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an Miró: 脱逃的梯子,绘画人生——近50年英国首个Miró回顾展

Joan Miró: The Ladder of Escape(脱逃的梯子) 特展将于今年414日至911日在泰特摩登(Tate Modern )展出。英国观察报the Observer)作为此次展览官方合作媒体,为读者提供了买一送一的特优票价,票务预订热线 020 7887 8998 ,请在致电时告知 “Observer offer”(英国卫报观察副刊特惠), 特惠票价的预订将在2011413日下午6点截止。

 

 

Miró的画作因其对生命与色彩的愉快致敬而为人们喜爱。然而更是其中包含的对自由的表达,在Francisco Franco独裁统治期间的西班牙,对加泰罗尼亚(Catalan)画家们而言尤其亲切。我们借此回顾展的机会,再次将目光聚焦在这位画家身上,通过六幅出自其手的伟大画作来回溯他的人生之旅。


1977年Joan Miro在其位于 Palma de Mallorca家中的工作室里。 摄影: Christian Simonpietri/Sygma/Corbis

1975年,Francisco Franco 逝世时,Joan Miró 被问及做了些什么以反对这个统治西班牙近40年的独裁者;艺术家坦言:“自由和暴力的事。”

近50年来在英国举办的首个Miró回顾展将在本月于泰特摩登(Tate Modern )拉开帷幕,展览也会对艺术家的这句回答有所揭示。不论从广义或狭义上来讲,Miró都很少被认为是一名政治画家。他从来也不是宣言的起草者,或为请愿书签名;他从来都不像同时代的一些同行那样激进与挑衅,比如萨尔瓦多达利;也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自己的激情,正像他一度的导师毕加索。在他后半生的大多数日子里,Miró都在他位于Palma de Mallorca家中的工作室里作画,他的创作在战后绘画的诸多运动流派中独树一帜,常好独处,直至1983年逝世,享年90岁。

然而政治之于Miró是绕不开的意外之子。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母亲是一位珠宝钟表匠,全家住在巴塞罗那的码头附近。他成长在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时期,深刻体验着自由的各种可能。起先,他将自由认定为国际主义,向往前往巴黎。然而当他真的逃离家乡,却又无比珍视其加泰罗尼亚人的身份,成为一名潜心虔诚的自由斗士,并逐渐发展出其独特私密的视觉语言,并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

泰特的展览将会集中展现Miró不断重塑图像的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在加泰罗尼亚的成形期;西班牙内战、二战爆发时在巴黎的流亡时期;以及上世纪60年代对激进主义的热忱激情,同期他也逐渐接近他创作的最后阶段。展览联合策展人Marko Daniel与巴塞罗那Miró基金会合作组织了多达150幅画作,希望“展览的回顾性不仅是对Miró,也是对整个动荡混乱的20世纪,由此展现一个艺术家在这诸多的政治涡流与剧变中的人生轨迹。”

展览主题Joan Miró: The Ladder of Escape(脱逃的梯子),取自一幅画作的标题,其隶属系列最早创作于1939年,同年纳粹军队侵入法国,当时Miró住在诺曼底,已经在创作些作品作为对他已经感知预测到的即将到来的恐慌的某种个人防卫。这一系列画作栖身于其对事物间联系的深刻深入的感知,一个他称之为“星座”(Constellations)的完整、单独、私人的宇宙。终于,他带着这些画作和妻女一起挤上从巴黎前往西班牙的末班火车。

正如展览将会揭示的那样,即使Miró对政治性参与的本能是充满冒险与切身体会的,但在大多数画面元素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退却、自卫的姿态。超现实主义者André Breton曾在谈及Miró时褒贬不辨地说这是个“不想长大”(arrested development)的典型,一个孩子气的艺术家。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人们谈及Miró时,都不会遗漏这个标签。而此次展览将会重新揭露Miró那看似显而易见的嬉闹调皮其实是如何的来之不易。标题中的梯子被长久以来作为其紧急出口,它通往他想象世界中的安全所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冷酷现实盘桓固步,他在同年撰写的一篇自我评论中论及对“抵制所有的社会体制…如果他们的目标只是对我们指手画脚”的需要。他说”只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

