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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Lee: Information, the skin we live in

Mark Lee:信息,吾栖之肤 原载于 端传媒 我们同时生活在多个时间:16世纪、20世纪、1980年代、1990年代与新世纪并存。 我们同时生活在多个地点:洛杉矶,罗马,堪培拉,上海,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城市。 我们同时可以是不同的人,男女老少,都可以是自己。 时空与身份的同时并存,既在网络上,也在网络下——网络与现实互生,这就是当下的“真实”。此种真实中,艺术家的创作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一直都在变化。偕同人类有史以来经历的种种技术与媒介转变,艺术时而是镜子,时而是预言,时而是编辑,时而是问号。 在这个系列里,我们关注当下那些将网络作为互生现实的国际艺术家们。从图像生产,到影像剪辑,再到视觉消费,从网络审查、言论自由,再到信息安全;期望他们的故事让生活在网络中的你,对自己、对网络、对真实,都有新的看法 ——作者 Marc Lee作品《一万座移动的城市》。Marc Lee提供 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下线。但是,如果哪天没得选择就真的糟糕了。 莱茵河徐徐流经瑞士小城 Eglisau,两岸青山白雪,空气清冽。前年冬天,我去苏黎世玩,顺路到此拜访艺术家 Marc Lee。2011年,他因李振华策划的“行动与录像”瑞士艺术家系列交流项目来到上海,我们就是那时认识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却有本事搭长途汽车、再转船、转车、再转船去了象山附近的一座桃花岛,还在当地渔民家里住了一晚,一起吃了饭;据说海水还是蓝的(可见够远的)! Lee 先后在巴塞尔和苏黎世学习美术及新媒体艺术,2002年毕业。Lee 求学期间就创作了一件关于网络智能的作品 NUN,纵横流动的极简数字形态象征着一个与真实世界平行共生、瞬息万变的数字世界。同许多做媒体艺术、很难卖钱的欧洲艺术家一样,他是兼职的,自己有份赚钱的工作,在瑞士国家电视台上班,任软件工程师。不过可能也恰是与这份工作有关,Lee 对新闻极其敏感、并将这份敏感体现在其创作中;同时借工作之便,他也一直在操练编程知识与技巧。 互动艺术家Marc Lee。Marc Lee提供 Marc Lee(1969年出生于瑞士 Eglisau)自1999年起创作围绕网络的互动作品。其项目关注并批判性地探讨经济、政治、文化与创意话题。他的作品以智性的艺术家姿态反映了当今信息社会的视野与局限,参加过多个大型新媒体艺术展,包括:德国卡尔斯鲁厄ZKM媒体艺术中心,纽约新美术馆,柏林 Transmediale,林茨 Ars Electronica,塞维利亚当代艺术双年展,巴塞尔 Viper and Shift,莫斯科 Read_Me 艺术节,德里 CeC,上海美术馆 MoMA,东京 ICC,首尔媒体艺术双年展及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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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华访谈:关于“行动与录像”系列项目

2011年4月,瑞士艺术家伊夫·内茨哈默(Yves Netzhamme)的个展《自然·恐惧·实体》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这也正式拉开了“行动与录像”系列项目的序幕。自此至2011年末,该项目相继以圆桌讨论、讲座和研讨会的形式呈现瑞士艺术家Anne-Julie Raccoursier、Marc Lee、Beat Brogle和Roman Signer对自我作品的解读,并与中国艺术家邱志杰、汪建伟、胡介鸣、刘韡、徐坦、章清、徐文恺、李消非等展开颇具针对性的对话。作为项目发起人,李振华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艺术交流为双方艺术家打开更宽广的创作视野,同时在项目不断行进和深化的过程中,对“行动与录像”这一命题的内涵不断给予创造性的延伸。虽然李振华坦言,这一项目或许最终不会得到任何明确的答案,但他还会继续下去… T:毛茜/崇真艺术网 L:李振华 文字整理:顾灵 关于录像艺术 T:国外的“录像艺术”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而中国的“录像艺术”则要晚了20余年。就你的个人经验,“录像艺术”产生之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呈现方式、内容表达上有怎样的共性?