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邸》杂志写的周力和杨勇
周力：纤线千钧
/顾灵
导语
她画画，做创作；也教书，在广州美术学院带油画本科；还热心组织公众面向的艺术项目，从给深圳机场做的移动美术馆提案、到华侨城欢乐海岸的盒子艺术空间、再到今年九月底刚开幕的顺德美术馆；她还是母亲，是人妻，她的丈夫任克雷曾经主持华侨城集团并积极推动华侨城发起的美术馆与相关的艺术展览、研究与活动。
正文
《ArtReview Asia》今年再次为上海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策划特别展览单元，周力的大型全新装置空降龙美术馆西岸馆旁侧临江的空地上。这组体量巨大、相互嵌套的黑色不锈钢圈，以如笔画般的微妙变化将空气转为画布。“公共艺术就是要和公众发生关系。”穿行于这些结构间，体会线条在不同视角上的形态变换。对熟悉周力画作的人来说，其画面中轻与重的平衡被巧妙地代入立体空间，如烟似带的圈形与黑色金属的沉重质感被颠覆调和。这是周力继余德耀美术馆的个展“白影”和北京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生生如环”后今年的第三个“大动作”，也是她停了十年没做艺术之后有目共睹的厚积薄发。
2003年，旅居法国八年后，周力正式回到深圳，这座她自小就随家人定居的城市。由于家庭和对自己创作方向所持的疑问，周力做了一个决定：中止创作。对艺术家而言，创作的状态因人而异，有像迈克·克雷格–马丁那样的劳模，每天去工作室上班一样待足八小时甚至钟爱加班，也有像吕克·图伊斯曼那样每周就去几个小时而花大把时间看书看电影。对一位艺术家而言，除非像顾德新那样把公布不再做艺术作为一种针对艺术系统的宣言，不然主动选择停下来、不创作了，总让人觉得是对生活的某种妥协，以及所谓创作灵感的枯竭。然而周力并非如此，这段时间让她静下来重新看待艺术，看了大量的欧洲美术馆，深入了解西方艺术史，反思艺术的价值，并归结出“轻、薄、空、透，直达最后的灵”。所以艺术从未远离过她，而她对艺术价值的反思也一直持续至今。
重回创作，周力不是直接回到绘画，而是从公共空间的大型装置开始。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她的大型装置《尘埃—蜕变》（2015）成了所有到达深圳的人对深圳的第一印象。大多数人或许只记得持续切换梦幻打光的茧型雕塑与蝴蝶形装饰，但对我而言，构成这些形态的钛合金线才是作品的主体，无数泛着银光、相互缠绕的纤线远远望去仿若用蚕丝书写在空中。周力的父兄都是书画家，她从小浸染在中国经典美学中，“绘画脱不开书法”，把庞然之物做得如此轻盈，即周力的妙法，也是她绘画中时常探讨的母题：轻与重，大与小，远与近，柔与硬，浓与淡，自由与束缚，全都不是相互割裂、而是融化流动的液体。“马远画的水我看得比较多。”反复出现在她画中的圈与线仿佛在柔水中浮游，而这直觉性的观感仍不妨碍懂行的人观察到绘画底层的严谨结构。“你知道，就像音乐一样”，内在严密，外观疏松。
周力的画很能让人想要主动亲近，她也相信，艺术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而不具有侵略性。“艺术可以改变生活，改变周边的人。”对绘画的美的敏感，也渗透在生活日常中，“我一直说，艺术就是生活。”她先前在华侨城创意园的工作室用了五年，有个超大露台，层高也高，但她的画尺幅大，放在偌大的空间里，空间反倒嫌小了。华侨城本就是深圳的一片绿洲，绿化覆盖率最高，与高楼密度堪比香港的福田CBD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罗湖都不一样。在老厂房改建的空间里，极速发展的深圳似乎与这儿没什么关系，这儿是她自在创作、自在生活的地方。她爱明式仿古的家具，早年收过几把深圳名家伍炳亮的草花梨木椅，“那种线条让人看着就是舒服”。朋友的作品喜欢的她也会买，比如广州艺术家卢麃麃的几把改造过的老椅子。周力接下来的新家和工作室都是她自己设计，注重空间留白，但也不至于太素，因为她说自己曾经试过一段时间的极简，就是除了必需品什么都不放，后来觉得还是不行，还是要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才有情趣。”新空间用砖铺地，特别之处在于砖面上有浅浅的木纹。她也很喜欢首饰，在法国的时候就经常逛跳蚤市场淘小配件。她有一条鎏金小鼓夹碧玉的项链，就是在意大利淘来的。今年8月26日的“美丽中国”发布了她为周大福特别设计的一款蝴蝶型的挂件、胸针，内嵌有爱心和四叶草的造型，选料是白金镶钻石和蓝宝石。说起是否对蝴蝶有种情结，她笑说这是有出处的。“蝴蝶在苗族象征生命力，是万物之母，有重生的力量，而且它们又异常美丽。”