虽然他绝对有能力为加泰罗尼亚与共和体制创作一些鼓吹煽动性的图像,然而对绝对的个体自由的坚持与对世界的困惑不解在Miró而言却一样多:“无论何时,当你看到阳光,或一丛小草,蜻蜓飞翔的螺旋形轨迹;与自然亲近的同时,勇气也会加满,这对我们所正经受的苦难多少有所助益。”持着这种精神,Miró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不知疲倦的、野蛮下流的、长着不经修剪的大胡子、戴着一顶barretina帽子(往往被视作未开化的激进主义的象征的红色帽子)的加泰罗尼亚农民的他我。除了战乱的那些年他像是跌入了时间的巨大缝隙活在只有他自己的果壳宇宙,他生活的表面往往看似波澜不惊、涟漪不泛,规律而节制;但当你只是对他的画作短短一瞥,包括本文中挑选的这些画作,就可看出他是如何运用自如他那难以驾驭的能量。

 

北-南, 1917

北-南, 1917, Joan Miró. 摄影: Collection Maeght, Paris

时年24, Miró想要离开巴塞罗那前往巴黎

Miró在1917年画了这幅《北-南》,当时他还住在巴塞罗那,但朝思暮想着要去巴黎。当年也是他服兵役的最后一年;西班牙并没有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被迫与法军交战也令他埋头丧气,对巴黎的前卫文艺运动心向往之但只能往肚里咽。经过了短暂的低落,他决定放弃父亲为他安排的生意,并在退出兵役后的头四年全心画画;当时年仅24岁早熟的他时刻觉得生命流逝得太快。

诗人Guillaume Apollinaire与其他一些文字工作者当时都为《北-南》写了评论并在巴黎发表,字里行间暗示着焦虑与对自由理想的声援。笼中鸟面前的门开了但还不能飞。1917年Miró在给画家EC Ricart的信中写道:“我得告诉你,如果我还只能被困在巴塞罗那待着,而且还能活很久,我会被这儿的气氛给憋死——恶臭的壅水(指与世隔绝、落后)。”

Miró当时身陷绝望,他渴望成为某种“主义”的一部分,或甚至最好可以创立一个。印象主义死了,他强调:“在一片昏黄中随着抽泣的落日一起沉沦…和一切一切沉下去,伴着婴儿的啼哭!”他已经预见到了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与野兽派的消亡,即使这幅画作明显受到了尤其是来自后者的重要影响。剪刀已经磨快了等着他将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一刀剪断,包括和加泰罗尼亚与歌德式的(Goethe-esque)写作段落仪式说再见。然而他对于寻找新风格、新的绘画方式的愿景却似乎还未触手可及,他得北上去继续寻找的旅程。

两年后,Miró依然在这种摇摆不定中十分抓狂,并因他朋友们的相继离开而备受折磨。1919年8月在一封给JF Rafols的信中他写道:“Ricart肯定和你说了,他已经决定去巴黎待上几个月,但如果他去了才意识到巴黎的生活支出是多么昂贵,如果他每个月没有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恐怕他到了那里并不会好受…11月底无论如何我会出发。如果你来,并想做些事情,那你一定是作为一名斗士,而非看人挑担…”

当1920年Miró的巴黎之梦终于成行,他联系了素未谋面的毕加索,后者的母亲是他巴塞罗那家族的朋友。毕加索确实挺照顾他,还买了一幅他的画,帮助他融入这个他曾经日思夜想的激进派圈子。才不到一年,坐落于Blomet街的Miró的小工作室就迎来了一些常客,他们都是他的新朋友:诗人Paul Éluard,剧作家Antonin Artaud和艺术家Tristan Tzara。南方的小伙终于找到了他的北方天地。(原文:Sud had found his way Nord.)

农场THE FARM, 1921

农场The Farm, 1921-2, Joan Miró. 摄影: © SuccessióMiró/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11/ Tate Modern © SuccessióMiró/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11/ Tate Modern SuccessióMiró/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11/Tate Modern

在巴黎破产,落魄游子思乡心切

1934年Ernest Hemingway 在一篇评论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Miró的时候他兜里没几个钱,吃饭有上顿没下顿,整整九个月没日没夜地画这幅尺幅巨大、美妙绝伦的《农场》…”

在巴黎的旅居生活让Miró意识到他割舍不断的加泰罗尼亚之根,曾经那昏黄压抑的光线如今倒带来了清新惊喜的明朗。1910年Miró的父母在加泰罗尼亚Roig山区买了一栋乡间别墅,希望他能在这里从抑郁中恢复过来,也正是在这里他炼出了一双观察自然的眼睛。晚年回忆这段时光时他如此评论《农场》:“我想把我心爱的有关乡村的一切都放到画布上,从一棵高大的树到一只微小的蜗牛。”他去巴黎的时候也带上了一些来自Roig山区的干草,以此在“自然的香味中继续完成画作。”(原文:finish the painting after nature)

