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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Yi:Field Recording

*本文作者为殷漪,发表于《艺术世界》杂志2012年3月刊“声音专题” *未经允许不可转载 实地录音(一) 一种对待声音的方法与态度 在英语里可以和“实地录音”相对应的词有phonography、field recording、location recording。 如果单就phonography的中文直译是“声音记录”。但“声音记录”和“实地录音”是完全不同的。“声音记录”是一个中性词,是一种不带任何主观性的行为过程。 但实地录音不是一个中性的描述记录声音行为过程的词。它带有一种主观的倾向或者说态度。在这里我不想对“实地录音”进行清晰的、严密的概念式定义。因为我觉得,抽象的、逻辑紧密的定义在某些时候是不恰当的。一方面,它容易给定义自身形成的过程和结论带来困境。另一方面,它容易流于把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定义对象简单化、表面化。所以我更倾向于描述。如果与音乐制作和电影声音制作工业产业中产生、发展、定型的录音-声音记录进行方法与美学比较,实地录音的方法与美学态度可能会显现的更加清晰。 作为商业音乐、电影声音制作的录音 电影声音制作、商业音乐(流行音乐、摇滚乐)的录音对象往往是经过个人组织过后的声音。多在各式各样的录音棚里完成。这些录音棚的共同特征-也是一个录音棚的建制标准-是要尽量地隔绝外部声音的干扰。这是一个人工的封闭空间。通过在录音过程中使用近距离拾音的录音方式以及把录音空间设计制作成一个强吸声环境来达到减少录音结果中反射声。反射声是指声音在传播过程中由于遇到空间界面儿产生的次生声音。简单地说,避免录制的声音里包含会反应出声音所在空间地性状的信息。所得到的声音都是缺乏水平定位感的、平面的声音。之所以这样做,是方便于在后期的制作中,通过加入人工混响来把录制到的声音放入任意一种性态的空间中。结果是,这样的声音是封闭的、平面的、孤立的、与外界隔绝的、没有空间信息的、不处于一个自然或者社会的环境中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音乐录音都是按照以上的方法。在爵士乐、布鲁斯音乐和交响乐的录音过程中也会在一个非强吸声的环境下使用立体声录音方式来拾取饱含空间信息的声音-音乐。但这毕竟不是现代音乐制作的主流。 常常有人问我实地录音是不是就是那种撑着很大的毛毛筒话筒在室外录音?其实那多半是电影声音的同期声录音或前期室外声音效果录音。在这类录音中,往往使用强指向性话筒。这种话筒可以做到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尽量拾取到所需要的声音,排除不需要的声音。在进入一个空间之前,往往已经预设了录音的目标和标准。 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现代商业音乐-声音制作的最大特征便是制作过程中全面的人工干预。 实地录音 就记录声音方法而言,实地录音使用便携式录音设备。与商业音乐、电影使用的大型的复杂的室内录音系统相比较,便携式录音设备-便携式录音机-更加小巧,便于携带和操作。实地录音是带着录音设备来到一个空间内,面对声音。而不是把声音从它所在的空间中抽离出来,放在录音话筒前。实地录音基本上采用双声道立体声录音技术。这种录音技术能够很好的记录整个空间内的声音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反应出录音空间的声学特性。被记录的声音是开放的、相互关联的、整体的、与所处环境息息相关的。在声音品质方面,当代的便携式录音设备完全可以满足出版级的质量要求。 就声音记录的对象而言,实地录音记录现实中内的各种声音。其关注的是一个空间内的声音,而不是空间内的某个声音。它注重的是空间内声音的整体性,关注的是一个由声音形成的场域。在录音过程中,录音主体不会主动干预空间内声音产生和传播。空间内所有的声音都是可接受的,甚至是需要被记录的。实地录音没有排他性。但这并不表明录音主体是随便跑到一个空间然后按一下录音按键。相反,恰恰是录音主体选择什么样的空间,记录什么样的声音成为实地录音这个记录行为优劣的关键。室内还是室外在这里根本就不是问题。 可以说实地录音记录的是一个声音景观,是一个声音场域。在这个由一系列声音形成的场域里,没有那个声音比其它声音更应该受到关注,每一个声音在聆听价值上都是同价的。正是这种同价聆听观念,使整个声音场域变得模糊、不确定、不可控、甚至混乱,但同时出现的是丰富、多样、多义、惊喜、意料之外。 实地录音最早出现在欧美。最初的实地录音工作者往往带着便携式录音设备走出录音棚走向室外,走入大自然。所以你通常会看到Field Recording这个词。早期的记录对象多是自然环境中的声音,所以你还会看到Nature Recording这个词。Nature Recordist 不会录任何社会界的声音,只录自然界的声音。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与实地录音相伴的对待声音的态度从声音本身的关注慢慢扩展开来,指向声音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层面。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由澳大利亚Simon Fraser大学的R. Murray Schafer创建领导的“The World Soundscape Project” — 世界声音景观项目的建立,标志着实地录音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美学观正式进入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学科Acoustic Ecology——声音生态学就此诞生。Murray Schafer也第一次使用了Soundscape这个词,并出版了一本名为《Soundscape》的书来阐明他的声音的美学以及声音在声音生态学中的意义和价值。 以此看来,实地录音的行为结果--“声音”有点异化了。它被放入一个新的领域里作为材料来支持一种人文科学研究的观点和结论。声音本身变得不重要了。它不在被聆听而仅仅是一个证据样本。 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在Murray Schafer的诸多的头衔中有一项为composer。实地录音作为一种方法和声音美学又回到了音乐的艺术创作中。至此,一种新的音乐类型、一种新的作曲方法也相应出现——Soundscpae。与具体音乐相比,虽然两者都是用具体的来自现实中的声音作为作曲的素材。但两者在声音-素材的处理手段上却是极端相反的。具体音乐是对待声音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从声音的物理学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在诸如频率、响度、音色、运动状态等维度上,进行各种现代音频技术工艺学上的技巧实施–分析、解构、重构。常常使用变调、音频调制、时间维度再组织、微观提取、拼贴混合等等。声音就如实验室里的研究对象。所以这时的声音是一个从其上下文关系中割断后放大的“声音物”- sound object。纯粹而独立。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它进行任意的改变。而最初的Soundscape则要求作曲家尽量保持声音的原始状态,不做过多,特别是音色上的处理。仅仅对声音进行时间轴上的结构安排。这表明Soudscape很重视声音所来自于的那个现实语境。正如它名字那样,作为作曲方法-风格的Soundscape实际上一种人工声音景观。它是人文的、感性的。当然聆听这种声音景观之前,你最好有一对新的耳朵和一颗新的听音乐的心。 *具体音乐的详细说明。 *在Soundscape出现以后,这个词有被滥用之嫌。因其语意的不明晰而受到各种各种人士的欢迎。以至于商业音乐软件音色库都不断的使用Soundscape充当标签。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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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f continue: aaajiao