和蝴蝶一样，周力的活力是很能感染人的，但又是安静而内敛的。她有着湖南人的直爽性格，留着比板寸长不了多少的利落短发，常穿松糕运动鞋，因为走路快还显高，舒服。她是那种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的人，也知道如何取舍。对品质与细节都有明确要求，“其实就是喜欢美的东西”。做大型装置需要盯着工厂的工人，她说有时候就得骂，“不骂他们就不把你的话当回事，出来的东西就根本没法用。但合作时间长了，工人就慢慢知道这些要求的道理，配合上也就顺一些了。”
对做工要求高，对自己的画更甚。周力画里的线条，虽有颜色，但在视觉上又几乎像是透明的。比如画中采用淡淡的荧光色，以此丰富画面的层次，同时，用刮贴工艺做的圈与线的边缘光滑，一以贯之其独特的立体空间场域。“我会和这些画说话，你别笑，真的。”这些画在创作过程中像是被散养着，每张从起稿到完成最起码半年，其中很多时间都只是放在办公室让她看，让她能与之交流。
作品的创作需要浸润时间，学会如何欣赏亦是。周力相信文化艺术的观赏是需要“养成”的，审美需要训练眼睛。去年她带学生到上海“下乡”，正好赶上龙美术馆的奥拉弗·埃利亚松和余德耀美术馆的贾科梅蒂两档展览。“有学生半途出去抽烟，说太激动了。这些东西现在对他们的影响我不好说，但十年之后肯定会显现出来。”而她在欢乐海岸设立的盒子艺术中心则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和广美、国美、央美、川美等艺术院校合作，在此展示学生们的创作。“他们因此要去考虑作品如何展陈，观众会给出怎么样的反馈；但更重要的，他们会在这样的契机下去反思自己创作的价值，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做的。”除了独立的展厅，还有可移动的小型盒子展厅，放置在购物中心里。周力将之称为移动的美术馆：“它不影响购物中心的安排，因为底下带轮子可以移动。它出现在那个环境里，一般的人可以乍一看会觉得突兀，觉得怎么这个东西很奇怪。但多看几次，时间长了，我相信人都会有感觉的，对美的感觉，是可以这样慢慢改变、教养的。”
在个展“白影”时，常有观众坐在现场久久不肯离去。展场全黑，只有打在画作上的灯照亮沿墙的局部空间。展厅还铺设了吸音用的地毯，特别安静，除了现场播放的胎音和观者自己的呼吸，没有别的声音。“绘画在我看来仍然是非常个人的一种创作媒介，是有情绪在里面的。一个画画的人首先要曝露内心，给别人看自己的画，有点暴露隐私的感觉，就像给别人看自己的心。让人面对艺术家的真实，同时也面对自己的真实，我相信艺术有治愈的功能。”
杨勇：火柴盒里的云彩，酒杯里的大海
/顾灵
华侨城创意园北区，旧厂房改建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夺人眼球的画：F1赛车手的近脸特写，色彩明艳。前不久，为了准备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这里变成了临时的展览筹备室，策展人侯瀚如与都市实践的刘晓都和孟岩，再加上徐坦、鸟头等一众参展艺术家，在这儿讨论年底会在南头古城举行的第一届在城中村办的双年展。杨勇带领一个小而精悍的美女团队，经营一家名叫上启艺术的公司，专门做大型艺术活动的策划；仅今年一年，上启团队就包揽了深圳的三场双年展。
“别人总说深圳是艺术沙漠，但沙漠也是一种生态啊。沙漠里的一棵草，肯定比热带雨林里的一棵树的生命力更顽强。”杨勇拿出一瓶单一麦芽威士忌，说一会儿带去私房土菜配猪尾巴喝。墙上挂着另一幅他的与摄影关系亲密的画，一男两女躺在沙滩上裸露着小麦色的诱人肌肤，画面里荡漾的直爽的性感让人想起他的成名作：那些直视九十年代深圳街头青年的快拍。带着《青春残酷日记》和《浮光掠影》，杨勇的名字出现在“不合作方式”（2000），出现在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2003），还出现在2005年10月1日出版的《南方都市报》之《深圳杂志·文化深圳》的头版头条。身为当届“深圳小姐”评委，杨勇提点“美女要自我，要自省，应该安静，不要目露凶光”。要是当时有微信，这条一定十万加。
从拍美女到做选美评委，不过十年。1995年12月14日，从四川美院毕业后在老家重庆待了半年的杨勇打算来深圳，20岁的他用卖画所得买了一张机票。落地前，这座城市在他的印象里是家中小阁楼墙壁上贴着的香蜜湖游乐园海报和被他私藏了的《乘机指南》。“新，陌生，没规则，没拘束。”杨勇曾用“亚洲的全球化缩影，像一张高速浮躁的白纸”形容深圳，在这张白纸上，他想画画却材料太贵。初来乍到，住在莲花山冬瓜岭安置区的临时建筑里，杨勇先后去了《深圳特区报》和《证券时报》做美编。一天，他从路上捡到一台“理光”相机，于是这台“理光”成了他当时唯一的创造工具。2006年1月23日出版的《南方都市报》之《深圳杂志·人物时代》列出了影响2005深圳的20位思想者，其中，一个把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与瓦格纳的《众神的狂欢——女武神》磁带放入南漂行李的人，因其镜头下的深圳人而与马化腾、梁文道、窦文涛等同登此榜，还上过好几期《周末画报》的名人专栏。