白天画画的全身心投入往往让他精疲力竭,于是晚上他就会去当地的一个健身房打拳击来放松。在这班动不动拳脚相加的同练者中,就有海明威。所以让这个大作家对Miró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他的拳头,然后才是他的画作。

海明威当即决定买下这幅《农场》,他与Miró的经纪人商议花5,000法郎成交。当他回忆起这笔买卖时,海明威如是说,“我从没花那么多钱买过一幅画,当时成交的价格比我原先买过的最贵的一幅画还多4250法郎…”当付尾款的日子临近,他愁眉苦脸地觉得他要丧失拥有这幅画的机会了,因为当时他身无分文。在催缴的最后一天,他拖着好友John Dos Passos光顾了巴黎他所知道的所有餐馆酒吧,挨个儿借钱,最终筹齐了尾款。他在回忆时还写道:“不管拿这世上任何一幅画作来和我换它,我都不会干。这幅画里有关于西班牙你所能感受到的一切:你在那儿时感受到的与你离开她还不能去那儿时所感受到的一切。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在一幅画里如此饱满地同时画出这两种恰恰相反的感受了。”

Miró的可谓“个人图像仓库”的执着迷恋:角豆树,加泰罗尼亚的动物、昆虫,他摔跤时在泥里留下的足印,开始在这幅画中找到各自丰满的表达。“对我来说每个东西都永远是活的,一支烟,一盒纸板火柴都会有各自的秘密生活,甚至比某些人都要有趣得多…我看见一棵树,他让我屏息凝神,好似他正在呼吸…”

海明威在回忆这段故事时还曾写道,“在Miró画了《农场》,James Joyce写了《尤利西斯》之后,他们有权期待人们会相信他们所相信的超然之物,即使当时人们并没能真正理解他们。”

加泰罗尼亚风景(猎人) The Catalan Landscape (THE HUNTER), 1923-4

加泰罗尼亚风景(猎人) The Catalan Landscape (The Hunter), 1923-4 Joan Miró. 摄影: SuccessióMiró/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11/Tate Modern

多亏了André BretonMiró找到超现实主义

画了《农场》后的第三年,Miró更经常地回加泰罗尼亚,更深入地挖掘他加泰罗尼亚身份的本质。他在巴黎和André Breton交了朋友,并找到了他曾朝思暮想的“主义”——超现实主义,这是对梦想与潜意识能量的艺术性回应,虽然Miró对这主义本身并未特别着迷,但其想法在他1920年中期的绘画创作中有所体现,并在其之后的创作方法中延续。“每个想法都必须在我无意识的时候才能生长,有时候甚至需要花费好几年…起点可能是完全不合逻辑的、突发的与无意识的,我就那样盲目地出发…”

他早期会话中引人入胜的丰富细节在《猎人》的创作时期变成了一种打趣调皮的简略表达。他对记忆中的风景的留白具有非凡的意识与掌控力,通过一笔带过的人物动作让画面鲜活起来;生活成为了一系列可解释、可理解的姿势与关系的图表。Miró称之为“隐含的魔力”,他找到了一种貌似可以回应这些能量的绘画方式。他在不断寻求事物的本质。在《猎人》中,他那个加泰罗尼亚农民的他我在射杀一只兔子与钓上一条沙丁鱼的同时被捕捉到画面上,炉子已生好了火,等着兔子下锅;烧烤盘也已加热,期盼鱼儿躺上来时烹烤的滋滋声。

Miró在向一位观众解释这幅作品时说:“这个加泰罗尼亚农民已经成了一个由一只耳朵、一只眼睛、一把烟斗、几捋胡子和一只手组成的三角形。这是一顶barretina帽,是这个西班牙农民的头戴装饰…,还有这个人的心脏,腑脏与性器官。往返于Toulouse和Rabat的飞机在画面左边,它以前会每周一次飞经我的住所;我用一个螺旋桨、一把梯子和法国与加泰罗尼亚的国旗来代表它。你可以再次看到巴黎和巴塞罗那的轴心线,还有总是令我着迷的梯子。一片海与远方的船只,还有画面近景中一条沙丁鱼翘着尾巴,几根胡须要吞噬一只苍蝇。一个等着兔子的烤架,画面右边是几团火焰和一只西班牙甜椒…”

André Breton在1925年买下《猎人》,次年他写下了《超现实主义宣言》(Surrealist Manifesto。他相信Miró已经找到了一种描绘生活的“诗意现实”的方法,这与其宣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其文字还不及Miró的画面想象。Miró对宣言之类的并不很感兴趣,尽管他还是更愿意他本人而不是别人来写出其画面要表达的观点。

 

