办了题为“社会介入型艺术”的思想交锋会。皮力与孙冬冬作为此次交锋会的主持人，先后向艺术家石青、策展人沈瑞筠、策展人鲍栋、资深艺术媒体人陈奕名及艺术家李一凡五位嘉宾发问，长达两小时的讨论会以开题陈述、互问互答、观众提问与总结陈词几个环节构成，触及了艺术与社会的边界问题，艺术介入的方式及有效性，具体社会人群的划分等多个问题。可惜台上的嘉宾中，或许只有李一凡有切身的社会艺术实践经验，并曾设身处地走访过多个相关项目，其他嘉宾多是从概念上来讨论这个非实践不得深入挖掘的话题，因而显得流于浅表。加上活动形式所限，每个人必须在较短时间内阐明观点，而观点不清晰、说话绕弯似乎成了当代艺术探讨的一种习惯。奖项与展览如果只是提示与吸引关注的框架，那么艺术创作的实体本身也应在此种框架中被充分呈现与讨论。

“三亚艺术季”除了“青年的尺度”外，还在百花谷教堂的穹顶空间内呈现了没顶公司的“发明仪式”，这一表演全长40分钟，包含了20余位艺术家不同形式的作品。这种杂糅性的剧场设置把艺术家们各自的作品当成素材来剪辑编排，形成了极具仪式感的现场。又或者，这恰可被理解为是对奖项的暗喻，在同一现场展示、比较一群艺术家的创作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去语境化的形式，一种仪式化的编排。而没顶公司受邀作为艺术季的参（表）展（演）嘉宾，不也恰是对艺术创作主体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有趣映照吗？能够给予个人艺术家关注与行业资源的奖项，去艺术家身份、艺术创作品牌化生产的做法，岂不很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三届“华宇青年奖”20名入围者：陈天灼、关小、韩冰、林科、刘诗园、刘辛夷、陆平原、苗颖、彭奕軒、谭天、陶辉、王恩来、王思顺、杨健、楊沛鏗、于吉、詹蕤、张如怡、钟云舒及朱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