不同之处又表现在哪里? L:这个问题我曾做ZKM的录像艺术40年的时候和德国策展人、学者Christoph Blase交流过。录像艺术起源是一个历史问题,尤其复杂。如白南准延续着约翰·凯奇(John Cage)的创作线索,是来自声音表演与现场创作,录像的加入是作为一种新的元素,如多媒介的可能性与表演方面的丰富性。但其出发点并非录像艺术这单一形态本身,主体是综合表演的现场。因此从这条线索来看,录像艺术工作的初期来自声音、行为、表演。 反观中国,张培力的作品《30×30》(1988)探讨了行为艺术与录像之间的关系,他不断地砸镜子再粘起来,这一过程包含了很特殊的艺术形态上的转移。行为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记录成为了某种程度上行为的替代,录像作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创作材料与再现手段。这种情况与白南准完全不同,但在呈现方式与内容表达上存在一定的共性。 录像艺术有不同的类型,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原先的写作中都已有探讨。录像作为一种媒体艺术的发现,已存在了很多年,它有很广博的线索。在我为民生现代美术馆撰写的文章中(参见http://www.bjartlab.com/read.php?297),就详细地讨论了录像与其他媒介的区别,如电影、行为记录、表演、动画、短片、剧场及新媒体艺术。所以这些问题的方面不仅存在于录像艺术本身,而是借助录像艺术这个比较泛化的概念展开。 从早年的录像设备(也包括电影设备如8毫米、16毫米、35毫米等)到后来的互联网(多媒体),其创作工具、手段、形式也一直在变化,共性在变化中。在我看来,变化始于录像艺术形成之初,以及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认识,从其发生时就没有固定的格式(或形态)。比如白南准有了比较明确的自己的方法,但其他艺术家不用按照他的做法,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等都非常不同,瑙曼更多地讨论了电视美学与行为表演之间的关系。 唯一可被认知的共性,应来自媒介与呈现方法。如白南准的作品《电视胸罩》(T.V. Bra, 1975),录像本身只是记录手段,而小电视机只作为物件被呈现和使用;反观张培力的《30×30》,也选择电视机作为呈现方式。电视机是那个时代特别重要的媒介与材料,它被用来呈现作品并在之后成为作品美学的一部分。两人都使用了电视机(作为物件的纪录和作品的遗留物,或是作为呈现作品的媒介和材料),由此引发共性的联想。在这之后,投影的普及与单屏幕录像(single channel video)的出现,也成了在呈现方式上的共性特征。 对我来说,区别并非在于中国与外国,或所谓新媒体的不同,“行动与录像”项目是从单体艺术家出发,研究对媒材使用的必要性、美学、时间上的延续性,从这些方面来讨论其不同。 T:早期中国的录像艺术多表现为对“行为”的一种记录,所以当时更多对这类艺术的称谓是“行为录像”。我注意到本次你的策展主题是“行动与录像”,这里阐释的“行动”与“行为”是否是一个层面上的理解?如果是不同的,二者在主体、内涵上的设定,你是怎么区别对待的? L:录像艺术的出现在表面上好像有对行为记录的方向,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在1996年,邱志杰与吴美纯策划的“现象与影像:中国录像艺术展”中,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如乌尔善等人的创作,都不同于“行为记录”,其线索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声音、电影等。当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和邱志杰谈过,比如早期90年代初,很多艺术家开始使用录像,但许多都已经摆脱了简单的对行为的记录。如王功新的一些早期作品、邱志杰《作业一号:重复书写千遍兰亭序》(1992年)[i],我们看到了记录的故意性、以及对时间的截取和抽离。还有张培力、李永斌,都在方法上使用开机、关机,带子多长录像就是多长的方法,虽然也是对行为现场的记录,但更深地讨论了时间性与行为的关系。有行为、有观众的记录不是档案式的、而更像是电影,有意安排的对某种行为现场的完整的解析。 行动(action)和行为(performance,还有表演的意思),在美学与社会学上的界定都是不同的,后者在艺术上有很清楚的定义。比如“行为”与偶发(happening)之间的关系。也有其他方面的介入,如行动摄影、录像、到如今网络时代病毒类的新媒体作品(特指涉及到Activism方面的作品:http://en.wikipedia.org/wiki/Activism),都很难定义或用行为来说明它。