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5.10-6.10，沃夫冈·斯蒂勒(Wolfgang Staehle) ：电视塔

研究与创作是艺术结合（技术）实验从而导向作品构思、制作的一种创作模式，强调以研究（包括文化及技术）作为艺术创作的基本要素和前提，并鼓励以跨界合作、集体思维为生产模式，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纳入艺术的思维和实践之中。 CAC目前定义了五个主要的研究与创作方向：情感网络及体感游戏（以网络为平台，利用EEG［脑电图］、ECG［心电图］和其它基于身体的传感器、穿戴式技术等生物反馈数据，以生产输出扩展式／沉浸式及远程信息处理体验、表演、互动物件以及反应式环境）；生成艺术及大数据（该方向涵盖后端服务器、前端界面编程和基于互联网运作的硬件／物件，通过群集、机器学习和基因算法来利用和处理数据，集中开发实时数据挖掘与拆解的应用程序、生成艺术、交互装置及动态雕塑）；智能影音系统（以增强与虚拟现实、移动技术和／或定制硬件来探究适用于影院、电视、移动设备及其它媒体的非线性、实验性的叙述模式，自主式影音和／或音乐系统从物理及虚拟空间上利用观众介入的动态）；存在主义技术（探讨穿戴式技术、机器人学、交互媒体以及物理计算的使用，并以此检验有关现实的本质和人类感知的基本本体论问题，牵涉到联觉、感官替代及感官增强等）；万物源于比特（研究审美之物通过混杂数字与物质两种形式来达到模拟和表征的概念，牵涉到混合及媒介化现实领域中通过物理计算、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来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然而这些线索并非平行互不干涉，而是相互穿插，所以同一个研究与创作的项目或许会同时与多个线索相关联。例如结合展览“迭加《惊魂记》”所做的工作坊“迭加记忆之景”就是在探讨如何诠释数据并制造图像。艺术家Jim Campbell对影片《惊魂记》的数据平均化处理背后对具体数据生成形态的掌控并无特定的原因，那么如何从由此生成的抽象图像中创造出意义？ CAC研究与创作部主任Fito Segrera为此专门规划了一个公教环节，通过可穿戴设备获取并记录穿戴者的记忆（其注意力、视觉皮层的活动等数据），结果将由算法生成令人身临其境的三维程序景观；在此地形空间中，穿戴者可以用更多的空间方式体验和分享这些被迭加的记忆。整套相关程序为开源码，其他对此类过程感兴趣的艺术家都可以拿到源程序。

在Fito Segrera看来，新媒体艺术恰是对艺术的传统认知的突破，运用技术作为表达情感体验的方式与媒介。借助科学的研究过程及其特定的方法并围绕实验获取结果的精神来进行艺术创作。当艺术家参与技术研发之时，其着眼点不是为了完善技术，而是通过对技术的深入理解，去质询技术，并创造颠覆性的反技术作为新的美学形态、 提出类似“可穿戴设备对人类、对生态，对社会与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将特定的科研方法用于艺术创造，其形态也不局限于物理化的作品，还可以以其他形式，深入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文化及政治意义。

CAC在2016年中推出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展览，每季度举办一个， 涵盖国际媒体艺术家以创造新“化学元素”为契机从而探讨存在与真实之观念的实验性个展，到体验式、极具感官冲击力的参与性展览，以及以知识共享为基础的研究创作成果展，这些展览从很大层面上讲都可以看作是研究所形成的创作。并将与瑞士巴塞尔电子艺术中心联合策划一个群展，该展览计划于2017年春季在CAC展出，并将于2017年6月巡展至巴塞尔。在对接下来的展览规划充满期待之时，我们采访了CAC的艺术总监、资深媒体艺术策展人张尕，深入了解其对CAC的规划设想、尤其是设立研究与创作部及其相关项目的具体考量。

2015.6.21-7.19，乔治·拉格迪(George Legrady)：西西弗之声|切片

Q: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为何加入CAC，做出这一决定的背景与考虑；您身为艺术总监，具体的工作内容是？

A:我因去年（2014年）12月英国伯明翰大学与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AC）合作的访问学者项目担任评委而结识CAC的创始人之一、出资人张庆红的。当时他邀请我加入这个机构，为机构提供学术指导。我觉得CAC在国内是唯一一家专注于媒体艺术的机构，而且自成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好的铺垫工作；如果能比较系统地运作，会有很大的潜力。

我的职责是为CAC规划方向并决定相应的具体项目，包括展览、研究、驻留、公共教育。在CAC原有的驻留计划上，我们增加了一个“研究与创作”的新内容，由研究所带动的创作是一个新的实践方式。另一项比较大的改动就是在策划上试图构建系统性的、内在相互关联的连环结构，而非孤立地去做一件事。自今年（2015年）二月以来，一年来的调整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相互牵动补充的机制。