继续的方式:啊角 艺术家啊角将数据作为可测量的实物、可观赏的景观,以此反观人与数据存在的互动关系 From:Randian 2012年3月9日 文:顾灵 编辑:何思衍(Daniel Ho) 事实是,我们都在找寻继续的方式。正是继续本身的可能性让我们为之着迷。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世界末日总被电影百拍不厌(当然拉斯•冯•提尔大谈特谈忧郁症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是另一回事)。从而任何关于“什么已死”的宣称才能吸引眼球,如里夫•门诺维奇(Lev Manovich)早在1996年就曾提出的计算机艺术之死的宣言,或2010年末凯文•凯利(Kevin Kelly)中国行的人大演讲标题“Web已死,Internet永生”。对永生的渴望可能始于皇帝远期东海求不老泉之类的野史或仙剑奇侠传中李逍遥初遇赵灵儿的仙池;但对采用编程算法进行实验创作的艺术家而言,永生或可在其作品中得以实现。 衍化艺术(自我衍生艺术,Generative Art)是由来自人工物件的演化程序所制作的表现。这里的程序并不特指电脑程序,泛指体系化算法。它诞生于70年代,与计算机同时出现,通常具有很强的形式感。衍化艺术的魅力在于自我衍生及其不可控性,而参考控制论(Cybernetics) ,不可控的都是有限制的。艺术家本人在创作过程中与程序拉扯角力,变化在过程中方才显现;艺术家根据可见的方向给予即时的调整,因为看见不可预知而产生快感。数字艺术家日日夜夜同计算机与各种设备和连接线打交道,他们的创造肯定不是硬件设备本身,抑或算法所生长的基础软体与语法规则,这些均是艺术家的工具;他们受其限制,正如手工艺人无法改变木头本身的软硬冷热但也无需自己种树培育新苗一样。 啊角(aaajiao)的作品《云》(cloud.data) 和《道恩灯塔水母》(Turritopsis Nutricula) 概属此类。前者有三个版本,在现场呈现时分别为:挂于低吊顶的12块平板显示屏、悬空上下并列面朝两边的两台iPad(运行“云”的app版本)与12座高低不等的分散立柱。“云”作为一个在互联网业界常被与计算、存储、销售联系在一起的词汇,象征着永久在线的统一集成、随处可得的与数据的紧密联系;在日常生活中不过是天空的过客,某些浪漫主义者追随的诗意,某些天气主义者发牢骚的对象。它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存在,如今在阿角错落有致的屏幕中飘过,颗粒的真实感造出看似触手可及的雾气,以云彩流动节奏时刻变化着,伴随着机械的微妙嘀嗒声。仿真的真相或在于其非真实性,仿真本身作为真实的摹本来比照真实的存在。经常地,虚拟的仿真比真实更拥挤。 《道恩灯塔水母》将这种可以返老还童、无性繁殖(成年水母可自行回到幼年水螅的状态,以触角脱落的自体分裂形式繁衍后代)的水母作为创作主体,它被认为自然界中首例永生可能性的实证发现。(2)啊角将其生命的自然形态转换为电子化的循环过程,反思自互联网发明以来,在依托其诞生的新的电脑维度中,一套自主运算程序将如何自发地生成一个生命体?这一生命体能否永生?这一课题或许是许多数字艺术家都在讨论的,原因恰在于虚拟本身的虚拟性,它究竟可以真实到什么程度?必须等到物联网时代的到来、“虚拟感知系统”与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物感知系统合二为一吗?还是有别的可能。阿角借此作品来认定一个生命体,以算法规则为其DNA,通过持续不间断的运算过程赋予其生命感:以屏幕为边界,五只悠游的水母,但凡一只出界,另一只立即入界,有如生命的往复循环,不息不止。其app版本《无限》则将观者带入水母内部,查看那些从微观霎时变宏观的点线面场,由此关照生命存在本身的无限空间感。 去见不可见、去知不可知,并将这重日常看来虚拟的新维度抛给生命的可能性,是啊角在做的:“自然和人工,这两个层面可看作现实与虚拟;在现实中,你去发现、发觉,在虚拟中,你可以去创造一个新维度。这维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将飞跃个人行为。两者都是失控的,可能越发展到后面,我们越无法把各种基本逻辑看全面,由此只能参与,达到简单的认知。但在后一维度上,我们有可能永生。这并非新观点,目前的时代正完全依赖于一个由人类创造出的新规则,那么在这样的维度中,新的永生是否存在?我们作为人自主创造出的维度和生存规则是否会真正影响我们、甚而将我们转换到里面去?”(3) 正如《连线》杂志创始人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其著名的《失控:机器、社会系统与经济世界的新生物学》书中写道的那样:“创造者必须把控制权交给被创造者,就好像耶和华把控制权让渡到人类手里一样。要想成为上帝——至少是有创造性的上帝——就必须放弃控制,拥抱不确定性。” 啊角2010年的个展《控制》就已经提出控制与反控制、控制与不能控制、甚而不控制的关系。如作品《开关》,它以互动的形式将观众套入一个冒着“死磕儿劲”的死循环:每当观者拨动木盒子上的开关,从盒子里立即伸出一只小手将开关扳回,盒子由此关上。它引诱你去拨动它,却又驳回了你拨动的后果,这是对“行为-反馈”本身幽默的观察与无奈的讽刺。该展览的策展人李振华与啊角合作多次,如2011年中在巴塞尔Liste16的《与我同行》和在2011年末香港由录映太奇(videotage)主办的《平行世界》。两人于2008年合作过一个名叫010000的项目,它作为一个不断消减的万年记时存在于一个在线网站中,双方为该作品签订了一个买卖双方的万年契约:“阶段性的时间存在于虚拟与真实世界,最终丢失在浩瀚的宇宙空间,时间观念被消解,既没有起始,哪里有终结。”据契约规定,啊角必须负责网站程序的正常运营,在万年这样既具体又抽象的漫长时间中,如何保证,这亦是一种控制在时间维度上的命题。 2011年底在“其他画廊”举办的个展《安慰剂》分享了前年在“控制”中展出的几件旧作,如《数据度量衡》系列:《博客考古》(Blog Archaeological)使用电子秤为 Jorn Barger 所建立的 RobotWisdom.com 的十年网页截屏与html文件称重,一字排开的迷你秤置放在博物馆式的玻璃柜中,不时闪动变化的数码数字供人观瞻;《水测》(Water Measure)用水滴来测量一份邮件发送名单(数据来源:ArtMailArt)的体积(将文件转换为二进制),0滴一滴水,1滴一串水;水滴入带嘴烧瓶,满溢流出并逐渐漫延扩张,其物理形态可能是对参观的干扰,但渐大的水潭却可形成一面倒映周遭作品的地表之镜;造型上借鉴了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伟大影片《2001太空漫游》中巨大的黑色石碑,三部曲之三的雕塑装置《长城长》(英文gfwlist意为:被中国网络防火墙封锁的网址清单)因前往香港展出而缺席。