它可能在社会的不同公众领域开始构成某种联系,这是一个动态的表现形式,而非特定空间的表演。观看它的过程、介入的社会关系决定其属性。比如Roman Signer的作品更多是行动而非表演,因为艺术家不需要给任何一位观众表演,但作品本身是否介入了社会学,我想他是个特例。因为被记录,被录像这个媒介转译的时候,作品就迂回着介入了社会。而没有任何记录的话,其行动也够不上行动的概念,也只能是个人行为的表现。这也就回应了你的问题,关于在行动和行为理解上的问题。 讲到主体和内涵,行为本身也被纳入到行动概念的一部分,行动的领域更宽泛。但为什么设定这一主题,是因为项目同时讨论了两者:行动与录像。这其实是实验艺术的问题,一个是来自行动(Action),当艺术家的身体与物产生关系时发生的动作;二是对录像这个媒介所进行的主体视角截取的问题,转移主体的出现,主体的两相交替、此消彼长、不以艺术家的意志为转移。不管Roman将其创作称为什么,录像艺术的固定呈现方式,让别人以为他的主要创作就是录像而非其他艺术,也是正常的误读。 T:通过你的了解,可否大致陈述瑞士在“录像艺术”方面大致的发展脉络?相对于欧美“录像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它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 L:其实录像艺术是一个真正全球化开始的最好回应,可以说它产生于美国,始于白南准,这个在媒体上出现的运动,带动了整体录像艺术的兴起。到了上世纪60年代,录像被带入以德国为主的欧洲继续创新发展。但不能因为这一大体情况而忽略在不同地区出现的零星的艺术家。其实除了这些主体地域外,瑞士、法国都有艺术家使用这样的媒介。 在我和Christoph Blase交流时,他给我看了一部上世纪60年代由一位德国录像艺术的收藏爱好者自己拍摄的一部短片,他讲述了自己对录像的理解与对未来的展望。这很有趣,好像一个标志:当一个视觉的基于科学的媒介进入日常生活之后,大家所做出的反应,那么也就回应了区别于大的、切块式的艺术史方式。大的脉络是白南准的60年代,70年代录像艺术广泛传播到各个国家,开始具备政治倾向和美学媒材研究的线索,后来过渡到MTV、商业影像的80年代,之后90年代的回归到电影、商业、广告等等反过来影响录像,再到2000年之后的更大范围的扩张,有录像电影化、多媒体装置等等。 地区性方面的差异在这儿并不明显。但我为什么偏向地区性的研究呢?是因为对某一地区的研究不能因为大的线索、框架而忽略,看待瑞士与中国是一样的,剥离开与全球线索的联系,只看地区的区域文化。比如论证中国是否有新媒体,按照大的全球进程,中国就不存在一个所谓国际化的新媒体。但就中国自身的艺术发展,对录像这一媒介的介入始于1988年后,至今不过20年的历程。直到网络艺术、互动的出现有着重要的线索,及其所包含的政治性、文化特征等,在这方面有其贡献,则需要被更细致的按照中国录像、实验艺术的线索认知。回到瑞士更是这样。地区性的问题必须回到个人,聚焦于地区性而暂且抛开政治性与身份,需要看到每个个体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个体被纳入国际的大线索下又是什么状态?我看当下录像艺术还是将其归入实验当代艺术领域内,以双重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的方法,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且以这双重标准不断替换地使用。 T:“录像”与生俱来的“媒介属性”对于拥有创造热情的艺术家来说充满挑战性。就像作家写作一样,艺术家运用“录像”这一媒介的写作方式也是不同的,通常意义可分为记录性、叙事性和互动性。可否举例说明(不限国籍),在你的印象中,具有独特表达视角且开创性的延展“录像艺术”概念的艺术家? L:我不愿给录像的起源分类成:记录性、叙事性和互动性。录像装置可以同时是这三者。我更愿意看待录像与其他视觉艺术领域、如摄影、电影之间的关系。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文化挪移的可能性。一个静态的物件用录像记录的内涵是什么?甚至会是互动的,如果是物理性的互动,它究竟存在于屏幕界面上还是身体上?身体上的互动可以通过设置空间来解决,比如填充气体、设置霓虹灯来与录像同时使用等,这一状态又是什么呢?你所说的三个分类应该只针对单屏幕录像,因为它不存在互动性。谈到艺术家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比如比尔·维奥拉的作品就不存在记录性和叙事性。很多时候他讨论奇幻的特性,对情感的表达。他的这类作品有很多,像两人在水中舞蹈、水火交融、流出牛奶的房子等片段,不是简单的叙事性或记录性。还有许多人在丛林里聚会等待,有很强烈的剧场感,及对特定情感因素、感性的抓取,这类作品是无法纳入记录性或叙事性的。 T:“行动与录像”这一主题探讨的动机是什么?项目本身带给你的收获是什么?