Q:“屏幕作品系列展”引介了不少国际知名媒体艺术家的代表作品，年代跨度比较大，展览同期机构也做了充实的资料整理工作；此外,作为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平行展的“电子世界的民谣”，则集中呈现了中国青年一代媒体艺术家的创作动向，其呈现方式同样以屏幕为主。请问从展览视觉呈现的角度，为何都以屏幕为主？请问从此呈现方式可否反映出您在媒体艺术策展上的一些倾向？两个项目的策划初衷与预期分别为何？两个项目对机构的总体策划又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A:我今年二月接手时，距离四月份的展期时间已经相当紧张。当时策划“屏幕作品系列展”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影像在中国做得比较多，它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已经比较广泛地被艺术界和公众所接受；但与此同时，影像艺术并非局限在叙事、记录等比较传统的录像艺术范畴内。我觉得需要介绍以其他影像形式出现的媒体艺术。我认为媒介本身并不仅是工具，而是构成人们观察方式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因而他也具有很大的政治性。当你拿相机拍照片、录像机拍录像，首先你的视角就是镜框；也就是说，工具带给你的一种给定的、限定的可能性。那么如果艺术家只是拿照相机或者录像机去拍照、拍片子，首先他/她的视角就是一种被媒介制造者、发明者所给定的观看世界的方法，也即某种意识形态。在新媒体艺术创作领域里，有许多艺术创作恰恰在于打破工具给定的局限，去重新发掘或者创造新的可能性，从而建立个体的审视世界的角度，其切入点可以在硬件、也可以在软件、也可以同时。当时我在规划首个展览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实现这一部分的工作。另一方面，做屏幕展览对后勤的要求不是很大，能够比较灵活地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做起来，但就像我刚才所说，它们并不都是简单的录像、摄影，而是像你看到的这几个已经发生的展览，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媒介、或者以媒介自身的意义来重新构成内容。

至于预期效果，我们也看到了若干篇评论。展览同期我们还组织了工作坊，与观众形成互动，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展览。通过公共教育项目，展览的渗透力与知识分享得以更好地体现。

2015.7.26-8.26，马丽娜·朱可夫(Marina Zurkow) ：市郊贫民窟

“电子世界的民谣”选择屏幕作为主要的展陈形式亦事出有因。我受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主办方的邀请，担任新媒体艺术顾问，为之策划网络内容。我们希望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展示年轻艺术家如何运用新的媒介、尤其是网络，作为一种“虚拟视窗”（virtual window）对现场实体进行补充。威尼斯的展览现场设有一台ipad，通过网络呈现作品，每月远程自动更新内容。这一系列中，沈莘的作品不仅限于屏幕，而是两个现场的组合：在CAC的空间所设全息图像装置的背景资料来自威尼斯的展馆现场的视频流；此外，叶甫纳的作品也有现场互动。

Q:在您看来，如今国内的社会与文化环境是否有利于、或者会催生出具有怎样创作趋势的媒体艺术家？请结合您在国内策划媒体三年展以及电子艺术节的经验来深入谈谈？

A:2004年，我刚开始同清华大学一起在中华世纪坛策划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时，只有录像作品。十年以来，我认为有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最近若干年，参展作品不局限于屏幕和录像，还包括有生物艺术、远程装置、互动创作等等。 不过放在国际媒体艺术的大环境下， 国内媒体艺术无论在宽度还是广度上还都有待期望， 包括艺术家思考的问题、介入的深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拓展。之前我在清华大学所创办的艺术与科学中心媒体实验室，就希望通过组织中国艺术家去海外驻留来拓展艺术家的视野，推动国内媒体艺术的发展。陆扬， 吴珏晖，蒋竹韵等艺术家都参与过这一驻地项目，而其所合作的国际机构包括ZKM、V2、eyebeam 等重要的媒体艺术机构。CAC这样的公益机构可以让我们来更有系统性地把事情做得更充实。

“研究与创作”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要强化艺术家介入技术本身的研究并将创作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我邀请了我过去在纽约的学生Fito Segrera担任新成立的“研究与创作”部门的主管，他是一名技术能力非常强的艺术家，很有研究经验。他来了以后，研究和创作的部分得以逐步成型。为了配合研发，我们采购了不少硬件设备。首届研究与创作国际驻留得以启动， 以三万美金的高额奖金公开征集方案，此种支持力度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CAC以大投入和长周期来扎扎实实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力图使技术研究为创作提供新的可能性，并设定了五个具体的“研究与创作”方向。举个例子，艺术家构想要同时表现不同地点的情感的固化形态，那么实现的方式可能是运用远程通讯技术去获得现场的视频，持续记录人群的运动速度、脸部表情等数据，再运用特定的算法来分析这些数据，并最终将这些数据作为视觉内容呈现出来。由此就实现了把感情变换成一种形态，而其实现过程需要开发特定的数据分析程序、算法、硬件、软件等。这一从想法到实现的过程也就是研究与创作的过程。