李振华在《控制》一文中提到:“将那些不可见的知识、数据转化为可见的、日常的认知过程,此类作品同样可被看作是来自观念艺术的范畴,因为其视觉化的形态来自当代视觉艺术领域。”作品的前提思考大概源于啊角应邀撰写的《Blog考古》一文(发表于《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年第9期“注目”专题),尽管有着视觉上的考量,但度量衡本身即是原始数据计算的方法与工具,这也算是古今呼应的算法回归。 此次展出的新作《北斗神拳》(BDSQ)、《HAL》及《穷人采矿》(Poor Mining)。前二者利用从属于glitch(数码系统故障)的datamosh算法(数码压缩制像)对影像节选作处理,其效果与移动电视信号障碍时产生的花屏如出一辙,实则是将影像的所有关键帧抽离;《北斗神拳》的视频被放在一个牛皮头套的景深,牛皮的弹性与小型影像的压迫感有如观者的紧箍咒。它们是一对精心策划的方案项目,勾肩搭背地想把观者吸入其中,但形式的用意堆积还不足以将之印入脑际。《穷人采矿》则以bitcoin.org (4) 的虚拟货币作为语境来源,采集其采矿机的运转噪音并播放,但由于展厅布置的局限,声音作为一种预期结构并不成立,它未能在拥挤的展厅中得到支撑,艺术家期望达成的虚拟平衡也就无处可循。加之展览本身新旧作品的拥挤混排,模糊了时间线索,使艺术家期望的“前、后传”并未清晰彰显。这些作品依然继承了阿角对人的交流结构、网络时代伴生的新的互动方式的兴趣,从习以为常切入,以流动化的数据构建交流中问题的棱角映射,让观者不期而遇某个发生。 回顾啊角创作于2007年的首件作品《Jelly.data》至今,他不断尝试着各种新的媒材方式,从互动屏幕变形成像到撇除观念纯视觉效果的算法衍化平面、从对声音的录音与播放循环的探索尝试到与舞者和音乐家合作的表演现场。这一路对“新”的持续尝试与探索可能是为了赋予创作的呈现以新鲜感与未曾实现的假想可能。然而这种“新”是否可假作品以“永生”,则是艺术家需要考虑的;当“无新可新”时,对“新”的定义也会改变;不再局限于媒材、呈现方式等后一步“描述”,而是先入到那出发点之前? 关于啊角 http://eventstructure.com/ 啊角aaajiao从网名Chromatic Corner翻译而来,但看来他并非“单只角”的人。 啊角本名徐文恺,在父母供职的西安设计院长大,见证了从硫酸纸画到电脑的绘图发展史,对建筑的兴趣来自于此。啊角就读高中时便开始制作网站,与同龄人一样浸淫于亚文化的熏陶,实验音乐可能是许多数字艺术家的入口。2006年,啊角开始将知名新媒体艺术博客站wmna译成中文姊妹站“我们搞钱不搞艺术”。2008年,啊角作为合伙人之一创办“新单位”,以零租办公空间的形式激发各行业创意人士之间的火花。去年刚在惠特尼美国艺术馆(The Whitney Museum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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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sia Contemporary Art Forum @ MoCA Shanghai

东亚当代艺术论坛 时间:2012年2月18日 周六 14:00-17:00 地点:上海黄浦区南京西路231号人民公园7号门内,上海当代艺术馆三楼 主办:上海当代艺术馆 主题:东亚当代社会环境中,艺术的社会性原创动力的改变;以及在自然环境、经济社会都急速变化的东亚地区,艺术家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和扮演怎样的角色。 主讲人: 椿昇(Tsubaki Noboru,日本艺术家、京都造形艺术大学教授、京都艺术家高峰论坛发起人) 金善姬(KIM Sunhee,韩国策展人) 丁乙(中国艺术家,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教授) 邱志杰(中国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2012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 王春辰(中国评论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参与论坛的艺术家: 段建宇(中)、李柱龙(LEE Juyong,韩)、水越香重子(MIZUKOSHI Kaeko,日)、许恩庆(HUR Unkyung,韩)、潘剑锋(中)、邱黯雄(中)、泽田知子(SAWADA Tomoko,日)、涂维政(中)、元性媛(WON Seoungwon,韩)     椿昇:艺术的直接民主 今天我想谈谈日本当代艺术的一个方面。如你所知,20年前日本的经济就已十分繁荣,但当时日本社会对当代艺术并不怎么感兴趣。有鉴于此,近年来其他亚洲国家开始积极地运用当代艺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工具时,日本反而被孤立起来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西方文化进入日本是与近年来日本的现代化并行同步的。这点今天先略去不提。不过还得长话短说,日本有钱人对作为文化传承的传统茶道的喜爱远高于来自西方的现代艺术。这就导致了参战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并不具备接受当代艺术的前提条件。而如今日本波普文化的代表动漫正是从战后日本的嘈乱景况中诞生的,它也成为新贵们文化消费的主要对象。由此,对当代艺术之价值的认识成了一戳即破的泡泡。 然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量热钱流入市场,艺术品被认为是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尚品。然而,日本有钱人却更重视古典艺术性而非纯粹的投资价值。于是,他们并不明智地购买了大量价格高昂的印象派绘画,而错失了将购买当代艺术作为全球战略性投资的大好机会。 中国有句古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民主化和沟通性的艺术可以成为振兴民主的催化剂。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颇具价值的财富。 这种民主化和沟通性艺术的平台之一是由Fram Kitagawa在其家乡越后发起的“越后妻有三年展”(Echigo-Tsulnari Art Triennale),这是一个人口稀少、常年多雪的地区。二年前我作为志愿者前往越后帮助当地人移除过多的积雪。这张照片中是越后地区的一座禅庙。今年越后地区的雪灾尤其严重,积雪高达4米,当地政府不得不花费高达2500円每人每小时来清理积雪。对孤老而言,这意味着在支付高昂的税费同时还得每年忍受自然带来的雪灾天气。 希望大家能访问三年展的网站,因为越后妻有确实做了许多独到创举。首先,三年展总监Kitagawa亲自挑选艺术家,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日本堪称奇迹。其次,三年展引入了许多来自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实验性、协作性项目,并将之作为当地政府公共项目的一部分,如图书馆或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这使得项目颇具时效性与远见卓识。