延伸出的新思考又有哪些? L:动因是在2009上海电子艺术节的时候,我策划的“新媒体考古”项目的原点上,往回溯,探讨录像艺术是否存在共性,是否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持续地进化、向前发展。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从白南准到比尔·维奥拉、马修·巴尼,不再是初期的综合表演,而是借助电影特效、电影美学的特性、对故事的阐释、蒙太奇运用等,与当年白南准的起点很不一样。我一直的疑问是:艺术家在行动、行为中,以及行动主义的介入中,与录像这媒介的关系是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所带来的收获就是依旧没有被解答。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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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information, space an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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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嘉宾:李振华、胡介鸣、徐文恺、郑为民、顾灵、Marc Lee 地点:外滩美术馆RAM 时间:10月8日11:00-12:30 by 顾灵 LingGU 项目介绍: 这个项目旨在发现新闻传媒和网络传媒直接的裂缝,一个针对信息时代,信息争夺的不可见的战争。一方面我们在面对的是信息的遮蔽和强调,一方面我们在面对的是大量信息的过载,在这个方面,我们既要分析来自限制信息的需要,也就是维护稳定性和社会平衡的需要。一方面我们要认清那些垃圾信息源头的,一个逐渐被放大的与真实世界接壤的另外的世界,它既是真实世界的延伸,也是其反照。 作品介绍:   胡介鸣 1995-1996,装置摄影影像,8000/8000/3000mm,1996 在我的创作中,关于信息的讨论其实很早就有。作品《1995-1996》收集了1995年最后一天中午起至1996年第一天中午止这24小时内面对电视机每隔5分钟非常精准地拍摄一遍上海普通家庭所能接收到的12个频道的电视节日图像。拍摄时间分别记录于图片的右下角。每个图像被制成25cmx20cm的透明正片,将同一时间的12个图像组成一个“截面”,将这些电视图像“截面”悬挂成一个庞大的信息迷宫。 2006年《嗨!一个世界正在建设中》(Hi! A world, Which Is Being Built,2006-2011)诞生。 No.01,2006,装置灯箱图片,1030cm/1008cm/20cm(126cm/206cm/20cm),40个灯箱叠加安装 2006年4月,我写下了这一系列作品的初步构思:用计算机3D技术塑造一个直径1000cm以月球和火星为参照的天体,在这个天体的地表上安排人类的生存景象,这些景象是按当下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征和格局为原材料进行重新组合和编排。编排的原则是违反现实图景的、荒诞的和非理性的,旨在产生一个可供测观的乌托邦世界格局。观众测观的方式参考天体考察的方式,现场安排多个望远镜,观众通过望远镜观看作品的细部,了解乌托邦的景象,反思现实世界中的种种问题。 No.2,2010,网络实时互动影像装置,1080P投影机计算机互联网络 20-60倍望远镜,16-9全高清 作品的第二个版本实现了网络实时互动的虚拟世界建设,无名星球上的历史演化是根据网络的信息进行的,这个版本连线的是www.artlinkart.com网站的数据库,将当下的艺术信息(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展览、作品、文章等)的实时状况与虚拟世界的发展相关联,观众通过望远镜观测获得这样的交互状态。 No.10,2010-2011,信息装置,电脑程序数据库高清投影仪望远镜 未名星球将以彻底数字化的方式存在于赛博空间(cyberspace),星球上城建工程的兴、衰、亡、毁,或再生、迁移,“模拟”着文明的发展境遇,而驱动这枚数字星球命运的恰恰是地球人类的现实境遇:重大的科学发现、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或股市的跌荡、战争、移民潮、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这些都会动态作用于未名星球。艺术家借助计算机与通讯技术“设定”了这样一种“生成关联”,实际上,作品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作者的主观编排,理论上,这枚未名星球可以无限期地存在于赛博空间,直至关联母体的消亡。 