这些报纸如今都已略微泛黄，杨勇也不甘只做封面人物，他带领上启艺术团队做了一份报纸，叫《上启现场》，一方面介绍双年展的内容，一方面也是介入内容生产的一种尝试。媒体之于艺术传播所扮演的角色近二十年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杨勇90年代从《世界艺术》杂志第一次知道吉尔伯特和乔治，从《江苏画刊》第一次知道了威尼斯双年展；如今网络让纸质媒体在资讯类的信息传播上远不及线上媒体、微信微博，做一份形式上相对传统的报纸对他来说是一种与城中村接近的发声渠道，也是为了在展览之后集结成册作为出版文献。
与如今政府、企业争相办艺术公众活动的热闹相比，搞艺术在九十年代绝对算小众。“那时候叫前卫艺术”。1998年，职业艺术家杨勇搬到了一家湖南菜馆楼上的单身公寓，那时国内许多艺术家第一次出国，凡是从香港出入境的，都会来深圳，其中大多数都会是他家的沙发客：栗宪庭、邱志杰、徐坦、宋冬、洪浩……2000年，他和几个朋友合办了“促进社”，在深圳物质生活书吧频繁搞活动，欧宁的缘影会也会在那儿做放映，艺术、文学届的人都会去那儿做活动，很快发展了七八十个固定会员，其中还有颜磊、仓鑫等艺术家。那还是一个没什么画廊、美术馆、艺术中心的时代，大家对看展、活动也没什么概念。但就是那样的环境，还是在深圳，沙龙也做了四年。2005年，他参与了深圳雕塑院的“进行时”展览的策划，八十多个参展艺术家，没有预算、只有场地，全靠自己张罗。当时珠三角已经有了一些专门的文化艺术空间，广州有维他命和博尔赫斯书店，香港有para/site，杨勇和都市实践一起到华侨城创意园的E6栋做了个E6 Space，开始把重心放到建筑和设计领域，也就有了后来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最佳实践区的深圳馆。那是之前大多数时候都是作为个体艺术家独立创作的杨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其他人共同工作，探讨了深圳这座城市的伤疤与自我愈合。如今创立上启艺术，集合了他之前的种种经验，如何在尊重创作的前提下和商业、社会连接，如何面对不同的观众、机构、政府、企业等等，都有比较清晰的方法。“社会和企业对艺术的接受度越来越宽，连接越来越多，所以艺术提升生活的概率也越来越大。”
“八十年代刚有深圳的时候，深圳就是敢想敢干，文化对这座城市而言就是打工文学，还有各种牛逼的诗人；后来因为深圳印刷业的发展，印刷需要排版，于是平面设计起来了，也就诞生了雅昌这样的机构，并慢慢开始有了艺术、绘画；到2000年后，城市有了更大的发展，盖完房子大家就逐渐有了城市的概念，所以开始关注建筑、城市化之类的主题。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脉络，现如今，买我画的藏家有公关女、也有装修佬、还有IT男。”
在中国梦的集体宣传中，深圳梦可算做得最早。这在他看来，曾经是一种压力：“以前从家乡来深圳的人，都背负着一些沉重的抱负，或者说期待吧。到深圳就是为了实现、得到一些什么，为了出人头地，赚了钱就走。现在来深圳的这批年轻人更轻松，没那么多包袱。”杨勇曾经离开过深圳去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那次离开也让他对深圳人有了更多思考：“深圳，多元、包容、开放；”乍一听像深圳政府的官方宣传，杨勇却深以为然：“没有哪个地方像深圳一样，有那么多类不同的人，分别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价值观，彼此的世界不懂，却都在这里。”深圳是东西走向，罗湖、福田、南山、蛇口多中心，后起直追的大鹏、龙岗、宝安等新区一个比一个野心勃勃；每个区域都独具特色，人群也有鲜明差异，但有一点是一样的：“95年到98年，我和街头青年聊天，大家都会问你从哪儿来？现在大家都不问了。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外地、本地’概念的城市。”
第一次去杨勇家做客时，认识了他养的一只额头上写着王字的灰猫。私下里与熟悉的朋友和猫在一起，他就自然回到一种放松自在的状态。从架子上塞满的古典音乐和艺术画册里随便抽一辑出来，便可唤出片刻惬意时光。“我喜欢早上起来一个人听钢琴合辑。”从一个人创作到带团队干活，杨勇对个人与公共空间的理解有着一份怀旧的诗意：“崔健有句歌词：’火柴盒里的云彩，酒杯里的大海’。我觉得，酒杯就是个人空间；云彩和大海，就是公共空间。”
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