2015.9.6-10.4，卡西·瑞斯(Casey Reas) ： 毒素检测

除了前面所说的研究驻留奖之外，今年已经启动的“艺术&技术”实验项目（ Art&Technology@）也是在这一设想下的另一个大胆的尝试。“艺术&技术”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由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发起的“艺术与技术项目”的更新，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来带动艺术界对媒体艺术的认知并拓展新的创作可能。刘小东作为这一系列的首位合作艺术家，届时将会以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展示他的“媒体艺术”作品，计划展览将以双个展的形式同另一位国际媒体艺术家同时展出，我们考虑先与成熟艺术家合作，再扩展到年轻艺术家。

这也可以说是策展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我以前做的展览规模都比较大， 多是从宏观的角度谈探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目前这些个案形的策划，在很多成面上是和艺术家深入沟通，密切合作的过程，希望从个案中引发出大的思考。

Q:作为国内少数专门致力于媒体艺术研究、展览与推广的机构，新时线如何挖掘新生代的媒体艺术家？作为机构如何在不同阶段规划哪些不同形式、不同内涵的项目和活动来达到哪些预期目标？

A:首先要考虑的是，CAC作为专门投入媒体艺术的非盈利机构，其最大的关注点应该是服务社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投入这么大来做研究与创作的部门以及相应的许多讲座与实验性很强的工作坊。正是通过这些活动与项目，我们才能让对媒体艺术感兴趣的艺术家和公众对媒介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使其在研究过程中产生创作。这可能是新的模式。

2015.10.12-11.11，吉姆·坎贝尔(Jim Campbell) ： 迭加惊魂记

CAC将展览、奖项、工作坊、驻地、专题讲座等有机地串联在一起，这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让公众能对媒体艺术有更直接的切身了解并参与进来，以调动他们对媒体艺术的兴趣。当然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对这方面感兴趣，这次我回国探访了不少艺术家的工作室，他们虽然作品未必成熟，但热情很高，在进行多方面的尝试。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内的年轻艺术家其实都在海外受的教育, 视野较为旷阔。我们也希望CAC能为这一群体服务，成为国内外媒体艺术人材的一个集合点。

以公共教育部分的工作为例，CAC开始了与Leonardo/ISAST（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艺术，科学与技术协会）合作的 “列奥纳多艺术科学技术”系列讲座，首期规划为三年，涵盖的话题范围相当广泛，从媒体文化到对技术社会的思考。 我们将邀请许多学者、研究者从多方面来探讨媒体艺术的历史、现状、研究、形式各方面的认识与解读。今年来了两位嘉宾，明年会请来四五位。我们还计划做完上海之后巡到央美，达到跨区域联动。这一周期做完了之后，CAC将和Leonardo合作将讲座系列编辑成书。由MIT出版社出版。

Q:新时线的驻地项目自创立之初就稳定开展，可否展开来说说驻地艺术家如何遴选？以及驻地期间如何开展并最后呈现相关研究？驻地这种形式可以如何促进艺术家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将驻地和奖学金联系在一起时？

A:我们的驻地项目有两条线索：海外艺术家在CAC的驻地，以及中国艺术家在海外的驻地。先前CAC的主要合作方是荷兰的V2 ， 形式是短暂的探索性驻留。自从研究与创作专项成立以来，我们就将驻地项目纳入了这一框架, 使驻留成为研究与创作的实施过程，经费也有大幅度提升，驻留暨研究创作奖金3万美元，希望能以这样的形式挖掘既有艺术敏感性、又有很强的技术背景的艺术家。首期的 open call 我们就已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相当多的申请。该奖项的评审小组由CAC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Fito Segrera组成。居住于柏林的德国艺术家Daniel Franke获得了这一奖项，他将来到上海驻地一年，并配合我们的研究与创作部门参与具体工作，最后以作品及论文的方式来展示成果。这一项目也将密切融入公共教育。至于中国艺术家去海外，这一方面我们还在重新做评估，希望也可以有所调整，更好地利用相应的资源， 更大地发挥效应。