当然这也是帮政府合理花钱的好办法,因为通常政府不会为某个单独的艺术项目投钱。 其三,三年展吸引了众多青年志愿者介入到社会系统中,前往当地探访一些年久失修、少人居住的地区。这些被称为“Kohebi”的青年志愿者群体大多来自城市,他们住在村庄空置的房子里,从事各种志愿工作,比如打扫将要成为展厅的空房子,或种树。这着实是场让人大开眼界的展览,并确实通过三年展的活动振兴了当地的社区形势。当然,悲剧总不可避免。我听说一个故事,当地的一个农民爱上了一位来做志愿者的女孩,并向她求婚;女孩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艺术作为某种超脱绝伦的体验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间挣扎。 越后妻有的成功又促生了濑户内国际艺术节(Setouchi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然而,濑户内的背景同越后妻有很不一样。濑户内已经有了直岛贝尼赛艺术站(Beness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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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Democracy for Art

艺术的直接民主 今天我想谈谈日本当代艺术的一个方面。如你所知,20年前日本的经济就已十分繁荣,但当时日本社会对当代艺术并不怎么感兴趣。有鉴于此,近年来其他亚洲国家开始积极地运用当代艺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工具时,日本反而被孤立起来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西方文化进入日本是与近年来日本的现代化并行同步的。这点今天先略去不提。不过还得长话短说,日本有钱人对作为文化传承的传统茶道的喜爱远高于来自西方的现代艺术。这就导致了参战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并不具备接受当代艺术的前提条件。而如今日本波普文化的代表动漫正是从战后日本的嘈乱景况中诞生的,它也成为新贵们文化消费的主要对象。由此,对当代艺术之价值的认识成了一戳即破的泡泡。   然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量热钱流入市场,艺术品被认为是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尚品。然而,日本有钱人却更重视古典艺术性而非纯粹的投资价值。于是,他们并不明智地购买了大量价格高昂的印象派绘画,而错失了将购买当代艺术作为全球战略性投资的大好机会。   中国有句古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民主化和沟通性的艺术可以成为振兴民主的催化剂。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颇具价值的财富。   这种民主化和沟通性艺术的平台之一是由Fram Kitagawa在其家乡越后发起的“越后妻有三年展”(Echigo-Tsulnari Art Triennale),这是一个人口稀少、常年多雪的地区。二年前我作为志愿者前往越后帮助当地人移除过多的积雪。这张照片中是越后地区的一座禅庙。今年越后地区的雪灾尤其严重,积雪高达4米,当地政府不得不花费高达2500円每人每小时来清理积雪。对孤老而言,这意味着在支付高昂的税费同时还得每年忍受自然带来的雪灾天气。   希望大家能访问三年展的网站,因为越后妻有确实做了许多独到创举。首先,三年展总监Kitagawa亲自挑选艺术家,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日本堪称奇迹。其次,三年展引入了许多来自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实验性、协作性项目,并将之作为当地政府公共项目的一部分,如图书馆或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这使得项目颇具时效性与远见卓识。当然这也是帮政府合理花钱的好办法,因为通常政府不会为某个单独的艺术项目投钱。   其三,三年展吸引了众多青年志愿者介入到社会系统中,前往当地探访一些年久失修、少人居住的地区。这些被称为“Kohebi”的青年志愿者群体大多来自城市,他们住在村庄空置的房子里,从事各种志愿工作,比如打扫将要成为展厅的空房子,或种树。这着实是场让人大开眼界的展览,并确实通过三年展的活动振兴了当地的社区形势。当然,悲剧总不可避免。我听说一个故事,当地的一个农民爱上了一位来做志愿者的女孩,并向她求婚;女孩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艺术作为某种超脱绝伦的体验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间挣扎。   越后妻有的成功又促生了濑户内国际艺术节(Setouchi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然而,濑户内的背景同越后妻有很不一样。濑户内已经有了直岛贝尼赛艺术站(Benesse Art Site Naoshima),并已然成为日本当代艺术屈指可数的朝圣地之一。在艺术站开幕之初,每日的访问量仅几十人。然而,眼光长远的艺术站总监福武先生却通过长期耐心的呵护与卓越积极的投入将之塑造为日本当代艺术界的成功神话。越后妻有同直岛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在一个落后地区进行完全实验性、开创性的项目,而后者更倾向于商业。这两者均可成为讨论同类项目时的重要参考。比如另一个独立艺术项目别府项目,以及一家颇为成功的独立美术馆:十和田现代美术馆(Towada Art Center)。十和田作为一个美术馆的成功案例,拥有自己的永久收藏,并将美术馆的建筑视作保护艺术品的保险箱。这一理念让美术馆拥有价值连城的优质藏品,由此在日本美术馆界独树一帜。   与之相反,青森美术馆(Aomori Museum of Art)的筹建资金雄厚,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当地核电站提供的补贴。讽刺的是,青森美术馆所在的地方就靠近越后。   还有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越后妻有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举办结构保留了某种古老的传统,即所谓朝圣的复兴。朝圣不仅见于日本,也见于其他许多国家。朝圣与自律(修炼)相联系。在日本,88座寺庙联结而成的多地朝圣网即知名的“四国朝圣”。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同“四国朝圣”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也就是说,濑户内国际艺术节借“信仰之力”成为瞻仰杰出艺术作品的新朝圣地,由此吸引了许多参观者,并从而振兴了当地的工业与文化。这也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课题来加以研究。