旧鞋静物画STILL LIFE WITH OLD SHOE, 1937

旧鞋静物画Still Life with Old Shoe, 1937, Joan Miró. 摄影: SuccessióMiró/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11/Tate Modern

顾家男人流亡内战

Miró在他二三十岁时有段时间觉得他在巴黎的自由已经几乎不受约束了。然而在1934年他作为人夫人父再次回到巴黎时,他带着对西班牙与欧洲政体的强烈预感:“我无意识地觉察到一场灾难正在逼近,就像预感一场暴风雨的来袭;这种预感在脑子里沉甸甸的,让我觉得头痛脑热,一股令人窒息的潮湿霉味扑面而来…”

是年初,Miró发现他除了画怪物什么也画不了:人形往往成了怪诞的牙齿和生殖器,噩梦般的交媾与古怪色情的非人形体布满了他的速记本。他觉得自己有了某种先知的能力,并被这些不祥之兆搅得坐立不安。他在随笔中写道:“如果我们不试着去发现事物的魔幻意义,那我们只是在现有的无穷基础上不断倒退罢了…如果退化的强度持续增加,如果它将我们不断推向残酷和不解的终结,那么也将是人类尊严的终结。”随即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与横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证实了他的可怖预感。他的画作就像是宣传海报,正如加泰罗尼亚农民们举起的斗争的拳头;Miró恍然发现自己成了居家恐惧的囚徒,对如何回击茫然不知所措。

他觉得该重头开始;他从街上捡回一个金酒玻璃瓶,并开始了静物画,这些画面很快就开始弥漫出他对世界末日般的忧虑阴霾。这幅画作从1937年1月开始动笔,一直持续了五个月才完成。他的传记家朋友Jacques Dupin将这幅画称作“Miró的格尔尼卡”(格尔尼卡,Guernica是毕加索倾注心血的代表作之一——译者注),是对毕加索那幅恢宏巨制的机敏回应。画面里的内容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单调得不能再单调了——一把叉子、一个瓶子、一只苹果、一片面包——然而这些家常杂件似乎正被某种致幻厄运威胁。在一封给经纪人Pierre Matisse(Henri Matisse的儿子)的信中Miró写道:“西班牙内战就是爆炸、死亡和不断开火的军队…画面的组合是现实主义的,因为我无时无刻不被恐惧所笼罩、近乎瘫痪、甚至根本无法作画…我们生活在一出悲剧里,恐怖的悲剧,现在发生在西班牙恐怖的一切都是你所无从想象的。我对我的国家满怀乡愁但又渴望离开永远不回来…”在同时期的一次采访中,Miró被问及其精神状态,他回答说,“我很悲观,我是彻头彻尾、肝肠寸断的悲观主义者。我们不被允许抱有任何幻想。反对所有代表纯洁精神价值的斗争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都更猛烈。”

他放入画中的一只旧鞋作为一种对梵高的致意;他感到他的双眼将全世界的精神病都带入它们的所见;画中的物件好似被一道猛烈的白热光照亮,这道光恰恰来自艺术家的方向。


脱逃的梯子THE ESCAPE LADDER, 1940

脱逃的梯子The Escape Ladder, 1940, Joan Miró. 摄影: SuccessióMiró/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11/Tate Modern

艺术家去内在宇宙隐居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Miró和家人搬往位于诺曼底海岸的Varengeville,离Dieppe仅几里路,乔治·巴洛克是他们的邻居。当时整个村庄停电,也正是这一事件激发了Miro最有灵光与影响力的绘画系列,星座the Constellations (这一系列中的六幅会在这次泰特的回顾中展出)。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提及这一系列的灵感来源:“我从来都很享受在夜里从窗户望出去,看那天空、星星和月亮,但如今我们甚至连这个权利也被剥夺了。所以我把窗户涂成蓝色,拿出我的画笔和颜料,开始了星座系列的第一笔。”

这一系列纸本绘画是Miró小宇宙最生气勃勃的爆发,画面中的符号与象征物系统如今已为我们所熟识。画面中的梯子对他有着持久的吸引力与巨大魅力;它是他企图将其绘画置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境界以理解这个世界的隐喻,作为逃脱单调现实的一个出口;由此这一系列也成为了飞翔的某种姿势。在这一创作时期Miró写道,“我有种深层的强烈欲望想要逃脱,我故意关闭了内在的自我;夜晚,音乐和星辰开始成为我绘画的主角。”

