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t before a Screen and Dreaming

From Randian, by Nora N. Khan, Translated by 顾灵

弓身屏前做着梦

前卫作曲家、艺术家托尼·康拉德(Tony Conrad)上周去世了。他“论发现”的一段话被收入多篇讣告中:“感觉我工作在某个不太能清晰定义的领域时,我就会受到巨大鼓舞。因为这意味着我找到了某种重要的、且尚未被认识的东西。

我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和编辑、艺术家、音乐人网络通话。通常,是为了讨论一篇评论或小品文,或是为了采访,又或是为了达成一项长期合作。我别无选择,只能在线与他们见面;他们身处世界各地:贝鲁特、卑尔根、迪拜、北京、拉合尔、台北、开普敦、柏林、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其中一些人很成功,但和他们聊天你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另一些人刚开始他们的创意生涯。其中一些人聊过一次就熟了,而另一些则在多年交流后仍像陌生人。但在我听来,他们说话的语调几乎都是一样的:直奔主题,显得急迫而无情。

Spiros Hadjidja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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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os Hadjidjanos, “Network/ed Pillars”, installation view, 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 Berlin, 2016.

在发了一堆邮件、便签、留言与短信后,我们爬上Skype聊天,无意间透过门后瞥见他/她的世界。有些人像我一样,在昏暗的房间里坐或跪在屏幕前。有些人在狭长高顶的卧室里永远亮着灯。还有些在工作室里干活,灯光如洪水般涌入空间,透过窗户还能看见外面桥上驶过的列车。也有些在学校、市立图书馆和我通话,还有一边走路一边和我谈的。每次通话结束,我就会想像他们在各自的城市中行走的样子。更有从来都登录不了Skype的,并且很惯于打字聊天——就像一个鬼和另一个鬼讨论抽象一样。

无数文章讽刺过:不论我们在数字时代与他人多频繁紧密地联络,却仍感到孤单、与世隔绝。而更有趣、丰富的作品,比如Navneet Alang有关文献及其霸权的创作,则暗示了当今的个体,是如何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网络上,并施展分身术将自我投射在多个全息自我中。Alang并未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找到自我的感知,发现自我被悬置在延展、静止的时间中;这是因为在网上受的伤可以随时检索、修复,在网上发生的每段对话都有记录可循,任何话不投机都能容易地重访。

Ben Schumacher,

Ben Schumacher, “To be titled (boat with John Keenen)”, boat, Shrinkwrap, chair, Ikea light in original packaging, cable management unit, cables, leather, bronze cable management brackets and vinyl, dimensions variable, 2013.

我认为,这破碎的自我可以通过一种仪式化的努力——努力保持牢固并流畅的远距联络——来获得解脱。这是一种具有鼓舞性的、而非削弱沟通的努力。我回归到这种努力,将其找寻出来,因为在它的韵律里,有着特别的喜乐与能量。简而言之,我想描述这种喜乐,它是这些远距联系形成过程中生长出来的,沿着海底的光缆逐渐明确。

为了如实描述这种喜乐,且让我先回到“语调”(tone)来说;朋友与伙伴都共享着一种语调。“语调”携带着尚在他们脑袋里滚动的秘密,一个半成形的想法。而将这些个人的想法带入“虚拟圆桌”,谈论它们,这让我很感动。而令人惊叹的是,和一位他们从没一起吃过饭的陌生人分享这些想法背后所寄予的信任。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相信她也会那么做。

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越洋通话,因为另一个人为一个房间里的一张图像——一幅画,一幅剪贴,一座雕塑——写了一些文字。另一个人看到了这些文字,了解了这张被描述的图像,这些文字击中了他们内心的小靶心。这也令人惊叹;不可思议。

也可以这样想,线上交流非但不是廉价的、唾手可得的、可有可无的。反倒显得更珍贵。线上交流可以带给人一种稀有的快乐,因为他们与这的复杂媒介所包含的极端与多产的界限紧紧绑在一起。

Ben Schumacher, “Gluten and Bondage” (detail), 2014. Courtesy of The Moving Museum, Istanbul. Photo:  CHROMA

这种快乐的一部分是假想出来的,如果我们把全息视作一种创意构建。朋友并没有坐在身边,但他的声音、姿态,我都能用想象带进对话中并充盈他的存在与在场,他的意图与感受。我必须想象他,思其所思,始终注视着他作为一个人的自我挣扎,以及他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失望。我必须思考我的朋友,将其作为冥想的对象,探究她何以为她,她,去理解她所分享的视野与愿景。

我意识到这里面还有细微的色诱兴奋。在日常经验中,平凡的真实的“自我”(尽管虚拟自我当然也是真实的)实在与投射在这些屏幕上的“自我”相去甚远,而想象我朋友在真实生活中的平凡自我则会带给我一种细微的色诱兴奋,想象我朋友在想些什么。我朋友弓身在屏幕前,做着梦。

更深刻的喜乐在于:困难摇摆的与世界另一头的某人讨论一个抽象的观念。我发现距离驱使想法剥去外壳、凝聚成更坚固的内核。少了花招、托词与欺瞒,双方都要使劲,不然就成不了事。理念必须讲得很清晰,直指内心。如果他们做不到,那么他们只能重新整理思路、剖析条理、换个论述形式,直至能做到为止。我很认同Tony Conrad描述的那种时刻——充满困惑与畏惧的一时失语,失去了表述的能力。我和一些世界另一头的人聊天时,他们往往想在谈话中冲入最危险、古怪且阴暗的域界。我想起一篇《巴黎评论》中的文章,写的是芝加哥的居民爱上了冬天,并解释了为何他们的爱能持久:只有一种真实的感受能够促使他们在最苦涩无情的寒冷中跨越空间。同样地,只有够新、够生涩的想法才值得投资时间与一个陌生人交流。这种握紧想法的感觉就像爱情。

喜乐是经久的一段过程,需要被保护、呵护与更新。这过程的开头有点像是这样:我听到你以清晰且深沉的感受在描述一种新的感知。我联想到一头扎入海中潜到海底修光缆,信息数据包就在这些光钎中来回传递。

无数想法在海底滚动穿越,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它们从一户滚到另一家,从我的住处来到你的所在,渐渐裹上色彩、实体与形式直到它们聚合成有形之物。我希望你会把它带到家里,为它上色,并绑上包装带细心装饰,为其注入你所有的希望与意义,把包围着你的虚构过滤提炼进去。你把它带回水中,轻巧地抛回给我。这过程一直持续直到我们之间形成了一条线,这条线被织进一张大网中,安全,给予人安慰。这张网会被埋在另一户的房基底下。

想法是我们可以一再回归之物。这就是喜乐:调拨一则横贯太平洋海面的声音,希望对岸的某人会听到。

Ben Schum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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