世界上朝圣地的参考有鼎鼎大名的麦加(Pilgrimage to Mecca)和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最后,我想说说我们国家最近遭受的灾难。PPT中这张照片摄于去年4月24日。我和几个朋友自主发起了一个名为“有劲儿的大脚”(VITALFOOT)的项目,即为灾区捐献自行车,人们可以骑着这些自行车去灾区发放水和供暖油料。灾区的毁灭性景象让我们无言以对。大船渡市的这座幼儿园坐落在一座小山上,由于幼儿园的校车司机明锐机智地在地震之后即刻把车开回了山上,从而孩子们得以幸免于难。然而,其他地区的许多校车中的许多孩子却被海水吞噬。但这一切灾难并不仅仅缘自海啸本身,更归咎于我们对祖先古话的忽视,比如“别在低于这座石碑的地方建房子”。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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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te on “Urban Play”

短评《都市戏剧》 北京市中心商圈南部的“乐成中心”: 由唐泽慧策展的“都市戏剧——情境特定公共艺术展” 2012年1月30日 文:爱安啊 译:顾灵 From:Randian 乐成,这个浪漫的名字在这里指向北京市中心商圈南部的“乐成中心”(Landgent Centre),这类集办公、购物、地铁站于一身的综合楼宇正持续而快速地席卷城市。它们通常与公共艺术似乎扯不上关系。然而由唐泽慧策展的“都市戏剧——情境特定公共艺术展”(“Urban Play: a Site-Specific Art Exhibition”)却恰恰在此发生,为期一个月的展览为京城的冬日平添了几分艺术气息。这场在商业领地安营扎寨的艺术活动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反倒让整个空间生意盎然起来。 参展作品包括装置、演出、舞蹈与声音,其中个别作品尤为出跳。乐成中心楼前的广场上放着一排三座玫瑰红色的平顶金字塔,从开口进去,是一片漆黑——但整座装置实在让你无法拒绝。眼睛刚适应黑暗,就有兴奋难抑的志愿者向你递来几张A4白纸,眼前的一切逐渐清晰起来,伴随着某种令人惊叹的简洁。这个大暗箱是澳大利亚建筑设计师郭安迪(Andrew Toland)的作品;而纸上游曳的正是暗箱之外那不由自主的世界——开幕式湮没在一个雨夜,灯火阑珊,人影往来。 来到建筑的地下一层,吉安卡洛·诺斯(Giancarlo Norese)的机智变身为无数片小镍币嵌在墙壁里。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小屏幕,播放着一只真人尺寸、不时眨眼、正视观众的眼睛(来自艺术家本人),它隐藏在一片满是绿扁豆的巨幅广告招贴里。这位入侵者立马让人跌入到超现实中,却又无比睿智:幽默是全球通用的沟通法宝(却常被艺术所忽视);尤其在公众面前,当诚挚会被日常琐碎消解,幽默的态度就再合适不过。尽管如此,在诺斯对作品的简介中依然不乏迷人诗意的修辞,它们好似光的碎片,诸如“轻如鸿毛的极简举动”与“建筑勘误”。 不经意的机智欢快地潜入“舞台”:一出舞蹈表演在底楼电梯上演,宣告展览开幕。舞者们穿着工作服,编舞与汪建伟在尤伦斯的个展“黄灯”中颇为异曲同工,后者中演员们必须横着爬上移动着的电动扶梯。几个倒霉的顾客带着孩子被这群突如其来者逮了个正着,演员们把扶梯登时挤得水泄不通,观众们被搞得跌跌撞撞、满脸通红——这个无从预知的意外或许正是全场的高潮——观众们也参与到这出“都市戏剧”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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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DROME’s Curators Talk-3rd Athens Biennal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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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三届雅典双年展——“单值”策展人访谈 来源:Yatzer 作者:Apostolos Mitsios 编译:顾灵 雅典,希腊的首都,作为当下全球瞩目的焦点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关键转变,然而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同样经历创意危机。2011年第三届雅典双年展“单值”(10月23日 – 12月11日),希腊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展,是城市脉搏跳动活力的例证。尽管艺术并非是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定能引发一些有趣的问题。由知名策展人、评论家Nicolas Bourriaud[i]与XYZ[ii](其成员Xenia Kalpaktsoglou & Poka-Yio是雅典双年展的联合总监)组成的策展团队以“单值”(MONODROME)的主题在转角邂逅了一个几乎不真实的巧合:小王子遇见瓦尔特•本雅明(The Little Prince meets Walter Benjamin)。 雅典双年展三部曲的前两部分别为2007年的“摧毁雅典”(DESTROY ATHENS )与2009年的“天堂”(Heaven)。“单值”(MONODROME)在雅典市中心网罗大量活动与项目尽纳伞下,总计110位参展艺术家与众多演出、互动、工作坊与公开讲座。第三届雅典双年展的展馆分设于Plateia Theatrou的Diplareios School (一所成立于20世纪、招生广泛、影响深远的工艺学院),位于Parko Eleftherias的艺术中心,与Eleftherios Venizelos美术馆与反独裁民主抵抗博物馆(the Museum of Anti-dictatori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我们诚邀您阅读下文与第三届雅典双年展策展人Nicolas Bourriaud 与XYZ的访谈,探索展览中所有潜藏的小秘密! 问:雅典当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既来自经济也来自道德。与此同时举办一场大型艺术展览的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城市的一切都无时不刻地改变着。现状局势是如何影响第三届雅典双年展的策展的? 希腊的当前局势异常艰难与复杂,这让双年展不可避免地被牵扯为一个政治决定。“单值”(MONODROME)处于希腊当代史空前危机的正中,这一危机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整个国家踟蹰于银行破产的沼泽地里,文化教育的拨款无疑被头号减免。过去的十年见证了双年展的一系列“一鸣惊人”,乐于强调国家与城市的政治形势与情状,且对市场敞开怀抱。如今的金融危机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双年展是否也可是一个暂停、自我反省的时刻,一种假以质询我们的审美价值及其与政治或伦理关系的渠道。