理想状态呈现 这件作品目前进行到第10个版本,正如作品标题,它正在建设中,不同一般的作品,总会有个成品表示创作完成,但这件作品我希望它能像一个生命体那样不断生长。自2006年起历时五年,对我来说就是个五岁的孩子。虽然其呈现方式从静止的图像、灯箱到目前的互动信息装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品依然按照当初设定的理念发展,但具体明年、后年长成什么样我也无法预计。我为它设定了自身规律、投注意图,创作形式从当初的3D技术直至目前的程序编写,这个星球寄托了乌托邦的理想,呈现人类生存的景象,自己书写历史。其理想的呈现方式,我希望是在一个10mx10m的暗黑空间,观众通过望远镜像观察天文景象一般来观察这个星球的生长,以现实的经验触发星球的建造。它联通网络并实时更新,不知终止点在何处。   徐文恺(aaajiao) 《植入计划》,装置,2008,概念:aaajiao,王振飞,王鹿鸣 交互部分:aaajiao,刘晓光 建筑部分:王振飞,王鹿鸣 计算机图形:aaajiao,王振飞   这是一件2008年的作品,作为上海电子艺术节(eARTS)的参展作品建成于浦东万达广场,其伦理与一般类表皮的算法建筑不同,它通过算法本身来改造空间的结构,用一套简单的算法来生成建筑,其算法不是结论、而是过程。比如1+1=2,一般算法呈现的是2这个结果,而这个项目贡献的十套算法都呈现过程。其算法逻辑基于分形几何,具体来说:在三角形中找中点,由此衍生出新的三角形。这是一套整体改造空间的方法。十套算法建筑分别位于世界各地。最终确定建成的这座建筑是十套中最简单的,出于作品展示效果考虑,我们在其内部设立交互装置,以此将之命名为“植入计划”,即呈现现实与虚拟的交错状态。由于资金的限制,我们没能做更多的延伸,但虚拟和现实双向植入的这条线索依然会走下去,但具体怎么做、做什么还没想清楚。这个项目与两位建筑师王振飞、王鹿鸣共同合作,他们凭借这件作品获得了201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年轻建筑师单元的二等奖。在我看来这是建筑与艺术联合创作为他们带来的不一样的结果。总体来说,虚拟和现实双植入的概念通过这件作品在一定范围内被实现了,对整体的构思理念也是比较好的尝试。   郑为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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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隐身和去新媒体(Invisible Info and Avoid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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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Marc Lee谈创作 主讲/对谈:Marc Lee(http://www.1go1.net/)/李振华(http://www.bjartlab.com/) 地点:民生现代美术馆 时间:10月8日15:00-16:30 by 顾灵 LingGU Marc Lee是一名来自瑞士的艺术家,他先后在巴塞尔和苏黎世学习美术及新媒体艺术。自2002年毕业至今,Marc在为一家电视制作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以获得固定收入的同时,也将工作中的专业编程知识与技巧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   策划人李振华对Marc的工作如是评价:“(他)一直是在探寻新兴的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相对道德观念,以及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对当代文化产生歧异的探索。Marc的工作可以被归结为几个有趣的阶段,一个阶段是他基于网络所创作的针对人工智能,和网络自身所带来的对私人侵扰的担忧,如1999年Marc Lee 创作的关于网络智能的作品NUN(http://www.nun.ch/netz.html),极简数字形态和其所关注的一个与真实世界平行共生的数字世界的瞬息万变的成长相关。他之后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关注来自电视的新闻和来自网络的实时更新信息之间的关系。自2009年以来,Marc的作品大量涉及此类探索,如与苏黎世电视台合作的项目NEWS, i’m lovin’ it 《新闻,我的爱》(http://www.1go1.net/index.php/Main/NewsImLovinIt)。这个作品可以说是艺术家将新闻片段带入观者视角的尝试,强调了新闻呈现中所出现的片段性、临时性。”   