2015.11.22-12.26，阿尔与阿尔(AL and AL) ：星际特斯拉

Q:第二届网络艺术大奖也在今年落户新时线，您如何看待奖项作为一种支持艺术家的形式？在评选方面有哪些特别的考量？如何确保甄选范围、评选标准又是如何设立的？

A:“网络艺术”可以说是20世纪最后一个大规模、运动式的艺术现象，同时在国际多个地区发生。进入21世纪，网络作为一种常见的沟通形态，其内容、关注点也在发生变化。网络艺术的定义，其实不仅局限于浏览器为平台的艺术，如今一切都在联网中， 包括物理空间和物件本身；我们与Rhizome共同发起这一奖项之初，就在探讨什么是今天的“网络艺术”。Rhizome以前是独立机构，如今附属在纽约新美术馆下作为专门拓展网络艺术的分支。今年我和 Rhizome 策展人都退出了评委会，希望发起机构不要太多先入为主地界定网络艺术，而是由三名独立评委来拿主意。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其中包括美国惠特尼美术馆媒体艺术策展人Chrissie Iles以及两名网络艺术理论家。这个奖项首次公布时，在Rhizome网站的点击量超过两百万，国际很多艺术媒体都给予了报道，可以说在艺术界的传播是很广的。网络艺术相对主流的艺术还是边缘化的，作为一家非盈利机构，我们有义务来推动其发展。

近年来“后网络”一词很火，但我觉得这一提法值得商榷。网络尽管如今无处不在，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仍然是个很短暂的存在，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中，我认为还谈不上“后”。网络是一个技术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首先它是一个技术现象，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只是一个起步，计算机的大众化使用不妨说是在苹果于1984年推出个人电脑后才逐渐形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完全只是刚开了个头。互联网虽然发明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但其真正成为大众媒介， 及商业应用只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看，当初的网络是个杂乱的，也可以说是个民主的空间，今天完全是个被规范的社会，文化及经济场所，我们也很难预测不断发展的技术可能给网络带来的另一种颠覆性的变革。今天的文化及艺术似乎热衷于“后”话语逻辑， 这是和后现代一脉相承的思维 。我以为急于将网络文化历史化(historicize) 过于轻率，因为我们还身在其中， 而且将会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之共存 “前后”的概念在技术时空的同时性中似乎失去了其固有的意义。所以我们把扶持网络艺术的发展作为一种使命。

2015.5.8-6.7，沈莘：“工作的旋律——对你也许意味着更多”

Q:您大力促成了新时线与ZKM、白南准美术馆和日本ntticc形成四馆联动，旨在通过交换驻留、展览展示等方式，培养、选拔并推广四国的青年媒体艺术家。请问具体工作会如何展开？您认为这对新时线在全球媒体艺术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会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A:我们四个机构已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已于2015年11月30日在首尔正式发布这一消息。这个平台将为新晋艺术家在国际上不同的场所展示和进一步发展提供机会。项目名为“四个屋子”，每年由四个国家的四家机构邀请若干策展人、批评家来提名艺术家，各个国家的入围者在两至三名之间，进入第二论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四名艺术家在四家机构巡回展览，群展或个展的形式我们还在考虑。除了展览，还有驻留，大大有利于对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和培养。CAC相较于其他三家机构，是比较年轻的，这一联盟也将使CAC的工作可以更加规范化地融汇到媒体艺术的国际语境中去。我以为，CAC虽然立足于上海，她应该是超越本土意识的机构，因为媒体艺术所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艺术认知和文化思考。

关于张尕

媒体艺术策展人，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列奥纳多从书编委（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成员。

他曾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访问科学家，帕森斯设计学院（纽约）副教授。在他众多的展览项目中，作为艺术总监和策展人，策划了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文化项目“合成时代：国际新媒体艺术展”以及 “延展生命”（2011），“齐物等观” （2014）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系列。

张尕担任评委和顾问的项目众多， 如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林茨）、 VIDA国际智能艺术奖（马德里）、富兰克林熔炉基金会“现在的未来”奖（纽约），以及洛克菲勒新媒体艺术奖（纽约）等。在20世纪90年代新媒体艺术的萌芽阶段，张尕在纽约组织了有关新媒体艺术及文化的系列论坛和沙龙。2004年至2006年，他共同组织并策划了第一，第二，第三届“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暨论坛”，将国际新媒体艺术的前沿实践介绍到中国大陆。张尕应邀在世界多地参与过诸多讲座及演讲，其中包括在墨尔本召开的“重生：媒体艺术、科学和技术史第三届国际会议”（主题演讲），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东京国家艺术中心，苏黎世美术馆，圣保罗州立大学（主题演讲），南澳大利亚艺术博物馆（阿德莱德），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他编辑的文集和发表的论文分别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利物浦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多家机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