“单值”是一个仓促的构想,其表达的意义很是苍白。展览截至目前没有一个赞助商,国家的支持还未确认,因此展览的实现全需感谢每一个参与人,他们的热情与合作、坚定与耐性和富于远见的信任,尤其是来自广大志愿者的无价付出,感谢雅典双年展的朋友们。 今年的双年展有何值得期待的精彩内容?你们此次的最大理想与担忧是什么? 希腊危机并非纯粹是一个国家的危机,它来自全球金融语境,并影响全球经济局势。这是对经济泡沫破裂的本土衰败,后者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如何才能不自欺欺人地描述对其的感知与思考?我们决定反省这一局势的最佳方式是组织一股策展力量,来挑战我们对希腊局势的立场。就某种意义上说,“单值”试图把多样的迷局碎片拼出一张完整“此时此地”说明书,以此反映全球化与区域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定探索文化行动“新模式”的基调。“单值”理想的展出并非锦上添花的艺术,而是对既定社会中的社会讨论的关键因素。 第三届雅典双年展背后的主题是一场别致的邂逅:小王子遇见瓦尔特·本雅明。这个点子是怎么来的?这场想象的邂逅与双年展有着怎样的联系? “单值”借鉴了瓦尔特·本雅明的生活与创作,灵感也同样来自其同名书(单向街, 1928)。试图通过小王子与瓦尔特·本雅明之间的虚构对话来表达某种讲述。当这名学者在面对逐步升级的窘迫忧虑时退避三舍,小王子却以其让人开怀的童言无忌不断向局势本身提问。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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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by artist Tomas Saraceno opens at the Museum for Contemporary Art in Berlin

  BERLIN.- Tomás Saraceno’s installations shatter traditional concepts relating to place, time, gravity and traditional ideas as to what constitutes architecture. His works are utopian and invite the viewer to play a part in their impact on a particular space, a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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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how to do things with art艺术能做什么——提诺•赛格尔(TinoSehgal)

时间:    2011.09.09  16:00(周五 Fri.) 地点:    圆明园路169号协进大楼1F 参与者: 李=李牧(艺术家) 灵=顾灵(编辑) 刘=刘迎九(上海外滩美术馆副馆长) 比=比利安娜·思瑞克(独立策展人) 语言:    中文、英文 比: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我想先介绍一下占领舞台项目:这一由我策划的系列项目从今年3月份开始,关注现场艺术(live-based art),包括表演、偶发等各类形式。每个项目所合作的机构都不相同,三月份我们邀请了一批中国青年艺术家做了《回放》的活动,把一些重要的、经典的、影响过他们的作品做一个重新的诠释,一个他们自己的版本。比如今天的与会者之一李牧,他也参与了《回放》的活动。然后TinoSehgal是这一系列的第四个活动,是系列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活动,从6月份开始在上海当代艺术馆(MoCA),7、8月份在上海民生美术馆,现在来到最后一站——位于虎丘路的上海外滩美术馆工作室。 本次座谈的标题借用了Dorothea Von Hantelmann的书名《艺术能做什么》(How to do things with Art, 由JPR Ringier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在书中她举了四个艺术家的案例,其中就有TinoSehgal:探讨今天艺术家的工作,其可能性与局限性。今天的讲座会比较特殊,因为TinoSehgal没有任何的物质保留,因此你们不会看到任何图片或者ppt之类的演示,完全凭我们嘴上说的。这本书关于TinoSehgal的部分会翻译并登载于《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的九月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买来看看。 TinoSehgal的作品被称为“情境建构”,他创作最大的贡献在于尝试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他的作品不保留任何物质记录,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照片、录像,观众进入展厅,没有任何标签,从不允许制作请柬抑或在杂志上登载广告。这次我带来的他的作品有两件,都是相对早期2003年的作品,一是《这是新的》,二是《这是交换》。《这是新的》由美术馆售票处的工作人员挑选一条每日报纸头条新闻,并在售票时向观众播报,讲完新闻后会告诉观众作品的标签“《这是新的》,TinoSehgal,2003年的作品”。《这是交换》涉及了7、8位诠释者,他们来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包括媒体,投资,法律,心理学等,反正是非艺术专业的、对市场经济特别关注的人,他们会和观众交谈关于市场经济的话题,以门票半价来购买观众对市场经济的看法。Sehgal的作品通常都会由这类诠释者来完成,这些人可以是小孩子,或者美术馆保安、工作人员,也可以像这一次是对市场经济有一定见解的人。他的作品基本上都在美术馆环境里完成,所以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这些作品一定要在美术馆空间里完成?作品和美术馆有怎样的关系?那Sehgal的考虑是:美术馆作为西方的一个系统,它的社会角色;通常当我们谈到美术馆时,一个公认的角色是教育大众,但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是为Sehgal在创作时所特别关注的,那就是统治公众的思想与行动。其实从福柯的理论来说,有点像医院,因为当你进入美术馆空间时,其实观众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机构中会有一个特定的举动。美术馆从某种程度上掌控了话语权,而同时观众的话语权是被拿掉了。你就是进来参观一个由策展人、美术馆或博物馆所定义的所谓的“这就是好艺术”,它就在美术馆里。Sehgal的作品其实提供给观众一个突破口,给予观众某种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通过他的作品来表达他的观念。说到观念,我还想谈一下他的创作与观念艺术的关系,因为他一直反对将自己归为“行为艺术家”,他(认为自己)可能更多是一名观念艺术家。