2001年,还在学校进修的Marc与其他五名同学合作,根据老师提出的命题“电子监视”(Electronically Surveillance)创作了一件名为Tracenoizer的作品,这一基于网络搜索、分析与个人网页发布的系统用于生成“数据身份”(data body)的克隆体,以此扰乱人物相关信息的搜索结果,让浏览者无从辨别信息真伪。所谓数据身份,即每个网络用户在网络操作过程中留下的痕迹(trace),包括在线填写的表单信息、各类博客平台的个人网页、搜索记录等等,这些信息会被搜索引擎抓取、收录并无法删除。比如在某人申请瑞士银行信用卡同时,银行就会查询申请人的相关信用记录。为保护网络用户隐私,该系统可根据前台界面输入的姓名,通过内嵌的搜索引擎抓取结果中的前十个链接并自动生成页面,将之即时发布至目录网站平台,搜索引擎蜘蛛也会自动将相应网址再度收录。界面中还提供“克隆”功能,由此系统会自动将这一虚假的“个人主页” 不断复制,可能产生成百上千包含虚假信息的个人主页,从而将真实的“数据身份”淹没在“数据克隆身份”中。此时,当网络用户搜索上述姓名,显示出的搜索结果将大多为不真实或与这个人毫无关联,这些信息无法删除并会快速传播;由于并非实名系统,所以监管部门也无从管理。   是年,出于对作品潜在影响的期待,Marc与LAN和Knowbotic Research继续深化并创作了新作品Clone-it!《克隆它!》,后者将Marc当时就读的学校中100多名教师的网页进行了克隆,之后两个月没什么动静,直到第3个月许多教师都开始大光其火。但这还没完,Marc与小组成员又克隆了同年举办的巴塞尔艺博会(Art Basel)的所有参展艺术家页面,如Matt Mullican的页面就被克隆了14次,其克隆网址与艺术家姓名被印制在粘纸上全城分发。由此产生的麻烦可想而知,项目在一片反对声中被迫终止。       李振华认为,这一作品将网络文化中个人私密信息这一话题推向了高潮,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担忧和对未来网络的预见性。通过这一作品,网络作为日常工具得以被观者重新审视,其重要性与发展(包括搜索功能、个性化网页)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不断记录并利用用户的个人信息。如何面对这一强大的电子监控系统从而保护个人隐私、私人身份是《克隆它!》这一作品有意识地进行探讨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它通过攻击他人来引发受众的注意并激发其产生思考。有些人可能对自爆隐私持无所谓甚至欢迎的态度,而有些人则会建立多重身份来保护自己真实的数据身份,比如Marc本人。   作品The Dogmeat.org Project《狗肉联盟》(http://www.1go1.net/index.php/Main/Dogmeat)创作于2002年,作品的缘起是在当年的日韩世界杯举行之前,FIFA(国际足联)发出正式申明要求韩国禁止食用狗肉,这一类后殖民主义的申明让Marc感到烦扰,又一个西方告诉东方该怎么样的例子。西方同样食用马和兔,而这两种动物是韩国人不吃的。这些食物上的差别反映的应是单纯文化上的区别,而不应由一个所谓的联合协会来规定。于是Marc和金素奇(Kim Sukhee)合作,找到韩国当地一个狗肉屠宰场的网站,对之进行改造,注册了Dogmeat.org的域名,并在网站上登录了一家名为金大宇狗肉公司(Kim Daewoo Dog Meat Company)的假公司,标明公司的总部位于首尔,并在苏黎世设有分部,而苏黎世也恰是FIFA总部所在。网站一上线就有很多媒体关注,还有记者根据苏黎世办公室的地址想要进行拍摄和报道,当然他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家其实子虚乌有的公司。   Marc为网站设计了在线购物系统,如将地区选择为韩国,那就只有一种狗出售(也是韩国人常吃的狗种);如将地区选择为苏黎世,则会有几十种狗的选择:在让人哑然失笑的同时将作品的气氛调节得并不那么严肃;操作的第二步可以选择狗身体不同部分的肉抑或订购整只狗,在选择的同时计价金额会同步显示在右侧的表单中。此外,根据韩国人“在杀狗前打狗会使狗更美味”的说法,订购页面还设有“打狗”及向狗“扔飞镖”的功能(当然都是网页上的图片模拟),同时计价费用会随之上升。在完成选择狗肉与提升肉质的步骤后,用户可在接下来的页面中填入配送信息、信用卡支付信息等,直至最终确认订单,一个错误页面会弹出,提示网站无法送货。事实上有为数不少的人在网站上下订。Marc在网站上设立了论坛和留言区,网友发言很踊跃,其态度主要分成两派:爱狗者极力反对、谴责这一网站;也有人喜欢这个点子,觉得很有趣。双方会发起激烈的辩论,甚至还有涉及种族主义的言论。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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