是年5月20日,德军入侵法国,他和妻女好不容易挤上了从巴黎前往西班牙的末班车,他们奇迹般地在这列车上弄到了一间列车包厢。Miró出发前连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唯一带出门的是一幅绘有星辰的画卷。一家人在马略卡岛的Palma下了车,这里也是Miró幼年和祖父母共度暑假的所在。同年8月1日,也即逃亡后的两个月,Miró终于能再次拿起画笔继续创作《星座》系列,并最终在巴塞罗那完成画稿;这也是战后前往美国的第一批艺术资料的一员,并在1945年于纽约展出。Andre Breton在看到这些画作后探讨了Miró是如何在一个“极端乱世”中成功逃脱入一个“最纯真,最恒久不变…”的场域。


1968年的五月MAY, 1968

1968年的五月May 1968, 1968, Joan Miró. 摄影: SuccessióMiró/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11/Tate Modern

时年75岁他回到巴黎参与起义

战后,Miró大部分时间都在马略卡;如果这看上去像是退休隐居,但他还是允许外来世界入侵他的作品。与其他一些诸如达利或其导师如毕加索等当代艺术家截然相反,Miró似乎安享了其后半生,将所有的精力和能量都投入绘画创作。其友人Jacques Dupin在为其所撰的传记中以“完全没有任何紊乱与过度”来评价Miró安排生活的能力。在他的工作室里,一切有条不紊:画布根据一个繁复固定的系统被整齐排放;画笔在用好后立马清洁并按尺寸归类放置;颜料被依据严格的次序摆放齐整。Dupin曾如此描述这些“洁癖”:“我会经常看到他反复折叠一些画纸,并仔细弹去才刚落在纸面上的粉尘:每次他做这些动作的手势都完全一样。他的生活是完全规律化得近乎死板,他不给偶然丝毫可趁之机,他每日的作息时刻表都被严格遵守:几点去散步、几点上床、几点和家人在一起、几点工作。”

然而其创作本身,确是除了次序规则以外的一切,然而这也却是被精心留存的结果。Miró把他的全部无法无天都留给了创作。他常挂在嘴边的“我们加泰罗尼亚人明白,在你想要跳得高之前你必须先脚踏实地,越踏实越好。我时不时地回到地面上来是为了下次跳得更高。”

Miró意识到绘画的趋势——正如其他所有事物一样——流向了美国。1952年他在巴黎看到了Jackson Pollock的个展,并在事后的回忆中如此复述当时他的自言自语:“你也可以这样画,走上前去,你看,就是这样!”他对纯粹的抽象主义不感兴趣,即使他也曾相信“你可以无拘无束地为它流汗,在内里挣扎、和自己角力…”

Miró用两种方式解放他的创作:前半生在地面上手持画笔作画,后半生则燃烧、鞭抽他的画布。上世纪60年代,他创造了更为大胆自信、明白直露、狂暴粗野的风格。彼时西班牙依然处于Franco的独裁统治之下,即使在马略卡,Miró也能感受到独裁专政伸出的死亡之手。反自由是他一贯憎恨的。1916年在巴黎与学生一起起义的他希望可以把更多的反抗精神带回家乡。75岁时他把颜料朝着画布猛烈投掷,好像是在进行通感的反抗,一种不协作的方式:“这幅画的一切,你看标题就明白了——1968年五月。”他随即补充道:“这些令人难忘的年轻人的反抗表达了故事和期望是同等重要:发生过什么、还有什么留了下来…”

Franco逝世后,在1978年的一场包括这幅画作的展览开幕中,Miró非同寻常地在这幅画作前来回踱步,不时凑上前仔细端看,随即又退到稍远处兀立出神,反复这般。其妻Pilar让他坐下,他拒绝了:“去他妈的,让他们看看我还站在这里。我当时发疯了,发狂地画这些画,这些真实的暴力才能让人知道我还活着,我还有口气,我还有些地方要去。”当时他85岁:“我正朝着一个新方向进发!”


×特借此文祝愿艾未未平安出狱,重获自由。

更多Joan Miró作品欣赏

Photograph: SuccessióMiró/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11:

一颗星星爱抚一名黑人女子的乳房(绘画诗)A Star Caresses the Breast of a Negress (Painting Poem), 1938

加泰罗尼亚农民的头颅Head of a Catalan Peasant, 1925

燃烧的画布之一Burnt Canvas I, 1973

帮助西班牙Aidezl'Espagne, 1937

一个被诅咒男子的希冀之一、二、三Hope of a Condemned Man I-II-III, 1973

脱逃的梯子The Ladder of Escape,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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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Joan Miró: 脱逃的梯子,绘画人生——近50年英国首个Miró回顾展

  1. milochen says:

    謝謝分享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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