但是他和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观念艺术很不一样,因为当年观念艺术其实有很多是反对市场、但之后还是进入了市场流通体系;但Sehgal其实并不反对市场、而是将市场视为在艺术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链接线索。所以他的作品照样可以销售,每件作品基本上都会有四个版本。这就是他和原本的观念艺术的上下文最大的区别。由于其作品没有任何的物质保留,所以我想有必要介绍一下他作品的销售方式:每一次交易现场,会有一个法律证明人,艺术家,收藏机构或收藏家;艺术家会口头立下交易合同并由收藏家重复一遍;交易采用现金支付,也没有任何发票或收据。艺术家把如何实现这个作品交代给收藏机构,作品的交接即算完成;这一事实发生过的唯一证明是在场的法律证明人。 关于Sehgal另一个有意思的点是之前已经反复提及的,即他的创作没有任何物质的作品,这很重要,他选择用一些比较原始的表达,比如舞蹈、歌唱、人身体的动作都是最原始的表达,可以说,作品短暂存在于所谓诠释者或者观众的身上。 把Sehgal的作品带到中国来,其实我觉得在当下这样一个市场洗牌的时期是比较适当的。虽然作品创作于2003年,但我们每个人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有这样的意识(反省)想必是必须的。今天的讨论将从TinoSehgal的艺术创作出发,扩展探讨艺术家、艺术工作者在当今的艺术环境中的局限性与可能性。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在依照一种特定的游戏规则在工作。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Sehgal的工作方式,他并非单纯地批判某个当下的现实,或是对某种现象进行批评,而是创造一个新的方式与模式在这个系统中工作,这对我是很大的启发。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归根结底Sehgal的作品需要个体去现场体验,需要观众与诠释者一同去完成作品。待会讲座结束后,大家可以去工作室亲自体会一下这件作品。 灵:这次座谈的英文标题也即Dorothea Von Hantelmann的书名“How to do things with art”可能翻译成“怎样”比“能否”更合适。Sehgal在评价其创作对艺术体系的批判时如是说:“我觉得20世纪主要会被‘怎么’这个问题导致——我怎么生产一个产品或我怎么和某些人有关系?…而这又暗示着怎样的伦理?”所以有些评论家说Sehgal的作品是“对市场的抵制”其实是一种误读。Sehgal恰恰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之内来玩市场经济的游戏,由此所谓的“抵制”其实会来得更强烈。 在我写这篇评论时,采访了一些诠释者与参与作品的观众,其中一位观众是一名青年艺术家唐狄鑫,他说如果同样的作品理念由一名中国艺术家在中国本土来做,可能它实现的意义不会那么大,或者压根儿就没可能来实现。为什么?因为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是政治经济评论家,评论政治、经济如同下酒菜那般日常。这件作品得以实现的本身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西方博物馆系统的一种验证。 我想通过几个关键词来与大家分享我对TinoSehgal作品的看法: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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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zio Cattela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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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古根海姆最新个展“All”(所有) 2011年11月4日-2012年1月22日 意大利人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被视作挑衅者、弄潮儿、当下时代的悲情诗人,他创作了近年当代艺术景观中最令人难忘的几幅图像。此次回顾展将全面回顾卡特兰的全部创作,也即展览标题“All”(所有)的来由,逾130件借自全球各地私人或公共收藏的作品将与公众见面,创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最近的新作。 卡特兰的创作取材广泛,从大众文化、历史、区域民族到自省,其见解玩世不恭而深刻。 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卡特兰创作了无数引人不安、变化多端的雕塑与装置作品,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矛盾。卡特兰将为此次调研展多身定制一座现场装置,在古根海姆的圆形大厅中央为卡特兰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给出圆满归结。 卡特兰艺术创作的许多灵感都来自他的童年时代,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多瓦(padua),那段青葱岁月在家庭的窘困、教师的惩戒与做粗活赚些零钱中度过。这些早年经历植根于艺术家反权威的艺术创作中,对剥削阶层的鄙视在其早年的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其全部作品都指摘政治与社会,艺术家在其以象征图示为主的特色表演中将自己打扮成一名凡夫俗子,一个蠢蛋,以此来刺激观众,告诉所有人其实没有必要自作傻瓜。 粗暴、挑衅、肆无忌惮是描述卡特兰雕塑的关键词,反政府主义渗透于其作品中,常论及的话题包括其意大利人的国籍与这个国家动荡混乱的政治局势,对道德的深刻追问是其创作中心,对标本玩偶的循环使用表达了一种表象的生活,用实际死亡的预设作为探讨主题的手段之一。 在古根海姆纽约标志性的螺旋大厅中央,每件作品都被吊在绳子上,仿若被实施绞刑。以纯粹卡特兰的新奇展示方式抵抗传统的展览形式,从天而降的雕塑们宛如一体,貌似被集体处决,概莫能外,这些艺术作品即悲剧本身。以时间为序的回顾展创造了为现场度身定制的大型装置组,以此庆贺其自身的徒劳无功,也是对卡特兰迄今创作的终极升华。 November 4, 2011–January 22, 2012 much of cattelan’s artistic practice is fueled by his childhood. growing up in the northern italian city of padua, his youth was marked by economic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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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alogue in Space: Tino Sehgal’s “Taking the Stage Over” project in Shanghai.

From Randian by Gu Ling (translated by Rebecca Catching) A bright red banner proclaiming “We are the Communist Party” hung over the gates of the Shanghai Art Museum, while the headline news on that day, July 1, 2011, read “The 90th Anniversar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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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B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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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里对话——Tino Sehgal@上海“占领舞台”项目

Link on Randian 坐上与来时的同一辆车,同一个座位,惟独司机面露疲色。车头玻璃贴着工人先锋号的标语,底色的红与上海美术馆门口立着的“咱们共产党人”展览彩旗一般鲜艳。“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是2011年7月1日的报纸头条,亦是正在上海当代艺术馆展出的Tino Sehgal创作于2003年的作品“这是新的”(This is New)在当日所作的播报。售票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因这段持续20天的“一对一”新闻播报而收获当月的双倍薪资;由此可一窥拥有经济学背景的Sehgal将市场经济的元素揉入其作品,使之无所不在。 一对银发夫妇接过门票,听闻这一消息,朗然一笑。每日头条,或天灾人祸、或政党加冕,媒体舆论本身并非全然自由,这头条新闻想必也在“无形的手”控制之内。这些被筛选过滤的重大时事/事实,映射在听者脸上,有疑惑者、有不置可否、有怔然所思,从而其收获的应答也各有不同。转身走开的便无从得知这是Sehgal的一件作品,有所表示的会听闻作品标签,追根究底者则可收获更多介绍。这一信息给予、反馈、再检索的过程直接了然,给予进入美术馆空间的观众以全新的旅程伊始。 在上海当代艺术馆同期展出的“道法自然”均是抽象绘画,他们浮在墙面上,和洒进空间的自然光相得益彰。沿着弧形楼梯的落地玻璃窗请进外面的摇曳绿意,恰是在其间的一片空白中,从二楼天顶吊下两串支离错落的白色椅子的残骸。Seghal的第二件作品“这是交易”(This is Exchange)就发生在这里。经过层层面试与培训的诠释者,向每一位经过这片展示区域的参观者握手交谈。但请注意,这交谈并非自由与无偿,好似其中一位诠释者所比喻的“古希腊广场上身着白袍的智者间激情洋溢的辩论”,彼时四围的多立克柱会威严地守卫这片思辨的场域;想来与南方文人在自造山水的宅邸中游走笔墨、鸿儒雅集的私家意趣亦无可比。Sehgal给这段交谈所拟的剧本仍是一个交易邀请:“您好!我是张三,这是Tino Sehgal创作于2003年的作品《这是交易》。我邀请您与我交流关于市场经济的看法,如您与我(们)交谈5分钟,且谈话有所立意,您就会得到门票半价的减免优惠,并可现场在售票处取回退费。”同样,这些百里挑一的诠释者并非志愿,其每日的“自我展览”将收获25人民币/小时的报酬;如果按朝九晚五的上班时间计算,那连续一个月的展览报酬也将与一名普通白领的月薪水平相当。 Sehgal在论及美术馆空间时如是说,“美术馆,通常被认为是收藏、整理、展示历史艺术之所在;然而有另一视角,让我不得不追问其在西方社会占有中心地位的道理,及其伸向当今社会不同文化领域触角的真正原因。简言之,通过这一视角看到的美术馆是独自为政的工党或自由党派政府;它作为一种世俗仪式来激活社会基础并将之付诸实践。[L1] ”钱老的《围城》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且永不过时,“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或许也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当代艺术家与美术馆的关系。Sehgal将作品置于最典型的美术馆空间:白色、高敞,并立足于此质疑空间本身的身份,美术馆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美术馆消费者对后者的看法与反馈。而其作品,即基于其预设“剧本”与定义“标签”而开展的真人现场即时交流,却仍是遵循美术馆的传统展览体系,随着开馆、闭馆而出现、消失。然而最令人意外的,是这位体系的批评者依然基于这一体系而运作,他的作品绝大多数被美术馆收藏,赫赫有名的古根海姆、泰特与MoMA,为了收藏其作品而大费周章,一是因为艺术家要求不能留下任何实体记录,所以相关法务与公证人士均须在场;二是这类圆桌会议的召开得等艺术家笃悠悠地坐火车来(Sehgal坚持不坐飞机,想必肯定有许多碳足迹公司——不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争相找Sehgal做代言,何况他还会跳舞)。  [L1]While the art museum may mostly be considered a place for art history and a classifying repository for artworks of the past, there is another perspective which to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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